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意思是說少年人要是看了《水滸傳》，容易去模仿裡面成幫結夥、打打殺殺的行為，其實這屬於邏輯混亂。在古代世俗社會，本來就潛伏著對抗拒官兵、殺富濟貧的嚮往，《水滸傳》只是把這種普遍社會心理藝術地呈現出來而已。一個青少年在這樣的社會成長，無論看不看水滸，沾染上“水滸氣”的機率都差不多。從獲取知識的角度說，“少年讀水滸”絕對是好事，透過古典小說來了解世道人心，是個可行的辦法。
今天咱們就專門從《水滸傳》社會背景來學習知識。《水滸傳》社會背景，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討論：階層、經濟和倫理。有什麼樣的階層分佈和經濟狀況，就產生什麼樣的倫理與價值觀。
第一部分 階層問題是社會中最突出、最廣泛的矛盾
首先，我們來看梁山上的階層問題。說起梁山泊好漢的社會屬性，我們可以用了一個很醒目也很形象的詞來概括，就是“流氓集團”。
在這裡，流氓不是道德判斷的罵人話，而是一種在古代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身份。這裡說的流氓，就是遊蕩於城鄉社會底層、不屬於主流社會的邊緣分子。他們不是勞動階層，也不大想參與勞動，在民眾眼裡，他們是家裡的敗家子、街坊中的閒漢。從當權者的角度看，他們沒有社會價值，純屬過剩人口，把他們全消滅了，是有利於秩序穩定的。
不過，這麼個被蔑視的群體，卻是中國歷史中的特殊力量，甚至會影響到政治局勢。中國是個農業國，在古代，糧食生產長期在低水平迴圈，農民手裡很少有餘糧，遇到水旱災害或社會動盪，就得離開土地去逃荒。一旦平民普遍陷入貧困，形成流民潮，也就預示著社會快要進入動盪了。在這種時候，流氓則成為接下來的動亂髮起者。流氓大多是沒有財產的，他們生活不安定，沒有品嚐過多少人生快樂，也就不懂得害怕死的痛苦，在現實中特別有冒險精神。
當流氓以個體為單位出現時，還沒有什麼實力，要是在亂世裡成群結黨，就會橫行一方，燒殺搶掠，此時的流氓就成了流寇。地方上的紳士地主害怕他們搗亂，普通百姓也害怕他們騷擾。在饑荒中，流民到了沒有出路時，也會選擇加入流寇，就像小說裡上梁山去當小嘍囉，這反過來又繼續加劇社會動盪。
梁山好漢裡有不少可敬可愛的人物，比如魯智深；很多人的命運也非常值得同情，比如林沖；但要說起梁山好漢這個群體來，也確實該稱為流氓集團。不過，也有許多好漢的出身是秀才、小官吏或小地主，甚至還有大地主和前朝的貴族，這就產生了一些關於階層的有趣話題。比如，為什麼梁山的創始人王倫會被火併掉呢？表面上，是王倫沒有才幹、氣量狹窄，說到階層方面的因素，是因為王倫是讀書人，屬於士人。在古代社會結構中，士人是個中間階層：向上，是擁有土地的地主豪族，土地是農耕社會的權力基礎，所以豪族與大官僚合流，是掌握政權的支配階級；向下，是社會下層的勞動者。讀書人可能透過考取功名之後當官，上升為官僚，進入統治階級，也可能由於科場不利，沉淪到貧困的勞動者中間去，或者像王倫這樣混跡在流氓集團裡。士人的沉浮都是個體行為，這讓他們之間沒有共同利益，更多的是一種競爭關係，不會像流氓一樣形成集團。
而且，士人會根據形勢變化，在兩個階層間搖擺，再分裂出一些小集團，他們既得不到任何一個階層的完全信任，也沒有能量獨立完成大事業，這就是為什麼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中國歷史上，敢於爭奪皇位的，要麼是掌握土地的豪族大地主，要麼是“拼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流氓。豪族掌握土地，有根據地，有政治影響力，還握有私人武裝，競爭力很強；傑出的流氓有心胸，有性格，有來自底層的認同感，也經常出奇制勝。而讀書人出身，最多也只能做到丞相，幾乎不可能當皇帝。歷史上的例外，也許只有王莽和曹操，不過，這兩個人既不是標準計程車人，也不是標準的皇帝。
