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被俘了，那年他25歲。
他當時擔任冀東東北情報聯絡站站長，公開身份是中共冀東軍區聯絡部部長，化名劉傑。
他在一場戰鬥中受傷昏迷，被日軍俘虜。
那是1944年10月15日，由於我方情報洩露，日軍裝備精良的獨八旅團包圍了河北豐灤縣的楊家鋪，這裡有轉移途中的冀熱遼特委、行署和軍區機關的幹部戰士八百餘人，日軍兵力數千。
敵眾我寡。敵人有備而來，我方遭遇突襲。
突圍戰鬥中，我方犧牲430多人，被俘150餘人。任遠是被俘者中職務最高的一個。
在突圍戰鬥形勢危急的關頭，任遠請示上級批准後，下令處死了一個叛徒。
任遠也沒有想到，此舉為他被俘後上演無間道埋下一個的伏筆。
求 死
任遠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被俘。他腦海湧入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我該怎麼儘快結束自己的生命？”
作為一名情報人員，特別是任遠這樣高階情報人員，一旦被俘沒有抵抗住敵人的審訊，失守變節，對組織的破壞影響是十分嚴重的。
當年學習情報課時，老師叮囑過，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背叛自己的底線，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堅守自己的理想。
任遠決心以死來保守情報工作秘密。他在回憶錄中記述了當時的想法：
“軍區重要的內線和上層關係均由我直接掌管，組織一定獲悉了我的情況，地下工作者也一定知道我已被俘。因為我，會不會影響組織的派遣部署，會不會給同志們帶來危險？……我知道，我必須用生命來證明忠誠，免除黨和同志們的牽掛，保全地下組織。”
他的思維十分清晰：
第一，不讓組織以及他“直接掌管”的“內線”和“上層關係”擔心。組織上得知他被俘後，必然擔心他是否能夠經受得住嚴峻的考驗，必然會擔心他一旦失守會交代出這些內線關係。
不僅僅是擔心，組織還可能採取必要的應變措施。按照秘密情報工作紀律，在情報幹部被俘後，必須通知他“直接掌管”的內線關係撤離。這樣做，就會影響到“組織的派遣部署”，給情報工作帶來干擾和損失。任遠認為只有一死，才能消除同志們的擔心，消除對派遣部署工作的不利影響。
第二，敵人是十分兇殘的，在酷刑之下，意志能否戰勝血肉之軀的痛苦，是否能夠堅持到底，萬一出現了挺不住的脆弱瞬間……
任遠還想，即使在清醒的時候可以保持堅強意志，但是在受刑昏迷後，萬一不小心吐露了黨的機密，那將會令他悔恨終身。
第三，敵人是不擇手段的，如果日軍使用迷幻劑之類的藥物，使自己出現意識不能自控的情況，秘密的防線也會失守。
於是，任遠決心赴死。
任遠回憶錄
他給上級領導寫了遺書：
我因重傷被俘，難以脫險。為保護組織，嚴守機密，我決心以死報國。
任遠先是嘗試自殺，結果未能奏效。隨後，由於叛徒指認，日軍得知了任遠的真實身份，加強對任遠的審訊與勸降。
任遠決定命令同監的交通員李永幫助自己以死明志。他把遺書交給李永，要李永到了晚上趁敵人看守鬆懈時，用室內掛手巾的一條麻繩將自己勒死。任遠對李永說：
“敵人已經查明我的真實身份，必然不會放過我，我不可能出去了，為了保護組織，免除同志們的危險，我必須一死，我現在命令你，用那個掛毛巾的繩子，把我勒死，要快。”
