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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半初中生將在這次考試後，進入職業學校、技校，成為職校生。在職校老師的視野中，職校生並非“壞孩子”、“笨孩子”，他們也有自己要突破的命運壁壘。
開學第一堂軍訓課，穿著軍裝的職校學生們坐在操場的地上，一位男生雙手交叉於胸前，站立著面對教官。教官腳踢在男孩的右腿上，男孩踉蹌了一下又迅速挺直身板，瞪著眼睛，吼了句“X你媽”。
站在50米處的班主任陳莉目睹這一幕，小跑著趕過來。從教官的口中她瞭解到事情的起因，教官讓學生坐下，男生不肯坐，他嫌地面不乾淨會弄髒自己的褲子。
1米72個頭的男生身材消瘦，面容白淨，頭髮兩邊的鬢角推得老高，厚厚的劉海像西瓜皮一樣蓋在頭上。“你不能這樣跟教官講話！”陳莉嚴厲地說。男生沒有妥協，爆著粗口把話頂回去，氣焰更盛。陳莉只好請來教導主任。
身材高大的教導主任往男孩跟前一站，男生不再說話，變得畏畏縮縮。訓斥快要結束時，主任的手順勢在男孩的後背上拍了幾下，“不要碰我！”男孩又炸毛了。他快速掙脫人群，罵罵咧咧地離開操場，朝校門口走去。
眼看著男孩走出校門，主任趕緊拉來兩位老師，跑出去找。三位大人把他圍堵在巷子口，男孩逼急了，一邊罵一邊把皮帶從腰間抽出來當作武器，朝他們揮去。陳莉再次看見男孩，是被兩位老師分別架著胳膊抬回來的，送到校長辦公室。男孩還沒正式上課，就領了個留校察看的處分。
那是2016年的9月，25歲的陳莉在江蘇鹽城的一所公辦職業學校當老師，正式開啟了自己的職教生涯。入學軍訓持續一週，她就認識到管理這群學生的艱難。總有幾個“刺頭”不服管教，不換軍衣軍褲，不按口令做動作，與教官頂嘴，又或者謊稱頭疼，躲在教室裡玩手機。剛工作不久的陳莉毫無頭緒，只能口頭說教幾句。
1995年的侯藍藍教計算機專業。她所在的泰安市民辦職校，採取軍事化封閉管理，一個年級配備兩名教官，教官負責抓抽菸打架的學生，也負責晚上的巡邏和查寢。上課前班主任會要求學生統一交手機，還會在班裡裝攝像頭。
圖|學生在做課間操
侯藍藍的課堂搗亂的很少，多數學生都趴在桌上睡覺。一開始她以為學生在故意裝睡，後來她才發現他們是真的困。因為白天接觸不到手機，晚自習後學生躲在被窩裡用手機玩遊戲、看影片，一直到凌晨三、四點。講臺上她彷彿對著空氣說話，她把看似脾氣好的學生拍醒，一些學生勉強支稜起腦袋，不一會又像一攤肉泥一樣蜷縮下去。
侯藍藍為此發過一次火。班上有男生馬上反駁道：“省省吧，我們已經給了你很大的面子，你是沒有見我們上其他老師的課。”聽到這句話，侯藍藍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教同一個班的老師向她抱怨，他們班真沒法管，有學生給老師的書本里塞辣條，也有30幾歲的大男人被學生氣哭。
學習習慣差，不服管教，是人們對職校生的慣常認識。他們本就是根據中考成績，篩選分流而來。2017年起，普高錄取率收緊，“普職比”從原來的6：4調整為5：5，這就意味著，初中畢業生中的一半人將無緣普通高中。越來越多的孩子將進入職業中學，成為一名職校生。
職校生極易被當成教育失敗的一個結果，除了成績差，多數學生與家人也不再對未來抱有期許。職校學校的老師，就是在這樣一種缺乏希望的氛圍裡開展工作，既要面對難以管理的學生，也要說服自己完成教育的職責。在這個過程，他們也在竭力扭轉社會對於職業教育的輕視與偏見。
易雲帆今年44歲，在職業中學任教長達22年。他是湖南省教育學院99屆的畢業生，也是國家最後一批包分配的大學生。畢業後他分配到湖南株洲縣的一所職業中專教計算機，那會計算機專業稱之為辦公自動化，還遠沒有如今時髦的叫法。
上世紀80年代，職業學校和技工學校的誕生是為工廠培養工人而設立，學制三年，學生畢業就能分配進工廠工作。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易雲帆送走了一屆又一屆學生，執教生涯前半段的畢業生多數被電子廠招走，他們在崗位上或組裝電腦，或安裝手機晶片，成為流水線上的一員。進廠，被看作是職校生的宿命。
