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本文原載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前鋒》第一期，署名屈維它。瞿秋白是這個刊物的主編。一九二七年初，作者自編《瞿秋白論文集》（未出版）收入本文，個別地方有修改，並加了小標題。收入本書時略有刪節。
一、帝國主義之投貨、投資、壟斷原料及文化侵略
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十九世紀時已經形成世界的經濟，漸漸撤毀一切“民族”的藩籬。因機器生產的發達，而各國自為一經濟“地位”的狀況，遂暴露其不可能的弱點。原來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據乃在於商品，他必須有購買者，必須有市場。自國內市場之發展至於國外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力侵入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於是帝國主義出世，地球上遂有所謂殖民地。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之形式、方法可以因時因地而不同，然其最終目的都在於強合此殖民地於其自己的經濟機體，其普遍性質又總是反乎一切“自由”原則的強權。自軍事的、政治的以至於純粹經濟的，往往形式上愈緩和，而實際上愈狠毒。
列強先進各資本主義國家之商品生產日益擴張，他的國內市場已覺得不能消受；此處不但因國內人口有限買不了這許多商品，而且因為資本主義自身所惹起的種種社會病象：如經濟恐慌、失業增多、民眾破產等，所以國內人民即使不少，亦大多數沒有購買力足以消受如許之多的商品。同時托拉斯等大生產的方法既減少國內的競爭，又大增商品製造的能量，於是不得不求擴張市場於國外，侵略弱小民族，有時簡直公然掠奪。大資本國家相互之間因爭奪市場而互鬥，各自對於某種實業行關稅保護政策，對於某種實業行獎勵保護政策；各自藉此政治方法而漸以“強權征服”代“自由貿易”於經濟之中，於是殖民地更成列強互爭“投貨”之物件。列強各自既不易侵犯，則侵犯弱小民族，既而於弱小民族之國家裡仍舊遇見競爭，則進一步而各謀吞滅此弱小民族，使為自己的領土。
再則，資本主義不但要求“投貨”的市場，而且還必須有取得原料之來源；生產愈發達，需要原料愈甚。自己國內原料往往不足供給，或者雖有原料而太貴；於是資本主義國家必千方百計謀奪天產豐富而實業尚未開發的地方，或者強行佔據，或者劃入其勢力範圍。此等傾向亦為惹起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互斗的原因。殖民地的佔定及勢力範圍之劃出，一則為剝削該地起見，二則為防止其他強國與之競爭；然而“壟斷原料”比“爭奪市場”所引起之糾葛尤甚。因為爭奪市場與割地佔據還不十分密切相關，而“壟斷原料”卻至少要有勢力範圍。
其次，資本主義國家既已剝削自國的無產階級，又掠奪各殖民地的勞動平民，其資本日益增長，而往往有很多的“多餘資本”。於是此等多餘資本又千方百計輸入殖民地；其實是國內生產發達超過自國消費的能量，所有資本不能儘量容納於生產機關之中，所以侵入殖民地。一則原料就近採取，二則工力價廉，企業容易發達，是為“移植資本”。（此等生產的移植資本，往往對於非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厲行保護政策的亦可以實行，因為行保護政策的國家，其資本主義必在當時為較弱，而境內的外貨輸入甚少，若資本主義較強的國家投資於此處，亦必能得利。）然而除此以外，資本主義國家尚有為純粹不生產的投資，如政治借款、軍事借款等，藉此可以取得債權者的地位而干涉弱國財政，以至於取得其全國的經濟權。各國“財政資本”發展的程度有高低，所以他們對殖民地投資的能力有大小，而所持的投資政策也有不同。財政資本能力大的，可以稍費軍事侵略而總握殖民地之經濟生活（如美國之於中國）；財政資本能力小的，就不得不常假暴力，或者特別劃出較小的範圍以便投資（如日本之於南滿）。各國投資互相接觸於一處時，又必發生衝突，於是大則戰爭，小則競相干涉殖民地的政治，總以取得統治者之地位或“代理統治者（軍閥）”之內應為目的。
