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不可一世的秦王嬴政也為他母親的養老犯愁。
自從秦國太后趙姬與情人嫪毐的事情敗露，嬴政就跟他媽鬧掰了。
在車裂叛亂的嫪毐，以及撲殺了他與趙姬的兩個兒子後，嬴政命人將太后遷往秦國舊都雍城軟禁，表示斷絕母子關係，此生不再相見。
嬴政下令道：“如果有人為太后之事進諫，將處以極刑。”結果，有27個人因進諫被處死。
此時，齊國人茅焦冒死諫言：“秦王車裂假父（嫪毐），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如今把母親趕走，不給她養老，有不孝之行；處死諫臣，則是桀紂之治。天下人如果知道您的暴行，要為秦國寒了心！”
茅焦的一番話打動了嬴政。
秦王也許想起年幼時與母親流落趙國的艱難歲月，或是迫於“不孝”惡名的壓力，最終將母親迎回咸陽，趙姬得以安度晚年。
秦漢兩朝治國，皆重視孝道。秦法對老年人有特殊優待，不孝者為人不齒，嚴重的將被處以流刑（“父之不孝子……皆鄉里之所以釜鬲者而逐之”）。
漢承秦制，“以孝治天下”，重視參與基層管理的“三老五更”（有德才名望的老人），針對老人舉辦養老禮、鄉飲酒禮等敬老活動，但還沒有形成一套嚴格的養老制度，對民間貧困老人的生活保障難以到位。
到魏晉南北朝，中國終於有了正式的“養老院”。
關於養老，儒家創始人孔子與學生有過討論。
言偃曾問孔子，什麼是孝？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在孔子看來，所謂的“孝”，不僅要養老，還要敬老。
孔子去世後，他的繼承者對“孝”思想不斷進行補充發展，將其泛化為一種人生準則，如由孔子與學生曾子對話整理而成的著作《孝經》，還有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儒家經典《禮記》中，出現了關於古代養老院最早的文字記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在這段文字中，從上古的有虞氏到西周時期，都有相對應的官辦養老場所，分別為“庠”、“序”、“學”、“膠”。
這裡的“國老”，相當於離退休的高階幹部、社會知名人士；“庶老”就是一般的退休幹部和普通百姓家的年長賢德者等。
有虞氏相傳是舜統治的部落，而夏后氏是大禹所在的部落，距今至少4000多年，但因年代久遠，這些傳說中的“養老院”尚缺乏史料佐證。
目前，有史可證的第一個官辦“養老院”是公元6世紀，梁武帝蕭衍創辦的“孤獨園”。
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長壽的老人，且篤信佛教。
他在位48年，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僧，要群臣籌集巨資為他贖身，還在南方廣建寺廟數百所，佈施僧尼十餘萬，給自己加菩薩之號，使王侯子弟皆受佛誡。
這位著名的佛教徒皇帝於公元521年下詔，建立公辦的“社會福利院”。
詔書中說：“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鹹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
為此，梁武帝在南梁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設定孤獨園，既收養無家可歸的孤兒，也贍養無人依靠的孤寡老人，若老人在園中去世，還會負責他們的葬禮。
梁武帝將這所福利院取名為“孤獨園”，這出自一個佛教典故。
相傳，在古波斯國，有一位有名的首富和大善人叫須達，因經常救濟一些孤獨無依的窮人，被稱為“給孤獨長者”。
一天，須達看上了王子的私人園林，便請王子將這座園林賣給他，因為他在外地見到了佛陀，想請佛陀來此講經說法，並用此地造福一方百姓。
王子對這座園林視若珍寶，捨不得拱手相讓，但看在須達的面子上，給他提出一個苛刻的條件。王子說，如果你能用黃金將整個園林鋪滿，我就把它讓給你。
萬萬沒想到，須達這土豪沒有一絲猶豫，立馬派人用象群載來無數黃金，開始在園中鋪地。
王子被須達的誠意感動，兌現承諾，將園林讓給須達。從此，這座園林成為當地有名的福利機構，被稱為“給孤獨園”。
梁武帝受此故事影響，創辦了孤獨園，但好景不長，在梁武帝在位的最後一年，他犯下了致命錯誤，因錯信降將侯景，導致南梁王朝陷入一場大動亂。
侯景率領叛軍攻入建康後，入宮見梁武帝，只見年邁的梁武帝氣色不改，彷彿神聖不可侵犯。就連反覆無常的侯景也不敢抬頭看他，不由得汗流滿面。
之後，梁武帝被侯景軟禁，絕糧而死。南梁從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覆滅，孤獨園也如曇花一現。