陳莉從未想過自己會在職業學院教書。她是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她回到家鄉鹽城，想在普通高中學校當老師。她學新聞傳播專業，在高中只能教語文，她對語文不感興趣。一次，她在市教育局出的一則招聘公告中，看到職業高中招聘攝影老師，她愛好攝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她考上了職教的崗位。
到職校報道時，陳莉才知道學校根本沒有攝影專業，也不開這門課。學校把她調劑到市場營銷專業，教電子商務。雖違背了她意願，好在也在她學過的範圍內，教起來也順手。
這所職業學院，設定了眾多的專業：汽修、電力、幼師、計算機、會計……進入職業學院的校門，學生第一件事就是選專業，這也決定著他們將來的職業去向。
剛來學校的那年，陳莉帶高一新生，是1602班的班主任。新老師擔任班主任的職務，這讓她不能理解。後來她才發覺這是因為沒有老師願意當班主任，許多空位等著年輕人去填補。
電子商務不算是熱門的專業，全班僅20個學生，18個男生，2位女生。第一次開班會，陳莉讓每位學生上臺做介紹，從哪裡來，有什麼興趣愛好。有十幾個學生說自己的愛好，是睡覺、吃飯、打遊戲。這讓陳莉不知道如何接話，與學生大眼瞪小眼。最後她對學生說：“你們是新進來的學生，我也是新來的老師，我們一起成長”。
圖|學生在機房上課
頭一回教書陳莉充滿熱情，但她很快意識到，現實遠不像她想象的美好。課堂上不超過10人聽講，其他人要麼睡覺，要不小聲講話，有女生大大方方地將鏡子擺在課桌上，開始化妝、剪指甲。
起初，為了調動學生們的學習熱情，陳莉會想辦法開展好玩的互動遊戲。比如講到網上拍賣，她會模擬一場現場拍賣會，隨手拿一個水杯，誰出多少錢，誰得價更高，課堂氛圍變得熱鬧起來。又比如上商務禮儀課，她讓學生進行情景表演，一個同學當面試官，另一個作為應聘者，模擬應聘場景。有的同學做出誇張的肢體動作，引來一陣笑聲。
但不是每堂課都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在職校，學生的課由文化課和專業課兩部分構成，文化課包含語數外三門，加上德育課和體育課。教文化課的老師最為痛苦，因為學生的基礎太差。差到什麼程度，一位數學老師曾對陳莉舉例，x-3>0，這樣簡單的不等式也解不出來，數學只能達到小學三四年級的水平。到了期末，劃複習重點，學生說不用複習了，“反正也不會”。結果不出意外，拿到捲紙，都是10分，20分的成績。一學期下來，那位數學老師白了七八根頭髮。
作為計算機專業的老師，侯藍藍上課一半時間都在機房。先用PPT演示十分鐘，再讓學生動手操作，有學生不會就下去一對一指導。她發現有一部分學生打字很慢，原因是他們無法熟練使用拼音。不會拼音，他們只好用手寫，或用語音錄入，又或者用手機拍了圖片後，再上傳識字。
侯藍藍髮現學生們不會鑽研學習，課程稍微有點難度，試幾下不行就放棄了。在後面的課程中，她有意刪除特別難的理論，留下學生能力可接受範圍內的知識，課堂氛圍就好了很多。
在學生眼裡，侯藍藍不像老師，更像鄰家的大姐姐，她戴著大框眼鏡，穿得也很時尚。在這所封閉的學校裡，學生每兩週才允許回家一次，侯藍藍住在學校宿舍，課堂以外，學生也樂於與她交流。
班上有個男生喜歡看耽美小說，經常與她分享，說到書裡的故事情節，男孩繪聲繪色，他自己構思小說，在格子本上寫下四百餘字，拿給侯藍藍點評。他還照著樣子畫了一幅老師的肖像，這幅畫被侯藍藍貼在了寢室的牆上。
後來另一位學生來做客，看到牆上的畫，隨口說自己畫得比他好，侯藍藍不信，故意與他打趣道：“你字寫得那麼難看，畫畫能好到哪裡去。”那個學生沒有答話，當天晚上，他用QQ發來幾張自己的畫，還附帶上素描十級的證書。
圖|學生畫的侯藍藍
