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願意相信年輕人有孝心。但人性脆弱，有時“不孝”，是因為處境艱難必須做出抉擇，比如有限的資源，是留給自己，留給孩子，還是留給父母？
二姨每每跟母親通電話，一半時間都在吐槽表姐。
表姐1982年出生，離異，有一個讀初二的孩子。她中專學歷，結婚前做過酒店服務員、導遊、私立幼兒園教師。離異後帶著孩子住進二姨家，原本的婚姻一窮二白，離婚時也分不到什麼財產。
離婚前表姐有幾年沒工作，現在想找好一點的工作處處碰壁，只能到超市裡做服務員。一個月工資3000元。二姨、二姨夫是退休職工，退休金加起來每月5000元。
去年二姨出了車禍，花了幾萬塊，看著表姐一直攢不下錢（主要用於孩子的興趣班），房貸、物業、買菜、寬頻費等都需要幫忙，二姨意見很大，抱怨自己命太苦：難道，孩子得從小養到大？
像二姨這樣被“啃老”的老人，在當今城市社會時常可見。
▌“被迫啃老”
有必要先釐清一下“啃老”的定義。
以往大家傾向於認為啃老的人“前途一片昏暗，父母工作辛苦，自己四肢健全，眼高手低，卻甘於腐爛在家中，像螞蝗一樣吸長輩血”。
這樣的人很難得到太多同情，因為他們有能力而不奮鬥。
筆者這裡談及的“啃老”，主要是指那些也想努力改變現狀，但因無收入或收入低，不得不依賴父母接濟的人。這是一種“被迫啃老”。
“被迫啃老”主要有三類。
一類是城市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沒有工作，或者打零工、工資太低，住在家裡，由父母補貼開支。
一類是農村出生但居住在城市的年輕人：租房（或在父母補貼下買房），雖有一份工作，但工資很難養活自己，由父母補貼。
還有一類，是農村出生且仍居住在村裡的年輕人：種地或經營小本生意，收入太低，仍需要父母做工賺錢補貼。
大部分父母還是願意給孩子一定經濟幫助的。中國觀念裡的“家庭”並非西方後工業社會只包含親子兩代人的概念，而是多代的大家族。子女成年後，父母仍視之為家庭的一部分，家庭經濟不會區分得很開。從某種意義上說，“啃老”是以西方後工業社會的家庭結構觀念來衡量中式家庭裡的行為。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中，代際之間聯絡緊密，互相之間有很強的責任感：父母傾其所有幫助子女，即使子女已經成年；反過來，在父母老去之後，子女也受到傳統孝道的約束和影響，努力恪守“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的義務。就是俗話所說的“養兒防老”。
▲ 不論農村還是城市，為已經成年的子女撫養下一代，是中國社會中非常常見的現象。 中新網
費孝通將中國的代際關係與西方代際關係分別概括為“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
反饋模式是上一代撫育下一代，下一代贍養上一代；
接力模式中，父母對子女有撫育義務，子女長大成人後卻不一定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他們只對自己的下一代承擔養育之責。
但現在，“反饋模式”缺失了迴圈的一半：父母仍在支援子女，子女卻不能回饋父母。
▌這就是命？
二姨之所以一直抱怨，就是因為她單方面在付出，表姐壓根就指望不上。
這是很現實的考量：孩子連自個兒都養不活，還指望給自己養老？
越來越多的老人開始依靠自己養老。中國當前調查資料並不多，但同樣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日韓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資料表明，韓國老人更多地是依靠養老金而不是自己的子女。每10位60歲及以上老人中，只有1位（10%）主要靠子女的幫助解決經濟問題, 與2010年的25%相比大幅下降；與此同時，超過一半的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費。
由於養老金不足，日本銀髮族出現就業潮。很多年事已高的老年人從事出租車司機、停車場指揮員、商場治安員、超市理貨員等底層低收入職業，年過八旬的老人仍在工作也不少見。
▲ 由於養老金不足，日本的老人被迫“再就業”。 香港01
福利體系更為完善的發達國家尚且如此，在“未富先老”的中國，老年人的處境會更難。2020年，65歲及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13.5%，每7～8個人裡就有一個65歲及以上的老人。
這些老人靠誰養？
筆者老家在閩南農村，母親跟我住在城裡，村裡老人有白事，母親就會回去幫忙，並常常感慨：生孩子真是沒用啊，不少老人都是在家裡走的，家中沒年輕人，往幾十公里外的市區醫院都沒法送，甚至有的老人走了，子女才“捨得”放下城裡的工作，匆忙趕回來。
母親怪年輕人不孝，但也知道年輕人的難處。農村年輕人在城市裡打拼，承受著巨大的生活壓力，或有心無力，或鞭長莫及，或出於很現實的考量，最終犧牲了老年人的權益。母親也只能歸結為“這就是命！”
讓老人們惶恐的是，已不指望孩子來養老了，孩子還要來啃老，“壓榨”他們的養老儲備。
有條件支援子女的父母，只能一邊幫著，一邊怨著。我們小區的王阿姨和丈夫都從報社事業編退休了，兩個人一個月的退休金加起來有13000元，很早就在所在的三線城市裡買了三套房。獨生子在上海打拼，拿到上海戶口，要結婚買房，兩位老人二話不說賣掉一套房，還拿出150萬的現金，給兒子湊了300多萬元的首付。