最後，“移植資本”於殖民地，對於資本主義還有一種利益：就是殖民地沒有資本主義，因此亦沒有職工聯合會的運動；行會組織遇著資本主義立刻崩壞，資本主義至少在最初一期必能任意剝削，勞動條件、工廠裝置都可以任意敷衍，工資及工作時間尤其沒有阻礙，可以自由增減。他們還造作種種“學說”否認階級鬥爭。至於借款投資等的進行，更因為殖民地人民的“辦事技術”遠遜資產階級的社會，可以任意欺罔；而且殖民地舊治者階級未受民權運動的損害，可以任意利用，矇蔽人民。然而各國資本主義互相競爭，玩弄殖民地的民族感情，鎮壓殖民地的勞動運動，其方式雖然可以因時因地而不同，然而其自相排斥傾軋亦始終必至於衝突，間接即始終必引起殖民地平民之反抗。
帝國主義的步驟：一、強闢商場；二、壟斷原料；三、移植資本；四、文化侵略。各國依其自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程度而異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經濟變更之動象而異其相對之關係；假使以中國所處國際地位而論，此種現象非常之明顯。尤其是因為中國在地球上所處的位置，及其與歐美接觸的時代剛剛不左不右不先不後，造成了“國際的殖民地”。於是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各種俱施，列強互相排擠，而結果反維持均勢，中國得以苟延殘喘，因此經過的時期很長。所以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變遷複雜，弄得中國平民眼花繚亂，不知是敵是友。實際上中國的所以不亡，僅僅因各帝國主義國家力敵勢均，無一敢首先發難，而又互相牽制罷了。
二、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方式
帝國主義初入中國，實先及於邊境各屬地，當時承“尋覓印度”之商業資本之後，各國勢力尚未甚接觸衝突，所以第一期的“投貨時期”其侵略方式純是各行其軍事的佔據領土及強力開闢商埠。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等役之逼開通商口岸；如緬甸、安南、臺灣、琉球、香港等地之割讓，其時中國對於列強僅是銷貨的市場。
西歐資本主義既發達至工業資本，需要原料漸急，中國的天然富源又漸漸為列強所發見，所以第二期的“投貨時期”，其侵略方式已是列強爭相以軍力、以外交手段佔據“勢力範圍”。如膠州灣、威海衛、旅順、大連等之租借軍港；長江流域、東三省、雲南、兩廣、福建、山東等處，英、俄、法、日、德勢力之劃分；鐵道、礦山之分配於各國。其通權為各國所時中國對於列強已成原料出產地，運輸交必須，礦山為各國所垂涎，尤其是銷售貨物。勢力範圍之劃定，正是列強分贓的辦法。預備瓜分零碎臠割中國使成分屬各國的完全殖民地，可以各在其勢力範圍內行其對於自國投貨的保護政策；然那時國際局面已經複雜，美洲商業資本大膨脹，不利於中國之瓜分而失其廣大之市場，於是提出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因此瓜分局面破壞，反成為犄角之勢。
此兩期中，因帝國主義侵略的形式始終是很公開的掠奪、顯而易見的軍事行為與外交陰謀，同時又因為受列強餘潤的官僚資本家經濟能力還很薄弱，所以自“平英團”至“義和團”，中國平民排外的運動雖然極蠢，而愛國的民族主義的社會意識卻表示得非常清楚。而且此兩時期中，表面上看來，列強侵略中國，做得窮兇極惡，而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生活始終還能有幾分獨立；李鴻章的北洋海軍、造船廠、兵工廠等足以證明中國始終還有幾分反抗列強的可能。中日戰爭敗後，財政上第一次受巨大賠款的打擊，軍事裝置也一蹶不振；外債滲入中國經濟生活，中央政府財政上收支不能相抵也從此起。至庚子賠款幾已將中國財政完全破壞。況且種種新政費用日增，而國內經濟——農業、手工業破產不已，入不敷出，只有乞憐於外債。這都是受帝國主義侵略逐步發露的當然的病象。