李永流淚苦勸：“首長，你不能死，一定會有辦法的。”
任遠在黑暗中摸索著，在牢房的牆壁上寫了“為國盡忠”四個字，然後低聲命令道：“快動手吧！”
但是，李永最後還是手軟了。
李永在幾十年回答外調人員的詢問時說：“任遠是我的領導，年紀那麼輕，又負了重傷，我硬著心將他勒得昏死過去，他下意識地掙扎，我又狠心勒了幾次，實在不忍心將他勒死，手軟了，放手後很久，他才慢慢地甦醒過來。”
任遠最終求死未果。
用 計
任遠被勒昏迷時，身體本能地發生了強烈掙扎，看守聽到動靜，立即將李永拖走，關到了別的牢房。
日軍為防止任遠再度自殺，加強了監管，上廁所都有專人監視。
求死不成，任遠思考下一步該如何與敵人鬥爭，他想起了當年在延安接受情報工作培訓時，潘漢年同志曾經講過的話：
情報人員的使命並不是在被捕之後就告以終結，被捕後要學會在法庭上、在監獄裡同敵人作殊死鬥爭，善於用狡猾的手段對付敵人，當敵人沒有充分掌握確鑿證據時，機智地採取假供、亂供，來應付敵人的審問。
任遠豁然開朗，開始盤算利用敵人迫切想要情報的心理，編造提供假情報，既可保護自己，還能在敵人內部製造懷疑，以敵制敵。
日軍從叛徒口中得知抓住的這個人是冀東軍區聯絡部部長劉傑，大喜過望，專門指派1420部隊宮下大尉、憲兵隊長川上大尉，一起對任遠進行審問。
日軍一心想要從這位冀東地區共產黨情報領導幹部身上開啟突破口，進而徹底摧毀冀東地區的中共地下情報網路。
任遠決定“滿足”敵人的願望。
審訊的兩個日軍軍官都是特務行家，他們想從任遠口中得到的，主要是我方地下組織的人員姓名、住址、身份等具體情報。這些東西，是摧毀情報網路的要害。
這種情報，要編假的，很容易；但是，要不被敵人識破，很不容易。
任遠年紀不大，經驗卻很豐富。他深諳情報活動的特點與門道，瞭解敵方如何鑑別真假情報的心理，瞭解日軍特務機關的內部運作與相互關係，知道對方的軟肋與破綻。
於是，他開始了他的無間道。
任遠的第一步，是編造了一個在偽滿洲的共黨地下情報網。
之所以編造偽滿洲的，因為任遠知道，冀東的日軍特務機關與偽滿洲的日本特務機關，不僅在地域上相隔遙遠，而且在管轄上隸屬於不同系統，各有地域利益，互相聯絡不暢，關係並不密切，甚至存在隔閡與矛盾。
編造偽滿洲的情報網，冀東的日軍一來難辨真假，二來也很難核實。即使要核實，也是環節繁瑣，耗時漫長。在漫長的核實時間裡，任遠相信會有機會逃脫魔爪。
任遠編造的偽滿洲共黨情報網，有人名，有住址，有代號，有建立時間，有聯絡方法、有具體任務。
宮下大尉吃驚不小。他萬萬沒有料到，被日本視為銅牆鐵壁偽滿洲國內，竟然會有如此多的共產黨地下組織。
雖然裡面的內容沒有一個真實的，但是這個假情報網聽上去很詳細，很精確，要素齊全，十分專業，而且是從情報站長任遠口中說出來的，兩個日軍軍官感覺可信度極高。
任遠初步取得日軍信任後，他開始走出第二步：借刀殺敵。
任遠知道，日軍更感興趣的肯定是身邊的冀東共產黨地下組織情況。
對於身邊這個地區的情況，日軍必定掌握得不少，而且近在咫尺核查方便，因此不能像編偽滿洲情報網那樣全是假貨，那樣很難騙過日本人。
這難不倒任遠。他在情報策反工作中，對冀東地區日偽軍的情況瞭解得相當深入。在他的策反物件中，有些是左右搖擺的不堅定分子，有些是偽裝革命抗日、其實反共頑固的鐵桿漢奸。
他決定從這些人裡面，選擇幾個對我危害比較大的，作為“共產黨地下人員”，提供給日軍。
但是，只提供偽軍中的漢奸肯定不足以令日軍滿意與相信。
