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
陶成章是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候交往很多的朋友。《魯迅全集》的註釋這樣介紹他：
陶成章（1878—1912)，字希道，號煥卿，別署會稽山人，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家，光復會領袖之一。1912年1月14日被滬軍都督陳其美派蔣介石暗殺於上海廣慈醫院。著有《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浙案紀略》及《催眠術講義》等。（《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15頁）
陶是1912年1月14日被滬軍都督陳其美派蔣介石暗殺於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的。周作人在1月22日《越鐸日報》（這是一張魯迅支援創刊的報紙）上發表《望華國篇》表示了哀悼：
今陶君復隕於私劍矣，車過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華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嗚呼，陶君經營偉業，福被吾族，今不死於異族，而死於同種之手，豈命也夫！
文章的結尾說：
先哲有言：惟有墳墓處，始有復活，望之始也。即或不然，復活不可期，而幽壟之清靜，亦差勝於穢墟之惡濁爾，悲夫！此望之終也。（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P228）
陶死後，魯迅還不時想起他，提到他。1925年6月26日在《莽原》週刊發表的《補白》一文中，魯迅說：
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大捕黨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計程車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1926年，劉半農請魯迅為他標點的《何典》寫一篇短序，魯迅在構思的時候思緒萬千，又想起了亡友陶成章。他在《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一文裡，深情地回憶說：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餬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麼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同上書，第322-323頁）
魯迅和陶成章的交往，當時同在日本的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越館三》中回憶說：
大概因為這裡比較公寓方便，來的客也比以前多了，雖然本來也無非那幾個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懶得去上學的人，他們不是星期日也是閒空的。這裡主要的是陶煥卿，龔未生，陳子英，陶望潮這些人，差不多隔兩天總有一個跑來，上天下地的談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沒有關係，就只可惜錢德潛那時沒有加入，不然更要熱鬧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掛名，卻是不去上課的。談到吃飯的時候，主人如抽斗裡有錢，買罐頭牛肉來添菜，否則只好請用普通客飯，大抵總只是圓豆腐之外一木碗的土板醬湯，好在來訪的客人只圖談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煥卿即使給他一杯燕菜他也當作粉條喝下去，不覺得有什麼好的。
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之二》裡的記述還更詳細一些：
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劃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檔案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雲：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如何？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
從這一段很親切的回憶中可以看出，陶煥卿這一位革命家是並不把魯迅作人兄弟當外人看待的，而魯迅同陶成章其人及其事業是個怎樣的關係，也就可見一斑了。
刺殺陶成章，在陳布雷編輯的《蔣介石先生年表》裡是把這件事當做蔣介石的一項功績記載的：“民國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歲 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殺之。”蔣介石自己也是這樣認為，他1943年7月26日日記：“看總理致稚暉先生書，益憤陶成章之罪不容誅，餘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餘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他說的孫中山1909年10月下旬致吳稚暉的這封信很長，主旨是辯駁陶成章攻擊他借革命以“攫利”。信中還說：“聞陶現在南洋託革命之名以斂錢亦為不少，當有還此等債之責也，何不為之！”“又謂在南洋有出保護票之事，此乃荷屬一隅同志所發起行之，本屬自由行動，至成效如何我全未聞之，亦無從代受責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發票布，四處斂錢，且有冒託我名為彼核數，其不為棍騙乎？其無流弊乎？問陶成章當自知之，今乃責人而不自責。”這封信很長，說了許多事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9-422頁）去看。大概可以認為，陶成章投身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有他的貢獻。而他和孫中山的這些矛盾，也是有他取死之道的。
朱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