嗣後日本崛起，能與歐美在中國商業上競爭，世界經濟中就起一種變化；歐美先進國資本主義又已發展至財政資本（對內則銀行資本漸集中而能掌握托拉斯等大生產的工業，對外則以放債攫取弱小民族之財政權），中國至此正需迎受外資以首先解決財政之困難，適應鐵道礦山等事業之需要，所以就開始第一期的“投資時期”。其侵略的方式乃是爭相放債以取得抵押品，取得債權，取得監督財政權為條件；如盛宣懷經手之一千萬元鐵道公債之日款，美政府發起之四國幣制借款一千萬鎊，粵漢、川漢借款六百萬鎊，民國成立後之六國銀行團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於是關稅、鹽稅等都入外人之手。然而這還不是真正的移植資本。因為此等投資大都是實際上非生產的外債的性質，對於政府的投資，無論如何必有極濃的政治色彩，因此，列強之間衝突時時暴露，如日本之“滿蒙除外”問題等。
財政資本實際上有魄力的，始終要推先進的英美，力能籠罩全中國的經濟生活（歐戰後的美國尤其有此等能力，且不得不注意於中國）。歐戰期間，日本的資本在中國有畸重之勢，引起中國單調的排日。歐戰後，俄國社會革命引起中國的社會運動，中國軍閥政治紊亂經濟太甚；同時趁歐戰的時機中國資產階級亦始終稍有發展，所以能隱約開始第二期的“投資時期”。 其侵略的方式乃是暗助最溫和的排日的民眾運動，提倡裁兵運動，預備移植資本，自營（或所謂“合辦”）實業於中國境內；華府會議等類的騙局，整理內外債，整頓稅則，增加關稅等……以“非政治”的統一借款政策求攫得“共管”中國之權——整個兒的吞下去（美國）。提倡較溫和的官僚資本式的民主運動，乃是抑制勞動平民的真正的民主運動之手段。其他“溫和”的國際政策，亦無不是手段，目的卻在於馴養中國“價廉物美的”勞動平民，令於外資正當輸入經營工業時，能俯首聽命，是為“文化的侵略”。此一時期尚在開始，並未完全實現呢。
此兩期中，因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漸漸離軍事行動，甚至要“公開外交”，很足以欺騙近視的中國資產階級。同時又因為中國官僚資本家之私人經濟力已有發展，盡是依賴外國資本的，往往無意之中代表歐美資本主義的利益說話，很足以混淆視聽。所以辛亥革命以來，革命黨向來以“保護外人利益，決不破壞條約”為天責。五四運動雖有偉大的成績而後來每況愈下，往往只替“國際聯盟”、“國際協會”、“華府會議”做宣傳，民族主義的社會意識，日漸隱晦。而且此兩時期中雖然表面上看來列強之對於中國：山東問題亦有人替我們伸冤，治外法權都有人肯退還。實際上，中國私人經濟愈發展，則其依賴英、美之財政資本也愈甚，國家經濟力薄弱至於極點，已離破產不遠。即使軍閥的兵都裁掉，財政理好，內外債都有保證，然美國處於債權國之地位，又能輸入大宗資本於中國實業之中，即“無政權”，而全中國亦已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將來弄得無一工廠無美國資本，無一銀行不受美國支配，中國的小工業、小商業必不能與之競爭，勢必全中國都成美國之“僱傭的奴隸”。這是假使不顛覆帝國主義所必有的結果。
歷史的觀察大致如此。與中國接觸之資本國家，本不是同一的程度，所以上述四期，不必拘泥，同時同地亦可以有錯綜互用的現象。如今且說最近幾年帝國主義侵略方式之國別的差異。