任遠決定再提供幾個自己掌握的聯絡站地址。他斷定，在自己被捕之後，組織上肯定會按規定立即安排轉移，這些聯絡站的同志肯定都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於是，他把這幾個聯絡站的舊址提供給了日軍，日軍按照地址去抓人，雖然撲了個空，但是他們認為任遠的情報是真實準確的，只是共黨跑得太快罷了。
任遠取得了日軍的進一步信任。
任 遠
任遠在給日軍提供冀東地區情報時，打定主意一定要交代出的一個人，是偽軍駐山海關警備團團長張愛仁。
這個傢伙當了漢奸後，內心也是忐忑不安，到了抗戰後期，看形勢發展對日本越來越不利，就想著找條後路，於是向我方傳信，說有心投降。
任遠專程出面去做他的策反與接應工作，並商定了張愛仁率部起義的時間與具體計劃。
但是，張愛仁隨後發現自己的起義計劃被日方察覺，又立即轉身投向日軍，配合日軍設計騙局，以假起義誘騙我八路軍主力踏入日軍圈套。
按原來約定的起義時間，我主力部隊已經開往預定地點準備接應起義偽軍，但是，張愛仁卻正在幫助日軍向我軍展開包圍。
多虧任遠派出的偵察員及時發現異常，我主力部隊緊急撤退，才使敵人的陰謀落空。
張愛仁臨陣背叛，險些造成我軍的重大損失。
任遠痛下決心，必須除掉這個背信棄義的漢奸。但是，張愛仁一直躲在偽軍部隊裡，有著日偽部隊保護，難以下手。
此刻，任遠覺得機會來了。
任遠對宮下大尉說：“還有一個重要情況要告訴你們，山海關警備團團長張愛仁曾經與我軍聯絡，準備投靠我軍，被發現後，表面上與我軍一刀兩斷，其實在暗地裡，依然保持著和我方的秘密聯絡，並且對我表示，他願意繼續長期潛伏，等待時機，屆時反戈一擊，為國家效力。”
為了增加可信度，任遠還提供了一個細節：就在這次日軍包圍楊家鋪的時候，張愛仁還派了一個秘密聯絡員來給我通風報信。這個聯絡員在突圍戰鬥中為了保護首長，不幸中彈犧牲。任遠說，這個聯絡員，名叫江東。
這個江東，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在楊家鋪突圍戰鬥極為危急的關頭，任遠下令處死的那個叛徒。
此人本是任遠領導下的情報幹部，被派到張愛仁部做策反聯絡工作。但是他腐化墮落，反被張愛仁拉攏，叛變投敵。他從張愛仁部返回軍區後，任遠發現掌握了他叛變的證據。本來還打算利用他對敵開展謀略工作，但是在楊家鋪突遭敵人包圍，特殊時刻只能除掉了這個禍患。
任遠當時也沒有想到，臨陣的應急之舉，居然在被俘後有了妙用。
日軍研究分析了任遠提供這些情報後，感到任遠提供的情報與日軍自己掌握的許多情況的比較吻合，再加上此前任遠的積極配合態度，他們認為任遠提供的情報基本可信。
日軍對任遠提供的張愛仁這個“臥底”，尤其感到吃驚，同時又感到慶幸。日軍本來就對偽軍不太信任，對張愛仁的搖擺不定也深懷疑慮，而且任遠說的那個通風報信的江東，日軍一查，確有其人其事。
於是，日軍毫不猶豫地將張愛仁逮捕關押，隨後把他送到了東北勞改，讓這個漢奸落了個極為悲慘的下場。
供出張愛仁後，任遠看宮下渴望得到更多的線索，決定再施一計，把矛頭指向日本鬼子。任遠作出猶豫的表情說：“有件事不知該不該講。”
宮下的胃口一下子讓吊了起來：“不要有顧慮，統統講出來。”
