汪暉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
研究領域：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社會理論、民族區域研究等
代表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世紀的誕生》《去政治化的政治》等
世紀的誕生標誌著中國歷史中全球共時性的誕生，以及為改造這一共時關係內部的不均衡性而展開的鬥爭和探索。只有從中國歷史脈絡和世界歷史鉅變的雙重視角才能把握20世紀中國歷史的位置。
獨特時勢的把握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鉅變的影響下，不同的力量形成了各自對於時勢的判斷，也由此產生了時間觀上的相互競爭。例如，康有為在《禮運注·序》（1901年，自述作於1884年）中提出了孔子紀年，劉師培於1903年提出了“黃帝紀年論”。這些時間觀相互對立，但共享著一種新的進步意識，即歷史與時間軸線的統一。1900年是庚子年，也是光緒二十六年。這一年的1月30日午夜，流亡在夏威夷的梁啟超感慨萬千，寫下《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
梁啟超把兩個重要的新概念放在一起，一是表示時間的20世紀，二是表示空間的太平洋。這一迥異於過往表述的新的時空觀在此後成為更加普遍的表述，為探討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提供了新的時空框架。首先看時間。對梁啟超而言，世紀不只是紀年方式，也是對歷史時勢的認知和界定，對行動根據的判斷，一切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都在這種劇烈的歷史意識的變遷中重新組合。20世紀的概念雖然是在與“公羊三世說”等儒學敘事的相互糾纏中誕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說”或其他經典歷史敘述無法應對這一時代鉅變之性質的產物。
“世紀”概念的普遍化得緣於新的時勢。從空間角度觀察這一概念，太平洋時代與從19世紀末期開始的美國崛起有著密切的關係。全球資本主義重心開始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在這一廣袤空間，除了19世紀的舊帝國，又崛起了兩個新的政治經濟體，或用楊度的話說是“經濟戰爭國”，即美國與日本，世界局勢由此鉅變，20世紀中國及其命運與這一鉅變息息相關。梁啟超在長詩裡已經開始用“民族帝國主義”這個詞，而在1903年，他從經濟的角度論述了20世紀的時代特徵。這一年，梁啟超在美國大陸就近考察這一“經濟戰爭國”，發表了長文《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從經濟壟斷、生產過剩、資本控制等方面研究20世紀資本主義的新特徵，提出“托辣斯者，生計界之帝國主義也；夫政治界之必趨於帝國主義，與生計界之必趨於托辣斯，皆物競天擇自然之運，不得不爾”，補充了他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對美西戰爭後美國太平洋擴張的真正動力的解釋。
世紀的降臨是一個事件：啟用這一時間概念正是為了終止舊的時間概念，從而20世紀不可能從先前的時間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發展而來，既不可能從王朝紀年、黃帝紀年或孔子紀年等時間序列中來說明這一概念，也不可能從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的時間序列中去把握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時間概念都將在這一時代被重構為20世紀的前史。世紀概念提供了一種認識論的框架，將多元空間和多元時間納入共時性的普遍歷史，並由此開始了對這一普遍歷史內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產生的矛盾和衝突的思考。20世紀與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是一般時間上的區分，而是對一個獨特時勢的把握。在這一獨特的歷史時刻，人們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紀甚至更早時期的歐洲和全球問題，為現代中國“創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別中國在全球中的獨特位置。因此，對於20世紀的歷史敘述需要採用一種顛倒的方式來理解：20世紀不是其前史的結果，而是其前史的創制者。
邊緣地區的革命
歐洲19世紀是現代歷史敘述的中軸。在許多歷史和理論論述中，無論是古典時代、中世紀、早期現代，還是20世紀或後現代，大多是按照19世紀的史觀和問題意識重構的。19世紀與現代性概念幾乎完全重疊：以英、法雙元革命為樞紐，以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敘事為基礎，歐洲的革命、資本、帝國及其消長起伏構成了中心故事。世界其他地區的變遷從屬於這一中心故事。