歐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經受一次大“危機”：世界市場縮小，生產事業破壞，革命潮流洶湧，只剩得中國還是一片好市場（軍閥雖作亂，而商業尚有畸形的發展；工人農民最受苦痛罷了。這是統計表上可以看得出來的）。各參戰國家之中，歐洲只有英國受傷較小，然而已經負債不少，失業工人有加無已，經濟力稍弱。至於日本、美國卻坐收漁翁之利。於是美國以世界第一的資本國家，財政資本發達至於沸點，全世界都是他的債務國。他要恢復歐洲經濟，歐洲又太殘破，況且決不能象中國這樣容易欺侮，所以只得注全力於東亞，以求復興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日本資本主義本來幼稚，是個暴發戶，外強中乾的；歐戰之中，偏又在中國佔了些便宜，國內經濟力暴漲，生活程度加高，極力要想侵略中國。日、美的衝突必不可免，中國是他們一個最大的禍源。他們侵略的方式卻各不相同，勝敗的形勢也就可以逆見。
日本資本主義剛發展的時候就不得不傾向於帝國主義行侵略政策：一則因為日本地域狹少；二則因為防禦歐美資本的東侵（英、法資本主義先進，所以當初能從容發展，日本卻一出世就遇強敵）。他戰勝中國之後，第一步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很幼稚；戰勝俄國後雖稍強，而他的經濟力始終只能經營小商業、小工業。對中國投貨，如南滿的經營，到如今還只有商業佔勢力（礦業、鐵道除外）。他的人口又太多，不能不行強力侵佔的移植政策，日本的小商人，甚至於工人，充牣於南滿、山東；加以他的商貨又便宜又惡劣，剛剛宜於中國人的購買力；凡此一切都直接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初步發展相沖突。他第一次勉強向中國投資（一千萬之鐵道公債），就是捉襟露肘，向歐美諸國轉募來的。他本不能投資，不過因欲與歐美列強競爭，竭蹶爭先而已。他的財政資本的能力，本只能應付一隅——滿蒙特殊利益，然而趁歐戰期間，窮形極相的想壟斷全中國，不得不急功近利提出所謂二十一條；此後繼續向中央的投資也是急於見效，專做“政治的投機”，安福借款等公然賄買中國政府，凡此一切更顯而易見其侵略的陰謀足以做中國民族運動最明顯的目標。歐戰之後，他既以強力奪取山東而未成，又被英、美（吳佩孚）趕出中央政府，二十一條差不多隻剩一條：續租旅大。他已受國際政策上的許多打擊（如華府會議等），至此不能不誓死力爭；於是滿洲侵略遂成日本最近的目的，甚至於與張作霖的官僚資本（他以前所利用的）都衝突起來。他已由全體的侵略縮小至於地方的侵略，凡此一切往往極易授列強以口實，尤其為美國宣傳的資料，以引起中國仇日親美之心。可見日本的能力還遠不足以為“文化的侵略”呢（雖有日華文化同盟等類東西，絲毫不能得中國人的同情）。
美國卻不然。他在戰後一跳而為世界第一工業國，本有魄力極偉大的財政資本。他投資之最終目標必在於經營工業於中國境內，運用財政資本於生產，如新銀行團的大計劃；他本是就近採取原料，使用價廉的工力，決不帶著美國有工會的人來，如美國財團與中國周自齊、王正廷、張謇等組織的大公司，特訂契約：“用中國工人”；他現在所輸入中國的貨物因成本太大不宜於中國人的購買力，或者所運都是大工業生產（機器、火車、鐵軌）等的附件及奢侈品；凡此一切都與中國現時小小的商業資產階級利益衝突不甚顯著，而又能收買匯集中國的官僚資本。他代英國而起握世界金融的總樞紐，即使不立刻取得中央政府的財政權，也已經能置全中國商業資本於掌股之上，很可以從容不迫的看風色放穩債。他的財政資本力能把持全國（英國或者要替他衝突），他不得不要外債統一，關稅整理，掌握財政實權，不屑輕於冒險；況且他因此必須打破勢力範圍，扼制軍閥就範，俾得“和平發展”，放“統一後方借債”的謠言，倡導“點名即是裁兵”論調；凡此一切都是曖昧不明的政策，欺罔中國平民，誘惑“大資產階級”的假民主運動。他能有這麼大的“度量”放棄庚子賠款，無意之中造成親美派留學生的政治勢力，遍處設立教會學校，辦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業；不但現時他能夠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國的事業，而且還能改制中國人的心肺，賄買整個兒的階級，預備做他將來的“代理統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機關報，“洋大人”的輿論每每足以影響中國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大足以“威臨中國之人心”，挾制日本，卸罪於日本，誣衊赤俄，滅殺中國真民主派的勢力。