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脅正隆：日本陸軍中的“另類陸軍大將”

山脅正隆是日本陸軍中的精英，由於反對與英美開戰而被邊緣化，成為日本陸軍高階將領中的“另類陸軍大將”，儘管貴為陸軍大將軍銜，但麾下卻幾乎無兵可統，實際上就是一個空頭司令官，由於經常反對和掣肘日本大本營的戰略方針，而被稱之為“最後的和平主義者”，戰後也沒有被駐日盟軍總部列入戰犯名單之中。

山脅正隆

山脅正隆（1886—1974）是日本高知縣人，曾就讀於廣島陸軍幼年學校，1905年5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8期步兵科，在920名畢業生中名列第4名，堪稱是一個“學霸”，因畢業成績優異，被分配至近衛師團步兵第1聯隊服役，並被晉升陸軍少尉。

1911年12月12日，山脅正隆考入陸軍大學校第26期，與朝香宮鳩彥王、東久邇宮稔彥王、安藤利吉、冢田攻、澤田茂、藤江惠輔、今井清、河本大作等人同學，這一期畢業生共62人，1914年11月27日畢業時，山脅正隆獲得首席，並進入該期“軍刀組”，被大正天皇御賜軍刀。

陸軍大學校“軍刀組”

山脅正隆曾長期在參謀本部任職，期間曾被派赴日本駐波蘭領事館出任副武官，對波蘭軍隊先進的密碼技術非常感興趣，並向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長伊丹松雄進行了推薦，於是參謀本部邀請波蘭破譯專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傳授破譯技術，舉辦了兩個多月的講習班，讓日本情報人員大開眼界而獲益匪淺。

山脅正隆於1927年出任第一部（作戰部）編制動員課長，1931年8月1日晉升陸軍大佐，並出任第十一師團步兵第22聯隊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時，山脅正隆曾率領部隨第十一師團出征上海，參加了第一次淞滬戰爭，當時擔任師團長的是厚東篤太郎中將。

第一次淞滬戰爭時的日軍

第一次上海戰事結束後不久，山脅正隆於當年8月1日被調到教育總監部擔任第一課長，兩年以後再度被派往駐波蘭公使館出任武官，在山脅正隆的斡旋之下，參謀本部又派遣一批青年軍官到波蘭學習，研究蘇軍通訊系統及密碼種類、特性和傾向等，山脅正隆也於1935年8月晉升陸軍少將，當年12月2日回國後，出任陸軍省整備局局長，該機構負責陸軍戰爭動員和軍備，下設動員課、運輸課和資產課等部門。

山脅正隆在任內經歷了川島義之、寺內壽一、杉山元等三任陸軍大臣，尤其是經歷了“二.二六事件”，還能在陸軍省位置穩固而不被整肅，應該是與“皇道派”沒有瓜葛，更重要的是又經歷了“七七事變”的爆發，整備局的位置和作用更加凸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很快就被髮動起來了，而山脅正隆也於當年11月晉升陸軍中將。

日本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企圖破滅之後，於是罷免了陸軍大臣杉山元和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由板垣徵四郎於1938年6月4日出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調任陸軍次官，山脅正隆則於7月15日升任教育總監部本部長，這個職位相當於陸軍次官和參謀次長，是僅次於教育總監的第二號人物。

山脅正隆

1938年12月10日，山脅正隆被調回陸軍省並出任陸軍次官，期間又兼任了兩個多月的軍務局長，輔佐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直到 1939年8月30日陸軍大臣易主畑俊六，板垣徵四郎被派往中國，出任剛組建了的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而山脅正隆也於同年10月26日被調到中國戰場，接替藤田進出任第三師團長，當時該師團剛參加了武漢會戰，正駐屯在靠近武漢的信陽地區，期間於1940年4月被授予勳一等旭日大授章。

山脅正隆上任伊始的第一仗，就是率領第三師團參加了棗宜會戰，此時第三師團隸屬於園部和一郎的日軍第十一軍作戰序列，而棗宜會戰也是中日進入相持階段，日軍第十一軍對第五戰區發動的一場大規模作戰，這次戰役導致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陣亡，並以日軍佔領了宜昌而告結束，但也付出了1.1萬餘人的代價，儘管宜昌距離重慶僅300多公里，但日軍也是無力再戰。

棗宜會戰中的日軍

1940年9月29日，山脅正隆接替岡部直三郎出任駐蒙軍司令官，但任職不足4個月，就於1941年1月20日被調回東京，出任參謀本部部附，同年4月10日接替陸大同學藤江惠輔出任陸軍大學校校長，此時正值日本大本營籌備太平洋作戰，而由寺內壽一領銜籌建的南方軍司令部，最初就設在陸軍大學校校園內，由於山脅正隆反對與美英開戰，被東條英機等主戰派剝奪了其陸大校長職務，並於1941年9月10日調任參謀本部部附，同年12月2日被轉入預備役。

1942年9月5日，婆羅洲守備軍司令官前田利為所乘坐的飛機失蹤且搜尋無果 ，山脅正隆被遴選為繼任者。遂於9月18日重召現役，接替前田利為出任婆羅洲守備軍司令官，其司令部駐地設在古晉，但幾乎是個空頭司令，因為其麾下只有兩個獨立守備隊。

日軍士兵

1944年3月，婆羅洲守備軍被隸屬於第七方面軍作戰序列，同年9月18日又被編為第三十七軍，司令部設在沙巴，由山脅正隆出任司令官並晉升陸軍大將，同時隸屬南方軍司令部直轄，但也僅是加強到兩個獨立混成旅團。

1944年12月26日，山脅正隆被調回東京參謀本部並任部附，沒有再安排擔任新職，為了防禦日本本土的安全，日本大本營於1945年4月組建並劃分作戰區域及作戰部隊序列，開始實施本土決戰，但山脅正隆對此又持反對意見，再次惹惱了陸軍高層，遂於5月1日解除召集，重新編入預備役。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駐日盟軍總部並沒有將山脅正隆列入戰犯名單，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山脅正隆已經不是現役軍人；其二：山脅正隆的反戰思想，正是由於這兩點，使他逃脫了東京審判，但他曾作為法庭證人，站在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為其昔日的頂頭上司板垣徵四郎作證，以圖減輕其罪責而未被法庭採納。

最後的和平主義者

山脅正隆曾於1946年被中國政府列入戰犯名單之中，因為其沒有被引渡到中國，其在中國戰場上犯下的戰爭罪行，也並沒有得到正義的審判，戰後的山脅正隆曾在家鄉高知縣擔任鄉友會會長、偕行社會長等民間組織的頭頭，正是這樣一種生活態度，讓他活到了耄耋之年，直到1974年4月21日才死亡，其生前曾獲得一枚功三級金鵄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