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曙明
我小時候常聽大人們說,倉邊路的名字是因為從清代開始,法院(那時叫審判廳)一直設在那裡,有法院自然有監倉,所以叫倉邊路。據民國時期的記載,倉邊路“原屬於街市者半,屬之其他鋪戶與法院羈所各牆門亦半”,可見監倉之說,亦非憑空而來,以致後來我一聽到倉邊路,就聯想起監獄,這印象已牢牢烙在腦海裡了。直到長大後見聞漸多,才知道倉邊路與舊倉巷一樣,是指宋代在這裡曾建有鹽倉。雖然都是倉,但此倉非彼倉。
倉邊路以前是甘溪的下游。甘溪是白雲山上的一條大溪,上游叫菖蒲澗,下塘以南稱為文溪,穿城而過,匯入珠江。西文溪經今吉祥路南下。按清同治年的《番禺縣誌》記載,其水道是由蓮塘街、洛城街(今吉祥路北段),經過華寧裡、衛邊街(今吉祥路南段),至南朝街、仙湖街出城。
東文溪則沿今小北路南下,經豪賢路至倉邊路,飛流直下,從長塘街過賢思街,出城流入珠江。從今天的地圖上也可以看到,從下塘到中山四路,小北路和倉邊路是呈一弓形的,這正是消失了的文溪故道。
那時文溪十分寬闊,溪水浩大,碧波繞城,水深可以行船。中山四路以南是成片的灘塗,放眼望去,前有大江橫陳,煙波萬頃;後枕越秀、馬鞍、白雲諸山,山環水抱,天與安排。我們難以猜度,在任囂身邊究竟有沒有什麼高人,替他堪天道、輿地道,指點風水佈局,但任囂在文溪之側修築城池,肯定是經過精心勘察後才選定地點的。越王城與任囂城一樣,至今沒有找到它們的城牆,很可能文溪(即倉邊路)與珠江就是它們的天然屏障。
1994年,在大塘街擔杆巷與會同裡之間,挖掘出了兩個碼頭的系船纜柱,估計是唐代的碼頭,而在纜柱西側還發現了一個南漢時代的磚券隧道式水關遺址,可見南漢對文溪還是進行過整治的。
宋軍攻破城池時,曾縱火燒城,把所有宮殿、館苑、倉廩統統燒成灰燼,也沒有令文溪斷流。它依舊日日夜夜從白雲山流向珠江。文溪兩岸,三月木棉依舊紅似火,夾溪楊柳依舊綠成煙。
宋代的文溪,不僅在廣州,而且在包括廣西在內的兩廣地區,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它與人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種商品——鹽,密切相關。
鹽業是宋代朝廷最重要的財源,北宋末年,鹽業每年收入已達六百萬貫以上,甚至高達千萬貫,佔到朝廷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宋代對鹽業控制得很嚴,民間可以製鹽,但必須賣給官府,整個流通環節由官府壟斷,實行專營的榷鹽制度,甚至在一段時間內,實行官鬻制,即連銷售也由官府包辦,商人不得染指。販賣私鹽是重罪,一旦發現,要受笞、徒、流刑的懲罰。
在廣東管理鹽業的衙門叫“提舉廣南路鹽事司”,掌管廣東、廣西兩地的解鹽銷售。文明路上有一條賢思街,原名叫鹽司街,就是管理鹽政的衙門所在地。直到明代的廣東鹽運提舉司,仍設在賢思街內;在清代的廣州地圖上,還可以看到在今第一工人文化宮與北京路之間,有一處叫“鹽埠”的地方。民國的廣東鹽務處也在文明路上,可見此地與鹽業的關係,由來已久。
南宋時,廣東歷史上第一個探花李昴英在溪邊居住,自號文溪。他曾捐資在文溪上修了三座石橋,一叫文溪橋,在今中山四路與長塘街交界處;一叫狀元橋,在今小北路與法政路交界處;還有一座獅子橋,在今大石街西南雙槐洞口。後來文溪日漸淤塞,終於在明代改道,從小北花圈附近併入東濠湧,下游水流枯竭,出現了許多坑坑窪窪的爛泥塘,大塘、長塘這些名字,也由此而來。
三座橋早已消失於風煙茫然之間了,它們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我不太清楚,但至少到清嘉慶年間狀元橋還在。清代詩人呂堅就住在狀元橋邊,他的朋友拜訪後,寫了首詩描繪狀元橋的荒涼景象:“松花鬼燈青,樹社神火碧。幽篁覆深井,地冷無人跡。”很難想象得出這是描寫今天法政路與小北路那個車喧人嘩的路口。
文溪湮滅後,逐漸成了街市,因為鹽倉還在,人們叫它做倉邊街。小北門外的農民進城賣菜,都是走小北門直街(今小北路)和倉邊街的,這一帶非常熱鬧。與西關相比,倉邊街是貧民區,聚居著許多小商小販、窮學生和妓女。民國初年有這麼一段記載:“負菜挑瓜者,肩摩踵接,擾攘喧囂,凡此悉緣於(倉邊)街道狹隘有以致之,加以溝渠淤塞,穢氣薰蒸,未雨則路滑泥濘,雨後則渠溢水泛。”人們形容倉邊街“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1927年,政府決定把倉邊街擴寬為馬路,對倉邊街(從中山四路至豪賢路口)因築路所作的地價補償,每華井(13.988㎡)為140元。當時西關商業旺地的地價補償是多少呢?太平街(今人民南路)是每華井600元,第八甫是每華井500元。這樣一比較,倉邊路當年商業地位之低,也就不言自明瞭。
許多人都責怪廣州的街道彎彎曲曲,倉邊路至小北路,就是一個大弧形。其實,並非馬路的設計者故意弄彎它,而是當年文溪的溪流,就是這麼彎彎曲曲,夾著兩岸紅棉,一城風絮,匯入滔滔珠江的。今天我們沿著倉邊路漫步而行,雖已無法領略到迷人的溪風野韻,但那一片粼粼波光,彷彿還會在我們的夢境之中,不時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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