新帝國主義的崛起，列強並爭並聯合瓜分殖民地的格局，全球權力中心向太平洋的轉移，構成了理解20世紀基本問題的歷史條件。如果僅就帝國主義現象而言，從中國的角度說，我們難以像許多研究帝國主義的經典作家那樣截然地在1840年與1870年之間畫出清晰的界限。伴隨著世界資本主義中心的轉移，20世紀的誕生伴隨著一系列邊緣地區的革命。帝國主義不只是一個國際體系，而且是一個滲入各社會內部的軍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系。真正在20世紀與19世紀之間畫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內外條件所孕育的非西方地區的革命；真正構成這一新時期的新穎性的，不只是資本主義從中心區域蔓延至全球的發展主義故事，而是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政治獨立和文化生存而持續展開的對帝國主義霸權的抵抗和對阻礙上述目標的內部社會關係的變革，以及在這一抵抗和變革程序中產生的對新的社會形式的探索。例如，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要想透過戰爭本身去理解20世紀中國的變遷，就必須追問這一時代中國的戰爭形態具有何種特點。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與20世紀前的戰爭（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有著重要的區別：這是革命組織在戰爭動員中的戰爭，是透過戰爭進行革命的戰爭，是在戰爭中建設革命國家的戰爭，是透過戰爭創造新的人民主體的戰爭，是將民族解放戰爭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結合起來的戰爭，是透過國內革命戰爭達成民族解放目標並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相呼應的戰爭。
20世紀中國就是在這一脈絡下誕生的。討論20世紀的起點和終點也就是探索這一時代的革命浪潮之多重起源、曲折程序和衰落的形態。這一問題需要從分析帝國主義體系的非均衡性開始。如果說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非均衡性產生了這一國際體系的“薄弱環節”，那麼，由多強競爭格局造成的國內分割也為國內革命提供了“薄弱環節”。
我將“短二十世紀”理解為革命世紀。這個革命世紀不是發端於歐洲或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軍事霸權的確立，而是發端於這一經濟和軍事霸權在確立自身過程中所造成的新的“非均衡性”，或者更準確地說，由這一“非均衡性”所造成的顛覆這一霸權體系的革命契機，即以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為內容的一系列相互呼應的重大事件。“短二十世紀”的誕生需要從對“薄弱環節”的探尋開始，而“薄弱環節”只有置於對革命契機的探尋中才能被指認。從時間上說，“短二十世紀”不是始於1914年，而是始於1905—1911年；從空間上說，不是始於一個開端，而是始於一組開端；從契機上說，不是始於毀滅性的戰爭，而是誕生於對突破帝國主義體制和舊制度的雙重探尋。從地緣政治關係的角度說，20世紀不僅是一個後殖民時代，而且也是後中心時代，即邊緣地區的革命和改革不僅改變了自身，也改變了世界的中心—邊緣關係，進而對中心地帶及其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也是我們認識21世紀的前提之一。
置換的政治
世紀的誕生意味著多重時間中的變遷轉化為共時性內部的非均衡性，從而產生了從橫向軸線觀察歷史的絕對需求。這一時間性的轉換實際上是以所謂“空間革命”為條件的。在空間革命的前提下，時間性的關係越來越具有橫向性，當代的變遷以及用以描述這一變遷的話語無法在歷時性關係的縱貫線上加以敘述，而必須在多重時間之間給予說明。我將這一現象概括為“概念橫移”，其功能就是在共時性的框架下，將不同時間軸線中的歷史內容轉換為可以在同一套話語中加以表述的現實。
在這一語境中，政治是如何發生的呢？離開一系列全新的概念或範疇，20世紀的政治及其歷史含義似乎無法呈現；但同時，如果將這些透過翻譯或轉譯而來的概念作為構築和解釋歷史圖景的基礎範疇，話語體系與社會條件之間的錯位又常常如此明顯。在這一時代，個人、公民、國家、民族、階級、人民、政黨、主權、文化、社會等概念成為新政治的中心概念；生產、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及其附屬概念，成為描述中國和其他社會的基礎範疇；“薄弱環節”、敵我關係、“邊區”“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統一戰線等命題全部產生於對帝國主義條件下全球和國內局勢的判斷和戰略戰術思考。
在上述這些主要概念、範疇和命題中，除了極少數產生於具體鬥爭的概念和範疇如“邊區”“中間地帶”之外，絕大部分用語源自對19世紀歐洲概念和命題的翻譯和挪用，但這些話語或概念——諸如國家、主權、人民、階級、公民、政黨等——的政治內容無法從其歐洲起源處給予界定。
20世紀中國的許多範疇和主題都是對19世紀歐洲的重複，但每一次重複同時也是置換——並不僅僅是背景差異的產物，而且也是一種政治性的置換。因此，需要在具體歷史條件下追問國家、民族、主權、政黨、人民、階級等範疇的形成和內涵，追問人民戰爭如何改造和創生了與此前的政黨不同的新的政治組織（儘管名稱上完全一樣）和國家形態（蘇維埃）？如何透過組織和動員使得農民成為革命的有生力量或政治性階級？如何在國際聯盟和國際聯盟戰爭中理解主權和主權爭議？在這個意義上，這些範疇沒有一個可以簡單地按照19世紀的邏輯給予解釋，也沒有一個可以單純地按照其古典詞根給予說明。這些概念重組了歷史敘述，也打破了舊敘述的統治地位，從而為新政治的展開鋪墊了道路。這並不是說這一時代的話語實踐不存在概念或範疇的誤植，而是說若無對這些概念或範疇的政治性展開過程的分析，我們根本不能理解它們的真正內涵、力量和侷限，從而也就不能透過它們理解20世紀中國的獨特性。在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於迥異於誕生它們的歷史條件之中時，不但催生了新的意識、價值和行動，而且也產生了新的政治邏輯。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視野也就難以解釋20世紀中國的意義。
（作者系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汪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