“秦皇島的日本憲兵隊長武田，跟我們有些生意上的往來，是我們的老主顧了。”任遠知道，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著嚴厲的經濟封鎖，對任何與“匪”通商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任遠掌握，就在武田所管轄的區域，時有通商情況發生，而且武田又是一個作惡多端的日本鬼子，為根據地軍民所痛恨。把通商的帽子扣到武田頭上，既有事實鋪墊，又能借機治一治這個可惡的鬼子。
任遠說：“我們經常用煙土交換藥品，這事只有我的警衛員趙濯華和我知道。趙濯華被俘過，武田隊長放了他，條件是讓他幫助販賣鴉片。我們一直用這條線和武田隊長保持秘密合作。”有人有事有細節，宮下臉色都變了。他沒有料到，“皇軍”內部居然還有這樣的事。
任遠的計策再次奏效，不久，武田因“私通八路”，被判刑十年，押回日本服刑去了。
任遠的借刀殺敵之計效果甚佳。
因為提供情報有功，任遠很快被日軍從監獄裡放了出來，改為軟禁，有了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
任遠對日軍實施了反間計，他當時不知道，日軍也在針對他使用反間計。就在任遠被俘後不久，日本人派飛機跑到了根據地上空。這次，他們不是扔炸彈，而是空投印刷品，這份印刷品的標題是：《劉傑告冀東同胞書》。劉傑是任遠擔任軍區聯絡部部長對外使用的化名，叛徒在指認任遠時說的就是這個名字。日軍在這份傳單裡，借劉傑之口，宣揚“東亞共榮、中日親善”，製造劉傑已經投靠日本人的假象。
日軍的這套做法，給任遠後來的人生製造了不少麻煩。
生 還
對於已經“變節”的任遠，敵人將他從牢中放出，安排在唐山市富商苗圃如的一大片房子裡。這裡有十幾個小院子，住著好些個先前投敵的漢奸。
任遠住在這裡，表面上似乎獲得了自由，其實日夜都有漢奸監視他的行蹤。
然而，日本人沒有想到的是，在任遠住處的附近，還住著一個地下共產黨人張家聲。張家聲曾經被捕過，出獄後假裝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但實際上一直暗中繼續從事地下黨工作，並被委任為唐山情報站站長，由任遠單線領導聯絡。
任遠被捕之後，組織上一直在設法營救，並安排張家聲與軟禁中的任遠建立了聯絡，尋找機會，協助任遠出逃。
日本人對任遠的態度，一方面，漸漸放鬆了監視，另一方面，對任遠始終不願意在公開場合宣佈投降的態度，也越來越沒有耐心。
1945年2月17日晚，日軍大佐將任遠叫到辦公室，提醒他應該識時務，不要再有任何僥倖心理。
任遠面對日軍表面和善、實則咄咄逼人的舉動，也暗暗下定決心，要立即果斷地逃出敵營。
第二天一早，任遠吃過早飯後假意散步，轉了幾個彎看無人跟蹤，就敲開了張家聲的家門。十分不巧，因為任遠是臨時決斷，事先未與張家聲通氣。張家大嫂說張家聲頭天晚上出門打牌，此刻還未回來，他也沒有交代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張家聲的幫助，出城和沿途如何對付敵人盤查，都是問題。
張家大嫂看任遠事急，不能等待，就從被子下取出1000法幣，給任遠做路費，看他能不能再找其他同志幫忙。
任遠出了張家大門，急速盤算後，決定去找一個特殊的人物。
此人名叫王新民，曾經是共產黨員，擔任過縣委書記。被捕後經不起嚴刑拷打，投降當了日本特務。後來經過黨組織爭取，又回到革命隊伍中。不久，他被敵人發現再次被捕，慘遭重刑後又投降敵人，出任開灤煤礦高階職員。可是他不久後，又秘密與黨組織聯絡，要求再回到革命隊伍中來。
