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設定貴州時，開始所領八府之地均來自於元代的思州軍民安撫司領地。為了弄清這八個府在前代的行政建置沿革，需要完成兩大任務。其一是要弄清思州軍民安撫司在前代的演化脈絡。其二是要弄清思州軍民安撫司分置為思州、思南兩大土司的行政遞變軌跡。

唐宋時期的思州

“思州”一名唐代已有之，但對於該州的轄境及其內部情況，由於當時的思州屬於羈縻州郡。前代典籍的記載，極為粗疏，不足以道其詳。宋代承襲唐制，仍然設定為羈縻思州。北宋前期，對羈縻思州的瞭解比之於唐代並無太大的進展。但到了北宋末年，隨著“新政”的推出，對羈縻制度的推行有所鬆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開闢梅山洞。這些作法在朝野引起了連鎖反應，對梅山洞的開發雖然不久即行停止，但這一開發對西南溪洞地區卻引發了極大的震動。羈縻思州也在這樣的背景下，主動與宋廷發生關係，這就是《宋史》所載的思州田佑恭內附事件。田佑恭於北宋宣和年間主動要求內附，朝廷接受其內附，致使宋廷對思州田氏內情的瞭解有所增加。當時田佑恭控制的核心地區在務川縣。務川縣是貴州行政建置沿革中建置沿革時間最長的一個縣，有關情況詳見“思南府說解項”內。從務川縣所處的位置看，思州田佑恭與朝廷聯絡的渠道主要是依賴烏江通道。據此可以推知，思州田氏勢力在其早期歷史中，與四川方面的聯絡應當十分密切，這與明代時與湖廣聯絡更為密切截然不同。

應當注意的是，宋廷南遷以後，對溪洞地區的羈縻制度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宋廷開始較為主動地與溪洞地區各民族建立聯絡，這就導致了對沅江河段的探索。宋廷的影響自此改變了方向，較多的從東面向西深入溪洞腹地，這導致了兩個方面的後果：其一是沅江中上游的各少數民族地區，開始明顯的接受了來自洞庭湖一帶內地漢族的影響。這些地區在元代就被撥歸湖廣行省統領，正是以南宋上述政策改變的後果為基礎。其二是南宋溯沅江而上發揮的影響力，也影響到了控制烏江流域的各地方勢力。思州田氏和播州楊氏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更多的瞭解了沅江流域的各少數民族，以至於思、播兩家土司在元初歸降之際，也就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兩土司聯合向元廷上奏，希望改變驛路走向，將原先只向四川方面進出的驛道，改由舞陽河水路進京。這個建言被採納後，貴州內地與中原的聯絡渠道發生了極大的逆轉，從北出巴蜀與朝廷聯絡，改由東出湖廣與朝廷聯絡。這一巨大的變革，直接導致了思州田氏勢力的膨脹，並極大的改變了貴州的行政格局。

元代的思州

元代統一全國後，按元代的土司制度將思州田氏和播州楊氏分別設定為兩家大土司，併成為日後元廷經營貴州的依賴力量。而兩家大土司也趁機藉助朝廷的聲威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相互之間又處於激烈的競爭狀態。據《元史》所載，播州土司楊賽因不花在元廷的支援下，向其領地南部的各民族生界頻繁用兵，將控制範圍展拓到東清水江中游地區，這片地區就是明代設定平越府的範圍。播州楊氏向南拓展的同時，思州田氏也向南展拓領地，為了控制新展拓的領地，思州土司的治所也向南遷移到龍泉坪，這就是《元史》提到的思州老治所。思州田氏的勢力牢固控制石阡地區後，進一步向南展拓從而掌握了舞陽河航道的制控權。元廷鑑於舞陽河航道的至關重要性，將田氏土司委任為思州軍民安撫使。元廷的這一委任，極大的刺激了田氏土司招諭沿江各民族的慾望。致使湖廣行省的西部邊地也陸續落入思州田氏的控制範圍，這一大規模的領地展拓過程，《元史》記載多有殘缺。但元末時，思州土司田仁厚在至元二十五年（1365），向朱元璋呈報的輿圖，足以揭示田氏土司在元代展拓領土的最終成果。（《明太祖洪武實錄》15卷）載：“元思州宣撫司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濫來獻古州、鎮遠軍民二府，務川、邛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

儘管此時，思州、思南已經分裂，但田仁厚呈報的這份輿圖卻是元代思州軍民安撫司全部領地的清單，也是明代貴州置省時的新設八府轄境總範圍。這份清單中值得注意之處有五：其一是清單中竟然沒有我們所熟悉的各級長官司職銜，這與明廷在思州、思南兩宣慰境內設定三十九個長官司，從表面上看無法銜接。可見這份清單並沒有按照元廷頒發的土司印信和誥命虎符為依據開列清單，而是按照該土司自己內部行政設定，去呈報這份輿圖。由此看來，該土司掌握的輿圖清單可能是兩套，與元廷發生關係時，肯定得按元廷的規範，而此處沒有按元廷的規範，應該是他內部通用的輿圖清單。舉例說，文中提到的州名龍泉和沿河，在元代都設定有長官司，但此處卻稱為州，這肯定與元代的土司體制不符；再如縣名中提到的邛水在元代時也設定過長官司，但沒有提到設縣，同樣可以證明這樣書寫輿圖肯定不能見諸上報元廷的文書。但問題在於，該土司與元廷保持一致的輿圖，為何這次不呈交給朱元璋，這份輿圖又到哪兒去了呢？明代的典籍記載均無從回答這些問題。

