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說過：“知識就像燭光，能照亮一個人，也能照亮無數的人。”知識的力量是強大的，對於個人來說，知識使人頭腦豐富，完善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讓人能以更加開闊的視野認識世界。

知識讓一個國家和民族擁有更加堅實的文化基礎，文化領域豐富多彩，科學領域發展更好，所以，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過去總覺得知識分子生活清苦，不受重視，可看到他們的工資後，才懂了事實並不是如此。

一、知識分子的範圍

在體力勞動者之外，還有另一種勞動者也就是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就是主要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大概指的就是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分佈在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的人。

知識分子在廣義上有著一定的定位，但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也有許多學歷較高的人自稱知識分子，追溯歷史，從元朝時期開始，知識分子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就相對低下，社會上許多人也瞧不起所謂的讀書人，後來，由於一些事情，在短短几年的時間，知識分子的地位逐漸下降。

無論是從歷史原因來看，還是從現實狀況來看，普遍民眾都認為過去的知識分子經濟上是非常拮据的，甚至可以說是一貧如洗，但其實國家在知識分子的工薪和福利待遇上一直是給予重視和關照的。

二、知識分子的工資

前不久的熱播劇《覺醒年代》中不僅展現了我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可愛，令人意外的一面，也讓我們大概瞭解了當年的知識分子在工資上其實待遇不差。

五四時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在當時屬於全國的高階分子之一，相當於建國後的1500塊人民幣，現在的1500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可能不算多，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物價水平的飛漲，當時的1500元在今天不算一回事，但在當時，完全可以支撐一家六口人一年的基本開銷。

以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工資為標準，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工資水準都在一般工薪階級以上，以當時的北京大學為例，20世紀初期，北京大學為了吸收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前來教學，在薪資待遇上都很好。

以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之一胡適為例子，蔡元培以及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邀請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當時胡適還遠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收到訊息後選擇回國，而回來即擔任北京大學的教授，當時北大開給胡適一個月600銀元，在當時來說是比較高的工資水準。

此外，胡適透過在報刊上的文章發表，也會額外還會有一筆收入，可以說，當年的知識分子的日常開銷不是拮据的狀態，對比當面普通人的工資，當年普通工人的工資大概是在每月13-15銀元左右。

當然，作為北大教授的工資與普通工人的工資自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從知識分子的工資層面來說，我們完全能夠看到20世紀初期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富足的。

此外，魯迅先生亦是如此，魯迅先生當年的工資雖然沒有魯迅在北大的高，但從《魯迅日記》中我們得知，魯迅先生在教育局擔任公務員時的工資是360銀元，加上魯迅先生為各大報刊撰寫文章，一個月也能有500大洋的額外收入，這樣算下來，魯迅一年下來的工資大概有四十多萬人民幣。

可四十萬大洋也只是魯迅先生撰寫文章時的收入，以魯迅先生的知識水平，自然有許多大學爭先搶後邀請其取任教，這對於魯迅先生來說又是一筆客觀的收入，在西安大學講學時，魯迅先生在短短一個星期就拿到了四百大洋。

或許有人說這些都是大文豪，大作家，工資水平自然不能相比，但民國時期一位大學教師的一個月的最低工資也有100大洋，雖然比不上大文人的工資水平，但在當時來說也非常不錯。

三、知識分子的地位

自古以來，我國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程度都是非常高的，雖然有某些特定時期會文人的地位會隨著政治和經濟的地位下降，但總體來說，還是呈現重視狀況。

我國進入五十年代，工資體系其實處於混亂的階段，大多數時候，工資怎樣發放還是由各個單位說了算，這對於國家建設是十分不利的，國家也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從1952年開始，我國就開始實行第一次工資改革，主要是規定了“工資分”，建立了新的工人和工資等級制度，1956年又實行第二次工資改革，主要是取消了“工資分”，實行直接貨幣工資標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統一的職務升級工資制度。

可以看出來，工資的多少與職務等級是直接關聯的，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當然也有工資改革制度，不過總體來說還是與該知識分子的工作崗位，所處行業以及級別高低進行工資發放。

作為成就較高的知識分子，如當時的李達、陳寅恪等著名科學家的工資待遇就很高，每個月能有四百塊左右，還有如錢學森這樣卓越的科學家的工資水平也非常高。

其餘普通的中小學任教老師的工資水平也有所調整，總體上還是處於普通人的工資之上。

四、總結

從知識分子的工資水平我們知道國家和政府對於他們的重視，其中的原因非常簡單，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而知識分子作為傳播文化的主力軍，其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不僅需要經濟和政治的支撐，知識文化的傳播和繼承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只有重視知識分子，國家和民族才能走的更遠，走的更久，走的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