任遠被俘前聽說了王新民的情況，曾向上級黨組織提出建議，把這個人交給自己做情報關係使用。上級黨組織認為，此人兩次叛變，敵人已不重用，對情報工作意義不大。不過可以視為統戰物件，作為特殊關係考察使用。
任遠被日軍從牢裡放出來軟禁後，住在附近的王新民借春節的機會，請任遠到自己家去過一次，並暗示自己與北邊（指根據地）有聯絡，有什麼事他可以幫助。任遠當時已透過張家聲和黨組織取得聯絡，所以對王新民的表示未置可否。
此刻，任遠對王新民是否可靠也是心裡沒底，但別無選擇，只能冒險一試了。
看到任遠一大早意外進門，王新民起初有些慌亂。但是，他隨後的態度，讓任遠放下心來。
王新民對任遠說：“你放心，北邊早有訊息，給我任務，要設法營救你，有什麼困難，你可以坦率直說，我們共同商討應對辦法。我已經被捕過兩次了，對日本人這一套，我已經受夠了，真不是人乾的！”王新民的憤怒溢於言表。
任遠覺得王新民可以信任，就把自己打算立即逃脫日本人控制的想法合盤托出。
王新民痛快答應帶任遠出城，直奔根據地。
任遠意識到這將給王新民的家庭帶來極大危險：“不行，鬼子不是人，我們走了，大嫂和你兩個女兒怎麼辦？”
王新民說：“現在管不了她們了，況且她們都是婦道人家，鬼子能把她們怎麼樣？”
王新民的妻子曾是根據地的女幹部，不愧俠義女流，她從屋裡走出，出言爽利：“你們說的話我都聽清了，現在趕快下決心，馬上就走，以防夜長夢多。你們先走，我們母女三人僱上一輛大車，都先回老家，躲開鬼子。都是中國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她知道此一別離，相見不知何日，又拿出了一個金戒指遞給王新民：“帶上做個念想，這是我倆結婚時的信物。”
任遠流淚說道：“大嫂，你放心帶好兩個女兒，我們會時刻惦記你們母女的。多保重，根據地見。”
王新民用手捂著嘴，低聲說了句“走”，頭也不回地邁出家門。
王新民提議兩人“扮成開灤職員，佯稱到豐潤縣去提貨。”兩人的目的地是豐潤縣劉家營，冀東軍區機關常在那一帶活動，任遠比較熟悉。
兩人出城順利，一路疾行30多里，快到中午時，突然看到前面公路上出現一小隊打著膏藥旗的人馬迎面走來。任遠一驚，是不是日軍發現了自己脫逃，追了過來。
王新民熟悉這一帶情況，對任遠說：“這是日本巡邏隊，你別管，我來應付。”日軍走近，用夾雜日語的中國話盤問。
王新民掏出開灤煤礦高階職員的名片：“我們是開灤礦務局的，要去豐潤縣取貨，今天是正月初五，找不到車，公司急等用貨，派我們倆趕到豐潤取貨。”
日本兵見是日軍佔領區公司的高階職員，沒有發現可疑點，就換了口氣：“王先生既然是催貨的，可以過去。不過你們要小心，碰到八路軍時，你們要想辦法對付。這裡到豐潤縣城還有幾十裡，你們抓緊趕路好了。”聽到日軍反而叮囑起來，兩人放了心。
兩人繼續疾行，一路再無麻煩。走到下午四點多，太陽西斜，天色已經擦黑，終於看到了前面村莊的模糊影子。
終於走到村邊，突然傳來喊聲：“幹什麼的？拿出路條來！”隨聲閃出了兩名十多歲的兒童團員。
兩人正在答話間，一個兒童團員忽然看著任遠叫起來：“哎！這不是劉傑大叔嗎！”這孩子知道任遠的化名。
任遠心頭一熱，被俘四個多月，歷經生死考驗與艱險曲折，終於到家了！
餘 波
回到根據地後，任遠受到了組織與同志們的熱情歡迎。組織上對他是信任和關心的，否則也不會花大力氣策劃和實施營救。任遠回到根據地才知道，當初日軍將他從牢裡放出來改為軟禁，不僅是因為他施用反間計得到日軍的信任，而且是組織委託關係，給貪財的日軍軍官送了十多根金條，才使得日本人放鬆對他的監管措施，為後來營救成功打下了基礎。