其二是土司，甚至是級別低下的安撫司領府、領軍、領州、領縣，在元代是土司管理的常規，（《元史·地理志》卷63）對“八番”土司的記載就是如此。因而，思州軍民安撫司領府、領州、領縣並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例。真正特殊之處在於，一個軍民安撫司居然能領兩個府、十個縣、三十四個州，確實令人感到意外。而且這些府、州、縣之上又都沒有由各級土司統轄，這與“八番”的情況顯然不同。在“八番”地區，一個安撫司一般都只是領一府、一州或一軍，但思州軍民安撫司也是同級土司，卻領有如此多的府、州、縣，至少足以證明這些府、州、縣顯然是他在元代展拓的新領地，而不大可能是從上輩四代承襲下來的舊有領地。就這個意義上說，思州土司在元代簡直是一個領土暴發戶。

其三是文中提到的一些府、縣名在明統一全國後，真正接管這些地方時，似乎確有其事，比如鎮遠府、務川縣在《明史·貴州地理志》和《明史·貴州土司傳》都有記載。但其他一些州、縣名，掌權的卻是長官司，明廷並未真正接受到這些縣，因此又不得不懷疑這份輿圖清單是不是有弄虛作假的成分。從情理上講，這種可能不能排除，因為就是這個思州田氏土司，在歸降朱元璋前，已經投靠過陳友諒和明玉珍，並從這兩個小朝廷中得到了破格升級，當上了宣撫司。所以，他這次歸順朱元璋也許僅是一次投機，意在有意誇大自己的勢力，引起朱元璋的重視，以此換取高位。和以往不同的僅在於，他這次投機成功了，當上了宣慰使，成了壟斷一方的大土司。

其四是該土司在元代明明是思州軍民安撫司，但朱元璋對他的委任卻不用“思州”之名，而是將他委任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並將該土司的同胞田仁智委任為思南道宣慰使。儘管是堂兄弟，但卻用完全相同的地名當土司，這確實是一件怪事。為什麼兩家土司都要爭“思南”這個地名，這同樣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朱元璋認可他們的這一奇怪的要求也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思南”一名中的“南”字，顯然不代表方位，因為無論是兩土司的治所和領地都與方位相佐。思州宣慰司的治所在今貴州省的岑鞏縣，而思南宣慰司的治所卻在今貴州省的思南縣。思南宣慰司的治所恰好在北方，而思州宣慰司的治所恰好在南方。思州宣慰司的領地在貴州置省時，分置為思州、石阡、新化、黎平四府，這四府的分佈範圍都偏南。而思南宣慰司的領地分置的四府除鎮遠府位於石阡和思州之間外，其餘三府，即思南、銅仁、烏羅三府全部在北面。由此看來，這個“南”字不能理解為漢語當中南北方位的“南”。更大的可能是一個少數民族語詞的音譯，其含義可能是“主要的”或“正宗的”意思。否則，兩土司絕不可能為此而爭著要“思南”這個名稱。而在漢文典籍中延用歷史悠久的“思州”一名，爭執的雙方反而都不要。

其五是，另有一點值得注意，元代的土司制度與明代很不相同。上述引文中已經提到，田仁厚是湖廣行省的左丞，也就是說，他在自己的領地內是土司，他卻可以在湖廣行省中當流官。類似的情況，在貴州宣慰司降明時也有記載，貴州宣慰使靄翠和貴州宣慰同知宋蒙古歹都在四川行省任有流官職務，看來這是制度允許的事情。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思州的歸降人員名單中，還有一個萬戶張思濫。萬戶是元代的流官官名，並不是土司官名，可見在該土司的衙門中，常設有元廷派來的流官的職位。同樣的情況在貴州宣慰司降明名單中，也可以看到鄭彥文這個流官的人名，也就是說，流官常駐土司區監政同樣是元代土司制度中的常規。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有常設流官監督，而上文所呈交的輿圖，又如何會與元廷的規範不一致？是這些常駐流官被收買，還是這些流官和土司一道在亂世投機取巧，這同樣值得深究。

除了上述的討論外，我們關注的焦點在於，這份輿圖反映了一個最能代表貴州建置沿革特點的事實，那就是這份清單所包含的地理範圍都出自元代湖廣行省的轄境。在明永樂十一年（1413）時，透過一次性的劃撥構成了貴州置省的主體轄地來源。就這個意義上來說，貴州省的設定幾乎可以說是分湖廣行省邊地而建，能做到這一步的奠基工作，顯然出自思州土司之力。