在梁武帝創辦孤獨園之前，蕭衍的遠房親戚南齊太子蕭長懋[mào]，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私營養老機構“六疾館”。
蕭長懋是齊武帝蕭賾的長子，為人樂善好施，精通經學，提倡孝道。
在他短暫的人生中，六疾館堪稱濃墨重彩的一筆。蕭長懋與弟弟蕭子良親自出資，在民間開辦六疾館，專門收養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和醫療保障。
有學者認為，蕭長懋兄弟的善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私人慈善機構與民辦養老機構的先河。
但是，蕭長懋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悲劇人物。這位才華橫溢的皇太子在36歲時突發惡疾去世，錯過了本可到手的皇位
無論是南齊太子蕭長懋創辦的六疾館，還是南梁武帝創立的孤獨園，都成為後世傳承效仿的榜樣，慈善事業薪火相傳，傳到了隋唐時期。
唐代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養老院制度，並將救濟貧困老幼的慈善機構命名為“悲田院”，或稱“悲田養病坊”。
“悲田”一詞始於隋朝，也取自佛教典故。
史載，智親和尚為隋煬帝楊廣受菩薩戒，所獲得的施捨多達60種，其中有悲、敬二田，用於做慈善。
當時，佛家有“三福田”之說，即供養父母為恩田，供佛為敬田，而用於施貧的就是悲田。
唐朝早期的悲田養病坊，以寺院為依託，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老年乞丐，主要由僧人負責主持，他們相當於現在的養老院院長。
悲田養病坊不僅為貧苦無依的老人提供食物和住宿，還設有為照顧年邁老人所設的療病院、為患病老人治病的施藥院。這些功能已經有現代養老院的影子。
悲田養病坊由於受到朝廷重視，再加上唐代佛教繁榮，得以迅速發展，遍及各地，經費方面也得到政府扶持。
唐代悲田養病坊的經費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官辦的，由官方直接投資，劃撥田產給寺院；另一類是民辦的，主要靠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和信眾捐款，還有地方政府不定期給予的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和糧食等。
用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養老院帶著幾分“公辦民營”或“民辦公助”的性質。
中晚唐時期，唐武宗滅佛，天下僧尼大多被勒令還俗，悲田院一時無人主持，但慈善事業沒有就此停止。
唐武宗專門為此頒佈詔令，規定長安、洛陽兩京的悲田院，由國家從被沒收的寺院田產撥出款項，作為賑濟開支的來源，地方各州府也從財政中撥給本地悲田院一部分田地，以供開支，並由各地長官選派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名出任“院長”，負責日常事務。
悲田養病坊的慈善措施對後世影響深遠。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有一次對家人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在我眼中，天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
蘇軾能夠平等地看待貧苦人群，一方面是出於他灑脫率真的個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本人積德行善，熱衷於慈善事業。
史載，蘇軾在杭州為官時，當地不幸發生瘟疫。
蘇東坡當機立斷，撥出公款換成大米救濟百姓，並自掏腰包購買藥材，請來懂醫術的僧人醫治患者，創立了我國第一座向民眾開放的公辦醫院“安樂坊”。
過往的老弱病殘都可以領取蘇軾熬製的湯藥，“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染病的人得到治療，也切斷了瘟疫的傳播途徑。
在杭州期間，蘇軾還辦了一家“養老院”。多年以後，蘇軾已離開杭州，有一位朋友曾受他幫助，致以銀一百五十兩、金五兩作為酬謝。
蘇軾既不願接受這筆錢，又不好意思拒絕朋友的好意，就把這筆錢轉送到杭州，用於養老公益，“用以助買田，以養天民之窮者”。
蘇軾所處的宋代，正是一個養老事業蓬勃發展的時代。
北宋初年，宋太宗在位時，有一年天降大雪，這個冬天似乎比以往更冷一些。
宋太宗自己“全副武裝”，身著厚重的衣服躲在宮中，看著近臣一個個縮著手瑟瑟發抖，可能轉念一想，民間的百姓豈非更加難熬？