成為班主任的那一年，陳莉管理得事無鉅細，她立下班規，讓學生按照規則來進行自我管理。每天早上6:45分，全校學生都要繞著操場跑步，有的學生起不來錯過了早鍛鍊，陳莉會讓他們在課後時間補上，她在旁邊盯著，直到跑圈結束。
與學生交流得深了，陳莉也覺察出學生的可愛之處。有回她感冒，嗓子不舒服，課間休息再回來時，自己放在講臺的水杯又重新盛滿了溫開水。
但這種細微的感動只是一瞬間，很快又會被巨大的失落感所籠罩。每到考試，試卷發下去，一大半的學生都趴下睡覺，陳莉說這是她最感到教學失敗的時刻。
在軍訓中被留校察看的男生，陳莉見到了他的家長。這位母親柔柔弱弱的，說話也輕聲細語，是個性格溫柔的人。在校長辦公室，陳莉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家長，一旁教導主任冷著臉將處分單遞給她簽字。
男孩的母親很平靜，她沒有當著老師的面辱罵孩子，只是用責備的眼神看了兒子一眼，男孩把頭低下去，沉默著。得知校方不會把孩子開除，母親很感激，不停地跟老師道歉，鞠躬，整個人彷彿要躲進殼裡似的。
三年教書下來，陳莉發現男孩本性不壞，只是人很固執，不喜歡別人碰他的身體，也有些小潔癖。他的媽媽身體不好，常年在家養著，經濟上全靠爸爸一人支撐。
在陳莉的班級，像男孩這種家庭情況算是好的。多數家庭，要麼父母離異，彼此重組家庭；要麼是留守兒童，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還有的母親受不了家暴離開，又或者父親是殘疾人。真正家庭圓滿的不超過5個人。
有一個男生的外號叫“邋遢大王”，他性格開朗，但是穿衣邋遢，不愛洗澡，沒有人願意跟他做舍友。後來陳莉瞭解到男孩的母親不知什麼原因離家出走，他跟著爺爺生活，但爺爺也老了。陳莉覺得家庭問題是造成學生內向、偏激、懶惰、自卑、自暴自棄或霸凌等不同性格缺陷的核心原因。“這是他們的問題，又不完全是他們的問題，沒有出生在一個好的家庭，使他們一開始就註定了無法成為更好的自己。”陳莉說。
每個學期的開始，學校要求老師挑幾個學生，去家裡做家訪。王小洋是陳莉很喜歡的一個學生，起初他天天打遊戲，連作文寫的也是遊戲，各種遊戲術語，陳莉也聽不懂。高二上學期王小洋突然不打遊戲了，上課開始認真聽講，平時打掃衛生也很積極。
一次家訪，陳莉來到王小洋的家中。王小洋的家在城中村，地處偏僻，周圍幾棟舊房子像是已經臨近拆遷。屋子是農村房子的構造，上下兩層樓，樓下經營著小賣部。他是單親家庭，父親過世後，他同母親生活。母親年齡不大，但頭髮已經花白。
陳莉說起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誇他努力，但底子薄弱了些，努把力成績還可以再往上趕一趕，孩子的媽媽只是點點頭，她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期望。她和老師客套幾句，她不會說漂亮的話，更不會要求老師對孩子特別關照。
在職校，學生和家長不關心成績，對未來似乎也不報太大的期待。
開學第一天，陳莉組建起家長群，有時她在群裡發幾張學生在校的圖片，只有一兩個家長應和，其他人一片沉寂，甚至還有家長在群裡發廣告。她說家長很少管自己的孩子，她把學生的獎狀發到群裡，想讓家長看到孩子身上的閃光點。
如果要批評某個學生，陳莉不在群裡說話，她會單獨與學生家長聯絡。有學生上課總講小話，她找到學生的媽媽。那位媽媽向她倒苦水，說她不知道為兒子哭了多少次，她沒有辦法，管不了。陳莉看到她的朋友圈，裡面全是妹妹的照片，彷彿她的兒子不存在一樣。
這些家長的教育與陳莉從小接觸到的截然不同。陳莉出生在一個高知家庭，父親和母親都是英語老師，對她的教育很上心。陳莉重視考試成績，多一分，少一分，都會影響她的情緒。她高考失利讀了個二本學校，大二她就明確目標，一心考研，最終得償所願，進入更好的學校，攻讀廣告學。一路披荊斬棘，她不曾放低對自己的要求。
陳莉的大學同學有的去到國企，有的進入電視臺，有的在網際網路大廠謀得好的職位。反觀自身，她時常感到失落，“作為一個南師大研究生，自己打爛了一手好牌”。