思州土司的奠基工作具體表現為，替朝廷從生界中開闢出大片的疆域來。明代思州、思南兩土司的領地，除了務川到龍泉坪一線位於梵淨山西側的領地是田氏家族一直經營的舊領地外。梵淨山以東的舞陽河流域和苗疆以東的大片領土，都是田氏土司從南宋末年以來，兩百多年間新展拓的領土，這些新展拓的領土在此之前都屬於真正意義上的“生界”。不僅朝廷不知其詳，連周邊的土司也很少涉足其間。《元和郡縣誌》和《宋史·地理志》極少提到這一地區內的地名，就是明證。這些地名僅是在《元史·地理志》中，才首次得到連片記載。而這些記載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思州田氏家族的活動。在宋人典籍中，僅朱輔的《溪蠻叢笑》較多的涉及到這一區域，並留下了一些可資佐證的線索。該書“豎眼仡佬條”記錄到了仡佬族的一項特殊習俗，那就是紋面，也就是在臉上畫一雙直立的眼眶。而“豎眼”作為地名卻是到《元史·地理志》才得到記錄，指代的地名就是鎮遠府所在地。再如，《溪蠻叢笑》的“絲金條”記錄到了銅仁地區，山金礦的礦脈和沙金礦脈。而《元史·地理志》僅是提到了大小江、提溪、省溪等地名。《明史·貴州地理志》才準確記錄到這兩種礦脈出在大小江上游的提溪和省溪。《溪蠻叢笑》的“砂床條”提到硃砂礦脈，也是到了《元史·地理志》才記錄到大萬山這個礦脈點的名稱。此外還有西溪，即後來所稱的東清水江。黎溪、大溪即後世所稱黎平境內的黎溪和洪江，黎溪還是黎平府得名的緣由。

總之，在南宋時代，這片地區完全被視為生界，中原漢族居民很少涉足其地，當地的少數民族也極少與朝廷發生關係。但到了元代時，隨著思州、播州兩土司建議元廷改變通黔驛路後，這一地區在思州土司的經營下，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使元廷陸續得以在這一地區招諭生界內的居民，設定了大大小小的諸多土司。明代思州府轄境內的四個長官司，即都坪莪異溪、都素、施溪、黃道溪，都是因為舞陽河的繁榮而發展壯大起來的。元代鎮遠府所在地的金達金容長官司，還成為商業重鎮，因而才得以在此地順利置府。黎平境內的十三個長官司，更是完全從生界中開闢出來的新領地。十三個長官司互不統轄，全憑思州田氏之力，才得以在這裡支撐起八萬古州軍民府來。

在銅仁地區，宋代時僅在沿錦江的碼頭上有密集的居民聚落，靠收購礦產致富，採礦的全是當地的苗族、仡佬族和土家族。但到了元代時，元廷卻得以在這裡設定了不少長官司，其中烏羅和平頭著可兩長官司完全深入到了生界腹地，這同樣是思州田氏土司經營的結果，田氏土司也正因此而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將整個舞陽河航道的管理權全部託付給了田氏土司。出於經管航道的需要，田氏土司也曾將他的大本營遷移到了思州，並因此確立了明代在這裡置府設衛的基礎。田氏土司這一開闢之功不容低估，而明廷順利開設貴州省，則是最大的受益者。

明代的思州

明代思州府的轄境不足元代思州土司領地的十分之一，僅三千多平方公里。在這片土地上，早期的世居居民有侗族、苗族、仡佬族和土家族。而土家族卻是當地政治地位最高的少數民族，這是因為田氏土司家族政治統治的結果。這些少數民族傳統的經濟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和其他相關的少數民族並無二致，但自從驛路主幹線開闢後，傳統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生活方式在生活中退居到次要地位，轉而在驛路經營中提供勞務，而獲得更大的盈利空間。由於驛路繁忙，境內又設定有平溪衛，因而漢族移民不僅佔有較高的比率，而且定居極為穩定。正是由於各族居民都被吸引到驛路的經營和防衛上，因而當地的各族居民與朝廷的關係十分友好。自置府以來，當地居民從未發生過反明事件，反倒是積極支援明廷平息其他地區的動亂。與其他各府相比，思州府在整個明代都沒有受到過重大的衝擊，對多事之秋的貴州省而言，這可以說得上是一個特殊的例外。明代驛路的重要和繁忙，同樣也使明代的思州府極為富庶，幾乎與鎮遠府相當。而且思州的富庶與銅仁不同，銅仁富在礦產，利歸於朝廷。而思州府利在民間，明廷經營驛路的開支，在思州府卻是流向了民間。

思州府的穩定和富庶由於不是得力於農耕，因而改土歸流對當地傳統社會的衝擊不大。以至於這個府的行政結構，也極為穩定。設府時是一個空殼府，府僅直轄四個長官司，到明亡時，雖然時間過去了兩百多年，但這一不健全的行政體制卻一直沿襲到了明末。既未增設過州又未增設過縣，由此可以推知，裡甲的編制也極為不健全。四個長官司其實是靠國家的驛路開支獲利，而得以穩定延續，並且免受各種戰禍的騷擾。他們是在朝廷的保護傘下，獲益最多的一批土司，這也許是明廷經管土司中始料未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