英國今年以來，也漸漸覺悟，替他競爭。英、美帝國主義強盛的趨勢，較之日本帝國主義可怕萬倍，“文化的侵略”可謂帝國主義最新的形式，比軍事的侵略狠毒得多！（可惜！上海三育學校是美國教會辦的，他那師範部主任夏威爾拍桌蹬地罵學生：“既入教會讀書，應當斷絕國家關係，‘愛國’二字斷無存在之餘地。”一語道破這種“文化”的黑幕。但是上海總商會為了臨城案還恨不得要請美國公使代理中華民國大總統呢！——看上海《申報》五月十七日。）
中國處於此種任人戲侮欺罔統轄共管的國際地位，若是沒有正當的民族民主運動，永世只能做人家的炮灰。門戶開放的惡果，禍發既緩，為害更大。國內因帝國主義的影響，內亂不止；國外因互爭中國權利而時有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危險。日本困獸必利於速鬥，日本若勝，美國必不干休；美國若勝，英、美之間又當再起衝突。如此永永不止，或且全世界各國滾入大戰，世界經濟再經一次大破裂。英國統一黨議員柯埃說：“中國之統一和平與真正之自由及繁榮，乃世界之和平、世界貿易之發展、世界資源之增殖所必不可缺。”帝國主義者看得真準！殊不知道國際間因帝國主義之存在決不能和平，中國國內因此亦決不得和平：帝國主義的冀望必不能達！帝國主義侵略之種種方式無一不侵害中國之經濟發展。每一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發展只限於一定限度之中，只能做帝國主義之下的不獨立的附庸！
只有與蘇維埃俄國聯盟，實行經濟協作；只有自立平民的政權，平民的共和國，方能達到此一目的。
三、軍閥與帝國主義及反帝國主義之運動
普通殖民地因帝國主義的佔領，政權完全喪失；領有殖民地的宗主國便能任所欲為，或行保護政策，或行自由貿易政策，然大致必竭力隔離此等殖民地於國際貿易之外。獨有中國因列強均勢之形成，而得偷生；一部分政治權雖不能入民主派之手，卻為暴發的軍閥所攘，並未完全歸於帝國主義的某國，所以成其為半殖民地。因此，列強關於中國問題，互相猜忌，知道一國不能自私，乃贊成門戶開放，這是經濟侵略的特別方式，已如上節所述，其勢亦必紊亂中國的經濟生活。
既如此，則政權並未歸定一國（雖有勢力範圍而為門戶開放政策所破），各國利益衝突，各國資本主義的程度不同，其所需要的“代理統治者”亦相異。本來殖民地的上層階級可以純粹為宗主國所收買，而中國以半殖民地的地位，宗主國不止一個，“一國三公，無所適從”。因此，帝國主義所引起的政治上的紛亂，尤甚於完全的殖民地。況且經過五、六十年長期的帝國主義之發展，每一強國對於中國“治者階級”的態度亦歷有變更，於是紛亂更甚；然而“帝國主義者各為私利替中國擇主”之一原則卻是不錯的，這又是政治侵略上的特別形式。
庚子八國聯軍入京之前，德皇諭遣發赴華的軍隊說：“朕對於處分中國問題，以鎮定暴徒、懲罰元兇、恢復秩序、設立足以維持公法之強固政府為目的；其政府以何人組織，則非聯之所敢知。”倫敦《泰晤士報》說：“各國若謀中國問題根本解決，則勿使守舊政府返北京，而另組織新政府。”俄國、日本卻爭著迎清帝的和議使臣。
辛亥革命，各國看著孫文、袁世凱不知誰好，且首先截留關稅、鹽稅，自保債權，使南北不得不議和；孫文不致於“跋扈”，袁世凱不得逞雄心。
二次革命時，五國銀行團之大借款二千五百萬鎊，適供袁世凱鎮壓國民黨之用（美國不在內），後來日本另施狡獪手段，索性以二十一條與袁皇帝交換承認。
其時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均勢還勉強維持，然而能力較大的總有想換一個“代理統治者”的意思，能力較小的則趁此市惠於守舊的“治者階級”，卻已看得出來這種傾向。
歐戰起後而日本大施野心，勢力膨脹，他獨挑著一個“代理統治者”段祺瑞。歐戰終了，英、美回顧東方，不久就挑著一個吳佩孚。從此日幫段，英美就幫直、奉；日幫奉，英、美就幫直。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反映於中國政治日益明顯。