於是，宋太宗下了一道溫暖的詔書，“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也就是給京城中高壽的老人發獎金，超過百歲的每人賞賜金腰帶，如此也可展現帝都的大氣與皇帝的仁君形象。
詔書發出後，只見風雪交加，天氣愈發寒冷，宋太宗看著大殿外漫天飛舞的雪花，當即決定再發一波福利，派人賞京中鰥寡孤獨及貧困戶一千錢、米炭若干。
宋太宗雪中送炭後，當地孤寡老人得到炭火取暖，總算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後來，宋朝皇帝紛紛效仿宋太宗的做法，每逢冬季就將官府的柴炭大甩賣，以便貧苦百姓可以買到低價的柴炭，“遇炭貴減價貨之，即京師炭價常賤矣”。
在社會養老方面，宋朝的措施也很給力，兩宋300餘年間，養老事業達到中國古代的一個歷史高峰。
宋朝慈善機構的一大特點，是隨著各類機構規模數量增加，分工更加明確，這其中有專門接濟貧病孤老的“福田院”、“居養院”；以收治病患人群為主的“養濟院”；以慈幼托孤為主的“舉子倉”、“慈幼局”；埋葬無主屍骨，為家貧無葬地者辦喪事的“漏澤園”。
福田院是救助孤寡老人的官方慈善機構，主要分佈於京城，共有四院，每處可容納數百人。
每當嚴冬來臨，是福田院最忙的日子。
此時，開封府主管福田院的官吏，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找到那些無依無靠或流浪街頭的老人，乃至孤兒、饑民等，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居住。
平時，福田院收養的人數有固定限制，但在寒冬或災荒時則可以容納額外的人數。
每天，福田院的負責管員需將院中人數與開支上報中書省，獲得國庫撥給的錢米，直到春暖大地，才讓額外收容的老人們各自離去。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冬的一道詔書，還原了福田院工作的情況：
京城內外，值此寒雪，應老疾孤幼無依乞丐者，令開封府並拘收分孽於四福田院注泊，於見今額定人數外收養……每日特與依額內人例支給與錢養活，無令失所。
然而，將北宋慈善事業推向頂峰的是一對充滿爭議的君臣——宋徽宗與蔡京。
北宋的另一類“養老院”居養院，創辦於宋徽宗年間，蔡京等人將其推廣到京西、湖北等地，之後遍佈全國各地。
起初，居養院與福田院相似，所針對的老年人主要是“鰥寡孤獨貧乏不得自存者”，即孤寡老人、貧困戶。
與福田院不同的是，居養院的經費開支不只來自朝廷撥款，還包括政府沒收的“絕戶者”財產。朝廷將一些無人繼承的財產收歸國有，用於養老事業，也算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後來，宋徽宗再將居養院的物件擴大至殘疾、患病的老人，只要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都有機會入住。
院中的每個老人，每天可發米一升、錢十文，基本可滿足溫飽，冬天還發寒衣絮被，作為取暖之用。
古人相信，長壽是福。高壽老者在古代堪稱罕見，因此被當做“人瑞”，得到特殊照顧。
大觀二年（1108年），荊州枝江縣居養院中，官員發現了一名101歲的老人鹹通，得知此事的荊州知府趕緊上報朝廷，請求給鹹通額外資助，每天新增肉事錢和醬菜錢30文。
宋徽宗聽了龍顏大悅，同意這一請求，並下令全國居養院給予百歲以上老人同樣的照顧。
這麼看來，宋徽宗與蔡京做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蔡京執政時的舉措既盤活了北宋的經濟，也埋下了隱患。
宋徽宗在位時，朝廷處處花大錢，僅“花石綱”一項，就讓東南一帶百姓怨聲載道，最終失去民心，引發了方臘、宋江起義，而在北宋最後的殘夢中，金兵南下成為宋徽宗的夢魘，東京繁華的終點是靖康之恥的屈辱，那些慈善事業也被人漸漸淡忘。
南宋時，出現了救助與醫療相結合的慈善機構——養濟院。
養濟院主要分佈於臨安、建康、紹興等地。由於南宋初年百姓大規模南遷，南方的主要城市中出現了許多流落街頭、無人照看的乞丐。
養濟院便負責將他們收入其中，並對病患進行醫治，為他們煎煮湯藥，由僧人、醫官與童行（舊指出家入寺觀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負責操持管理，具體救助標準依舊為“每人每日支米一升，錢十文”。
宋朝的養老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卻暴露了許多深刻問題。
這些由國家主管的“養老院”中，有部分失職的官吏，他們或對養老事務漠不關心，或對當撥的錢米不按期撥付，致使貧困老人得不到救濟，死於凍餓之中。