教書幾年下來，她明顯感到自己的經驗，在這群學生身上毫無用武之地。當一個具有精英理念的老師和沒有理想的學生群體相遇，她感到更多的是失落和深深的茫然。她想起有位老師對她說的話：“學生不是那麼好教導的，先別說成才了，先撫養他們成人。”
透過學生群體，職校的老師們也會看到階層壁壘的森嚴。
一次上課，陳莉講到產品定位，拿一款打車軟體與另一款作比較，學生表示沒有聽過。他們中很少有人有過打車的體驗。前段時間，“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的新聞刷屏，陳莉在課堂上提到此事，她驚訝於學生們對袁隆平一無所知，那天她沒有上課，找來袁隆平傳記電影供學生觀看。
易雲帆教書的早年間，他曾目睹學生邁進職業學院的大門後，想狠命改變家庭命運的急迫。2010年，他組織學生去診所看牙醫，一位男同學長了蛀牙需要治療，治牙的費用為3000元。男生的父親是一位智障人士，家裡拿不出這筆錢。作為老師他提出為學生出錢，卻遭到了學生的拒絕，學生對他說等畢業後他就可以去掙錢了。
圖|學生在課間玩耍
教書多年，易雲帆目睹年輕的生命，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現實甩出。與應試教育不同，三年的職業教育不足以讓學生在社會上立足，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無法釋放自己的潛能，上升的瓶頸會立即出現。他感到在進入職校校門的那一刻，關於未來的答案就已經給出，教育能帶來多大的作用，他不太確定。
2013年，他迎來自己職教生涯的“臨界點”。學生沒有升學的壓力，教師教書的勁頭逐漸被磨平，沒有職業成就感，這個過程就好像溫水煮青蛙。
他感到茫然，想要有新的改變。學生大多排斥文化課，除了語數外，他們接觸不到地理、歷史等學科，知識層面狹隘。每日7點固定早讀，學生們拿著課本，朗讀得心不在焉，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
基於此，易雲帆制定了一個早讀本，小冊子裡收錄了部分唐詩宋詞，第一篇文章是《少年中國說》的節選，最後一篇是荀子的《勸學》。
早讀開始，學生們朗讀詩詞，易雲帆也跟著一起讀。他告訴學生，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流傳下來的文字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其中的道理，等著他們自己慢慢去理解。學生透過這種方式有了新的認知，同時易雲帆也在消解著自己的情緒。
他還成立了電影協會。晚自習播放電影，電影結束時他讓學生分享自己的體會。有一回他播放影片《千與千尋》，一位學生說自己的感想，他提到“腐爛神”不是真正的腐爛神，而是受到汙染的河神。這位學生說，我們要保護好環境，尊重自然。
中專培養的是一批怎樣的學生，這是易雲帆一直思考的問題。基礎學科的成績不再成為評判學生“好壞”的唯一標準，進入職業學校，他們被拉到另一條賽道的起跑線前。
圖|易老師帶領學生早讀
職業學校的明星學生是那些技能大賽的獲獎者。每年的技能比賽從市裡選拔，到省賽再到國賽，可謂過五關斬六將。突圍出來的第一名不光有獎金，特殊專業的人才還能破格被本科學院錄取，進入大學學習。
2018年，陳莉帶領班上的四位學生組成團隊，去到市裡進行技能比賽。比賽的內容是在虛擬的電子商務平臺上開網店，從店面的設計、擺放，到計算進貨成本，定價，再到充當客服，與客人溝通，完成整個賣貨流程。在那場比賽中，他們取得了團體二等獎。衝擊省內半決賽，學生沒有獲得名次，陳莉覺得他們已經非常優秀，四名學生之中就有王小洋。
臨近畢業，陳莉再次來到王小洋的家裡，她想說服孩子的母親讓他繼續讀書。三年的學習期畫上句號，但這並不代表學業的終點。擺在學生面前的還有一條路，就是繼續升學。
並列於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也有著自己的升學和就業體系。或透過“3+2”中高職銜接，拿到大專文憑，又或者直接參加“春季高考”，進入本科學院。