最近一期國民運動隨著經濟上可憐的發展而興起，勞動運動亦就乘機湧起。直系吳佩孚已成為最反動的勢力，孫文又起而反抗；英、美有經驗的政治家、外交家知道軍閥統治不但激使中國群眾左傾，而且也對於他們不適用，不如輔助“士紳的資產階級”稍挫軍閥，緩和革命；所以也和著說裁兵、理財、制憲。日本到如今只能用現錢賄買三、四個賣國賊，英、美卻有能力以支票賄買整個兒的階級（果真不錯，中國人只鬧旅大問題，不管威海衛，不提克門案）。
臨城案發生，益發暴露軍閥的不善經紀外國人的財產（中國），英、美又生氣要替我們另選一班“代理統治者”：《字林西報》說：“吾人共拘拿曹錕上將及其二三負責之領袖，迫彼等以自己荷包中付給賠款，然後免其官職永不許再入政界，於彼等未付款之前必須囚之外國獄中……。”（新式的治外法權）美國公使休門更教訓上海總商會道：“（一）勿拘‘在商言商’不問政治之惡習，因商業實包含於政治之內。（二）餘深信貴國商人，能以實力建設一強有力之政府，不僅是以拯救中國現狀，且確能增進中國自古之榮譽。”
中國商人要狗仗人勢才敢反對軍閥，要土匪碰傷了他們“洋大人”，再趁勢請外國不承認北京政府，要外國人來教訓他們建設政府，因為這種政府連國都不會賣了。這是自然的傾向，中國的大商階級做的都是外國生意，自己沒有獨立的生產能力，中國的勞動平民、小商人、農民，受帝國主義經濟上政治上的惡果，失業破產，一時還沒養成偉大的組織力，所以任他們橫行。
中國經濟發展既為帝國主義所扼，生產權、財政權眼看得都到外人手中去了；中國社會發展就為帝國主義所擾，失業遊民遍地，早已成兵匪世界；中國政治生活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種種方式逐步紛亂，東拉西奪，永世沒有清明之日。統治者及國家制度，都得讓外國人來替我們定。假使果真能假外力來驅軍閥，政權那有不完全落於外人之手，做完完全全的殖民地奴隸！況且列強要有軍閥，好來抑遏中國自己的生產事業之發展，直接向他們買中國；同時列強亦要利用中國商人，好來稍稍恐嚇軍閥，使他們好好的代理統治；列強決不肯盡力驅軍閥，亦決不是真心幫助商人。必須勞動平民儘量發展其“社會力”，顛覆軍閥及帝國主義，才有真正的民權主義。自己沒有力量，就想依賴“善鄰”的美國，避開勞動平民，人家見你無群眾的後援，一步一步逼上來，弄到象朝鮮人一樣，那時連臨城的土匪都不如了。
《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上幼雄君說：“他（赤俄）不得不議定‘開發特許’、‘食料特許’的規則，以為誘引外資投入之計；正所謂‘以敵國之糧養我之兵’的一個惡計。”又說，“勞農俄國並不誠心履行那些條約，屢屢取消，可見他的居心實在想把這些利權做一個餌物，引起列強間的抗爭罷了。”幼雄君說赤俄不誠心，有惡計，請問中國現在敢不誠心、能懷惡計麼？不敢。因為不敢，所以聽了威爾遜的“婦人之仁”的話，不但要想“讀《孝經》退黃巾”，而且還想請“豺狼哺子”。你誠心待人，就恐人家不誠心待你。現時誠心不誠心都由不得我們自主，帝國主義發展到“文化的侵略”，始終還是不脫“強力”的性質，他能弄得你不進教會學校不成，良心都不自由了。要知道：必定要有了自主之權才講得到“善惡”；必定要顯示權力之後才有公理。赤俄對外條約履行與否，以有利於無產階級國家為標準。中國現在能以人民利益為標準而對外嗎？赤俄引起列強間之抗爭即從此開始破毀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能嗎？中國人民居然妄信美國的“人道主義”，只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為所迷惑而單隻反對日本。可以醒了！！
只有俄國社會革命的發展，中國國民運動的奮起，世界無產階級與各殖民地勞動平民攜手，“用一切方法，從最強的著眼”，共同顛覆所有的帝國主義、所有的軍閥制度，方能得世界經濟的發達，人類文明的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