王倫號稱白衣秀士，是個二三流的文人，不僅沒本領，而且也得不到流氓的擁護，當然沒資格做山寨領袖。而此時上山的晁蓋，是純粹的流氓頭子。至於後來的宋江，雖然出身小地主、小官吏，但他的行為模式是標準的流氓範兒，朋友圈裡也全是江湖人士，沒有紳士和地主。雖說只有地主和流氓能做皇帝，但他們又必須使用知識階層，因為讀書人懂得兵書戰策和治國安民，能給他們出謀劃策，在管理層裡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梁山泊，吳用就是這樣的存在。
那麼，按作用和貢獻，吳用就該是山寨的第二把交椅才對，可為什麼卻要讓盧俊義做副頭領呢？這也是由於階級問題。在古代，地主紳士階層主導著民間社會。梁山雖然收羅了很多軍官，但勢力範圍只存在於社會下層，在紳士階層看來，還是一夥草寇。盧俊義是北京的大財主，在北方紳士裡很有名望，如果他能上山，就意味著梁山的影響力超越了社會下層，達到了紳士地主階層。拉攏盧俊義上山，絕不僅僅是引進一個人才，而是擴大了梁山的政治勢力。所以，吳用貢獻再大，也代表不了一方面的政治力量，自然就要讓出第二把金交椅來了。
第二部分 一切社會問題，說到底都是經濟問題
你看，如果從社會階層的角度分析梁山上的人事變動，我們就會有一些新發現，解決了自己在少年讀水滸、成年看社會時的一些疑問。但這還不是全部答案，階級和階層問題後面還有經濟上的原因。下面，再來說說水滸中的一些經濟現象。
我們剛才說到，古代的農業水平很低，週期性的饑荒和流民潮引起了社會動盪，這是梁山好漢登場的經濟背景。那麼，當時的農業水平究竟低到了什麼程度呢？簡單地說，就是完全靠天吃飯，氣候變化和水旱情況決定著農民的命運。白日鼠白勝在黃泥岡上唱“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心內如湯煮”是因為只要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就會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農業脆弱，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農業技術落後。在幾千年裡，用牛耕田差不多是中國唯一的農業技術了。只要耕牛減少，生產就會被破壞。所以，從周代開始，各個朝代都頒佈過保護耕牛的法令，偷牛和殺牛都可能判死刑。有時法令不止保護耕牛，範圍還擴大到所有的牛，所以民間也養成了不吃牛肉的習慣。在《水滸傳》裡，好漢們動不動就三斤五斤地大吃牛肉，這在民間是很罕見的。雖然在北宋末期，禁止吃牛肉的法令已經相對鬆弛了，但他們的行為也還是犯忌的。從藝術效果上來說，這是描寫梁山好漢無法無天的性格，也可以解讀為他們藐視求田問舍的農業價值觀。
導致農業技術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古代農業屬於小農經濟。“小農”這個詞我們很熟悉，就是以家庭為單位，在自有的小塊土地上耕種，差不多是專門用來形容舊中國的。在以小農為單位的生產中，土地不能集中耕作，也就沒有科學分工管理、發明機器、提高技術的條件。而且，小農經濟沒有積累，規模不能放大，抵禦不了任何風險。
這種小農經濟，可以說是政策形成的。與小農經濟相對的，我們可以稱作大農經濟。古代的大農經濟，就是豪族大地主僱佃農來種植。大地主的耕地集中連片，但生產力也上不去。既然土地不是佃農的，佃農也就不願意深耕細作，佃農濫用地力，使耕地逐漸荒蕪，農業走向衰敗。所以，無論是出於限制豪強的政治目的，還是保護生產與稅收的經濟目的，古代的土地政策一般都傾向讓農民在小塊耕地上進行分散種植。