早些年，職校學生只有百分之十會選擇升學，多數學生一畢業就去往各個工廠。最近幾年，選擇升學的學生越來越多，陳莉說學生思想的轉變大多是從實習期開始的。
高三一開學，學生們就被分配到各個企業中去，進行崗位實習。陳莉所在的電子商務專業，學生的實習單位是各類短影片公司。通常，用人單位會讓學生做一些簡單的活，比如網路稽核員。負責釋出前的片子稽核，這類工作單調，也沒有多大的技術含量。
這並不意味著工作輕鬆，三班倒，夜班從下午6點一直要上到第二天的6點。實習期的工資，底薪是1500元，再加上格外的提成。
實習期結束，學生拿著實習表格，重新回到學校，這時老師會統一詢問學生的意願，是否願意繼續讀書。“大多數學生在經歷公司實習後，無法忍受單調的工作，再加上家長了解到學歷對於找工作的重要，都會選擇升學。”陳莉說。
王小洋的媽媽最終同意升學的建議，她說再沒錢也要支援孩子上學。陳莉所帶的2016級第一屆畢業生，全年級50餘人，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透過“高職單招”的形式進入到高職院校。
如果要衝擊本科院校，還需要學生自身付出更多的努力。2004屆的高考班，是易雲帆帶過的最棒的一批學生。
他至今記得班上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兩人最為用功，男生中考失利，來到職校後心有不甘，每門科目都拿第一。那年的本科分數線為540分，易雲帆記得尤為清楚，他兩的分數達到600來分，同時考上了湖南師範大學。那一屆考上本科的學生有8個人。
圖|課堂上
客觀來說，中考帶來分流效應，真正決定分野的關鍵要素還是學生本身。去年上半年，侯藍藍帶兩個高考班，看到了學生的另一面。
學生王濤的QQ簽名是“運動不止，生命不息。”他有著1米80的個頭，長相帥氣。從小學到初中，他是學校校隊的短跑運動員，熱愛運動，直到兩年前查出心臟病，體育訓練也被迫停止。此前，王濤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田徑場上，學業落下，他只好進入職業學院學習電力專業。命運牽引他走向另一個方向，但他不想過早放棄，他向侯藍藍打聽體育相關的院校，他說等身體養好，能繼續在運動場上，他的理想是當一名體育老師。
另一位學生有聽力障礙，他本來在普通高中讀書，因為聽力問題學習跟不上，高二轉學進入職校的高考班，他想學醫，自己聯絡能接收的學校，最後找到一個醫學院，現在他正在為考那個學校而努力。
2014年，易雲帆去馬來西亞旅行，回國途徑深圳，一位2008年畢業的學生在那裡工作生活，他們取得了聯絡。時隔6年，學生在飯桌上提起自己的經歷，他在一傢俬企裡做網路維修，早年技術水平低，跟著老師傅學，經常被罵哭。好在他熬了過來，他說自己打算組團隊接活，那年他25歲。
陳莉所教的新一代學生，他們的就業有著更為多樣化的選擇。有的做廚師，有的當了司機，還有一位在蘇州做糕點師，最近做糕點的學生聯絡她，提到自己升職為店主，單獨運營一家門店。陳莉為他感到高興，也為自己高興，在豆瓣她記錄下自己的感想：“職業學校的學生需要以他們優秀的姿態被社會看見，因而他們需要好老師。”
教書5年，陳莉做的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開除了班上一個喜歡霸凌的學生。她覺得自己沒有盡最大的努力拯救他。後來，她看到那個學生和一群頭髮五顏六色的人停留在學校附近。她尷尬地走過，連頭也不敢抬，她彷彿看到這幾個孩子的未來。她不敢往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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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