但是，按照政策規定，任遠還必須接受組織對他被俘後表現情況的審查。
日軍飛機投下的《劉傑告冀東同胞書》，組織當時就判斷是日本人慣用的離間手段。不過，最終結論，還是要靠事實、靠證據說話。
經過一年多的審查後，1946年7月1日，晉察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劉瀾濤、李葆華、許建國、姚依林等人共同討論後，正式作出了恢復任遠黨籍的結論。
結論寫道：任遠在“被俘期間政治上沒有原則錯誤，工作一貫積極負責，相信本人交待，決定恢復組織生活”。很明顯，這個結論是基於“相信本人交待”做出的，因為當時條件所限，審查中很難獲得其他客觀證據材料。所以，結論還留了一個尾巴：“如發現新的情況，另行處理”。
任遠也認為：我這段歷史具有特殊性，要徹底澄清的確有相當的困難，主要在於三個方面：首先，我無法找到同案的人證，因為從被俘之日起，我始終處於單獨囚禁、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找不到任何一個人可以證實我的言行；其次，關於我被俘表現的佐證材料未被找到；最後，對我被俘審查的材料也找不到了。由於戰爭年代，敵人頻繁掃蕩，撤出張家口後有關我的審查材料找不到了，這又為日後的審查帶來不便。
晚年任遠
在後來的漫長歲月裡，任遠因為這段被俘歷史，又經受過多次審查，一段時間裡甚至給他做出了“自首叛變”的審查結論，懷疑他是叛變後被敵人派回來的內奸。在極大的壓力之下，任遠本人也違心地說出了“假供騙敵是典型的個人主義、怕死鬼，喪失了共產黨人的氣節”的話。
他這段被俘歷史情況的最後澄清，是因為新的證據和證人的出現。上世紀70年代中期，組織上終於找到了當年日軍駐唐山1420部隊憲兵隊對任遠的全部審訊記錄，又找到當年地下黨組織在1420部隊的潛伏內線進行核實，組織據此再次做出審查結論：“經反覆查證，任遠所領導的地下組織沒有受到任何破壞，他被俘後沒有叛變和被敵人派回的事實”。事實證明，任遠在被俘後不僅經受住了考驗，而且表現得相當出色。
遺憾的是王新民的遭遇。王新民護送任遠回到根據地後，被安排住進了邊區政府招待所。後來，因為他曾經有過兩次被俘與叛變經歷，又被安排到政訓班，一邊接受培訓，一邊接受審查。
審查中，發現他曾經有叛變出賣同志的事實，結果將他處決了。
任遠後來在回憶中說：“其實他叛變的招供也沒對黨組織造成什麼破壞，因為都在根據地，日本人抓不到。後來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說打錯了。”
王新民確實當過叛徒，確實沒有做到堅定不移。不過，他在叛變後的招供中又做了保留，給敵人耍了花招，後來又有重回革命陣營的意願，在營救任遠的過程中，又一次回頭是岸，表現得果決勇敢。
對於這樣一個人，應該怎麼評價？怎麼對待？可以有多種結論，多種選擇。但是，他的死，無疑是一個遺憾和教訓。
隱蔽鬥爭，敵我交織，真偽互作，忠奸異相，很難用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利刃區別是非。一雙實事求是的慧眼，歷來是霧裡看花的最佳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