王阿姨沒指望孩子養老，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一年到頭就回來一次。她想著名下還有兩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加上可觀的養老金，老年生活還有保障。無奈兒子經常以生活壓力太大為由要求她支援，甚至提出把另外一套房也賣掉。王阿姨雖不同意，但還是每月給兒子打5000元的生活費。
更多的老人並無王阿姨的經濟能力，當孩子伸出手，他們只能“重出江湖”，但所謂的職場，也只是打打零工。
就像二姨，也曾幫小區裡的雙職工父母看小孩。兩三個月後，快70歲的二姨就覺得身體受不了，孩子實在太鬧騰。二姨夫有一輛電動三輪車，曾晚上出去載客。但70歲風燭殘年的老人，基本也拉不到客人。
農村老家的一個堂叔公就更為不幸。他有一個獨生子，在村裡接一些水電安裝的零工活，兩個孫輩讀書還需要堂叔公接濟。堂叔公做了一輩子水泥工，70多歲還去農村的工地上幫人家當監工，一次不幸從腳手架上摔下來，人直接就沒了。
每每村裡人提及此事，說的還是那幾個字：“這就是命啊！”
▌深陷“泥淖”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發現：他們已經很努力工作了，卻很難做到經濟獨立。跟老一輩相比，這一代年輕人也許經受著更大的時代轉折之痛。
劉亞林（化名）去年就從某普通一本高校的中文系專業畢業，至今仍沒找到理想工作，只能“暫時啃老”。他的功課其實不錯，但一開始瞄準的國企、電信、銀行等相關崗位，來應聘的都是一堆碩士，他只能在家準備新一輪的國考與省考。
有這麼一個說法：“‘後文革紅利’‘市場化紅利’和‘轉軌紅利’，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三大‘紅利’潮。趕上‘後文革紅利’升官，趕上‘市場化紅利’發財，趕上‘轉軌紅利’有不動產。”等到這一代年輕人進入社會時，這些紅利都已經消失了，而當GDP增速減緩時，可能要付出雙倍努力。
2009年，筆者曾去新東方教了一整年的中學全科。當時課程火爆，教師供不應求，一到週末課都排滿，月收入兩萬元以上。中學全科的老師主要是名校畢業的學生，北大清華都有，身邊人也不會覺得去新東方這樣的民辦機構是屈才，因為月薪兩三萬起步，在當時頗為可觀。今年取消課外培訓後，新東方大幅裁員，包括一位留在裡面的前同事。她說，從沒想過自己會是這麼失業的，收入一下子斷了，房貸又如此高昂，全靠丈夫一人不現實，也只能考慮一下短時間啃老了。
一邊是時代的變數直接導致好工作稀缺、年輕人的上升變得困難；另一邊則是大城市裡生活成本高昂。比如在北京，有多少外鄉年輕人沒吃過租房的苦頭？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6356元/月。但2021年8月，北京平均租金112.5元/月/平米，租一個50平的房子，一個月租金就要5625元，這意味著，想要“豪氣”租個50平的房子，88%的可支配收入都要拿來交房租，更不說其他日常開支。
▲ 圖中這套位於北京三環外、距天安門9.5公里的50平米一室一廳，每月租金約5600元。 我愛我家相寓
如果是租房一族，且薪資待遇不高，那麼在大城市的頭幾年，想要相對體面地生活下來，多少需要接受父母的接濟。這種“不得不”，就像腳踩泥淖，總覺得可以拔出來，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有時還越陷越深。
▌有限資源流向下一代？
年輕人啃老，或許正成為世界性趨勢。
去年韓國有314萬名成年人“啃老”，其中20～29歲的年輕人，每10人中就有4人依賴父母的經濟支援。日本內閣府釋出的調查顯示，日本40～46歲的“蟄居族”估計達到61.3萬人，甚至超過了15～39歲年齡段的54.1萬人。日本還出現了“8050”現象，意為80歲的父母照顧50歲的子女，並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即使在西方後工業社會，這種現象也在加劇。去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該國18～29歲的成年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該年齡段高達52%的人與父母同住，創大蕭條時代以來最高紀錄，啃老年輕人總數高達2660萬，超過了大蕭條時代的峰值。
法國國家統計局此前釋出的報告顯示，法國18～24歲的年輕人中，70%需要父母財物援助才能度日；義大利20～24歲青年人群中尼特族（“不就業、不上學、不受訓”的“三不青年”，英文縮寫是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比例高達29.1%；26%的澳大利亞家庭中居住有一名成年子女……
不過，在西方的“接力模式”下，年輕人啃老“有限度”。國民福利本身不錯，多數父母是在不過分影響自己生活的背景下支援。
中國的“反饋模式”雖有所鬆綁，但父母仍揹負著沉重的責任。尤其是許多農村父母，對兒子傾其所有，也依然對兒子承擔著“無限責任”。
我們願意相信年輕人有孝心。但人性脆弱，有時“不孝”，是因為處境艱難必須做出抉擇，比如有限的資源，是留給自己，留給孩子，還是留給父母？
無論是我的二姨還是小區的王阿姨，她們都很清楚地知道：她們的兒女只會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孫輩身上。送孩子去補習班很大方，帶父母看一次病就擔心醫藥費。
年輕人尚可以啃老，老年人又能“啃”誰呢？
“現在最怕遇到個什麼大病，那就只能等死了。”二姨說。
（來源：南都觀察）
編輯：韓璐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