南宋高宗年間，戶部侍郎王俁在統計養老救濟的資料時，發現有“官吏失於措畫，宜收而棄，以壯為弱，或減尅支散，或虛立人數，如此之類，其弊多端，不可不察”。
這是說，由於部分官吏翫忽職守，許多應該收容的老人被拒之門外，一些可以自食其力的壯年人卻佔用了他們的名額，有的官吏貪汙剋扣發給老人的錢糧，還有的為了吃空餉而虛報人數。這麼多弊端不可不察。
這是兩宋慈善盛世下，難以祛除的通病。
與此同時，民間慈善公益蔚然成風，一些奉行“養老慈幼”的慈善機構應運而生，這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北宋名相范仲淹開創的範氏義莊。
范仲淹為官，以身作則，一生清廉，到最後也沒子孫留下財產，他將朝廷發的高薪厚祿，用於慈善事業。
宋仁宗皇祐年間，年過花甲的范仲淹拖著病軀，來到杭州赴任，他想再為族人做點善事，便用自己僅存的家財，在家鄉蘇州吳縣購買千畝良田，捐作範氏族人的義莊，並制定了嚴格的制度，要求自己的子弟不能從義莊獲得任何收入或好處。
範氏義莊設有義舍，可以收養無家可歸的老人。
范仲淹沒有將財產留給兒子，但後世子孫將他的善心世代相傳，並不斷擴大義莊規模，如明末書畫家範氏17世孫範允臨，為義莊捐助田地100畝，清雍正年間大同知府範瑤，捐田1000畝。直到清末，範氏義莊還有田產5000畝。
范仲淹創設的義莊，詮釋了什麼才是真正不朽的慈善。
作為中國慈善史上的典範，範氏義莊長盛不衰，綿延近一千年。
1279年，南宋宰相陸秀夫揹著小皇帝趙昺跳海，南宋滅亡，元朝一統天下。
深受中原文化薰陶的元世祖忽必烈昭告天下，要求各地設定“濟眾院”，繼承歷代慈善事業，收養鰥寡孤獨與殘疾不能自養的老人。
南宋朝廷留下的居養院、養濟院等被元朝的濟眾院傳承，這也是一項安撫民心的有利措施。
明清時期，除了有以民間“義莊”、“善堂”等為代表的宗親養老服務體系，朝廷也承襲唐宋以來的養老院制度，歷朝皇帝大都重視敬老養老，並將其作為贏得民心的重要舉措。
明朝設立養濟院，每逢皇帝繼位、大婚、皇子出生等喜事，就會增加收養老人的名額。每月發給米三鬥、布一匹，維持老人最低限度的溫飽。
有意思的是，由於明朝京師養濟院的待遇比各州縣的更加豐厚，因此京畿附近的孤寡老人往往不遠千里跑到北京，使京城養濟院的老人數量遠超過地方。
有人統計，萬曆初年，因為明神宗初登大位，北京養濟院擴大規模，收容老人1080名，後來皇帝大婚，又增加500名。這其中百歲以上5人、九十五歲以上27名、九十一歲以上52名、八十五歲以上100餘人，八十一歲以下的已經不可勝數。
這不是因為當時北京的老人平均壽命高，而是周邊的老人為了養老福利，都往帝都跑。
清朝有一種收養、救濟老人的特色機構被稱為“廠局”，直到晚清光緒年間，僅北京一城存在的廠局還有48所。
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廣安門外的普濟堂粥廠。
相傳，康熙年間，有一年冬天，廣安門北極庵的寂容和尚，看到門外因凍餓而死在溝壑中的老弱乞丐，心中不忍，化緣購得26間房屋，作為孤寡老人的棲身之所，這就是“普濟堂”。
一個叫王廷獻的義士看在眼裡，不僅捐出自己的部分家產，還邀集資助人士，每年捐錢、捐糧，沒吃的給吃，沒穿的給穿。
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順天府尹將此事上奏皇帝，康熙帝深為感動，親賜御書“膏澤回春”四字，以作匾額，賜給普濟堂。
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即後來的雍正皇帝，見父親如此重視，不敢怠慢，也每年向普濟堂賜銀一千兩，救濟無家可歸的老弱病殘，後來當上皇帝后，這項費用成為慣例。
嘉慶以後，普濟堂由北京順天府派官吏專門管理，成為官辦的慈善機構。
在古代，有一類人雖身處帝國中央，備受皇恩垂澤，卻註定沒有子孫為他們養老。
那就是宦官，即俗稱的太監。
按照明清宦官制度，年老體衰的太監必須出宮。可這些太監，即便回家也沒有宗親好友能照顧他們，淨了身死後不能入祖墳，連個來祭掃的人都沒有。
因此，明清北京有一類特殊的養老機構，專門給退休的太監養老。
年老的太監多退居京城內外的寺廟，由朝廷供給柴米衣物，讓他們得以頤養天年。這些寺廟周邊也是太監的墓地，地位較高的太監，死後可建造碑亭。
歷經幾百年的歷史滄桑，北京城中出現一類獨特的太監廟，背後隱藏著明清太監的養老文化。
清末太監信修明在《老太監的回憶》中說：“故舊都寺廟，多與太監有關係。”位於北京的八寶山，有一座褒忠護國寺，那裡曾是太監養老與安葬的地方。
老有所依，安度晚年，總歸是中華數千年來不變的嚮往。
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敬老感恩，亙古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