在古代社會的遺產繼承和分家，大多數是在幾個兒子或兄弟間分。土地多的地主，生的兒子一般也多，多分幾代，各家手裡的土地也就逐漸越變越小了。常說的“富不過三代”，不僅僅只是說富家子弟不成器，也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小農經濟週而復始、沒有增長，需要的勞動力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太平一段時間，農村就會出現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傭工的價格就被壓得很低，這又反過來繼續壓制農業技術進步。就算有幾百畝、上千畝的地，購買安裝農機裝置也是不划算的，僱工那麼便宜，多僱幾個人不就行了麼？
從這裡，我們就能體會到流氓階層出現的原因了：本來就人多地少，地裡又打不出多少糧食，去給別人幫工，又賺不到幾個錢。辛辛苦苦也沒有機會，還不如干脆做個流氓痛快呢。你會說可以進城去啊，但是，古代城市是消費型城市而不是生產型城市，也不能消化過剩的勞動力。城裡的手工業都是些獨立的小作坊，也就招收一兩個小學徒，那時也沒有今天的第三產業。按說，勞動力剩餘應該對發展工業有利，但和農業技術落後的原因一樣，傭工成本越低，改進技術的意願也就越低。何況，政府不僅不獎勵工業技術革新，而且還制定過嚴刑峻法禁止研發機器。所以說，古代的城鄉經濟狀況，是必定要形成這樣一個流氓階層的。
流氓會武術，誰也擋不住。在《水滸傳》裡，會武術的流氓們嘯聚山林，建立了“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烏托邦，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生活呢？小說裡的描述是“論秤分金銀”，剩下的時間，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吃大喝。這是一種加了引號的“共產主義”，因為，這只是在消費上實現共產，梁山上並沒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組織過生產。梁山不是個健康的經濟體，好漢們並不創造經濟價值，他們的財物都是掠奪來的，經濟活動只是把財富從有錢人那裡搶來，再進行一次分配。
但梁山的存在，對整個社會的經濟也有客觀促進作用。古代財富的集中方式，不是透過增加投入放大產出的經濟活動，而是透過官員們貪汙、富人們放高利貸來不斷剝奪民眾財產。這些財富聚斂起來後，就被他們作為個人家產囤積起來，大部分都不再投入發展生產力了。小說裡，梁中書送給蔡京十萬貫生辰綱，算是大規模的“生產性消費”，因為他日後還能從蔡京那裡獲得更多的貪汙機會，還能賺回來，但形式依然是靠貪汙和盤剝。所以，晁蓋一夥劫生辰綱，並不減少社會生產力，反而加快了經濟流通。
第三部分 有什麼樣的階層分佈和經濟狀況，就產生什麼樣的倫理與價值觀
梁山好漢有獨特的階層身份，有特殊的經濟活動，也就自然會建立起一種非主流的價值觀，這種倫理觀念可以讓他們成為更團結的群體。接下來，我們就從精神層面上說說梁山的倫理觀念。
說梁山的倫理，就得先說他們的口號“替天行道”。但是，什麼是天，什麼是道，在中國文化裡是很含混的。古代政治中的天道，可以最簡單地理解成，君主是由天意選擇的，所以擁有最高的合法性，但實際操作是，誰能獲得主流社會階層的擁戴，誰就掌握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就可以自稱是受命於天。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也就是說，只要國君取得本國貴族的支援，就能順利地治理國政。
到了秦漢以後，土地貴族被豪族地主取代，社會經濟的基礎是農民，而輿論則操縱在士人階層手中，這個階層，我們說過，是和士大夫階層有重合的。所以，一個合格的皇帝，要爭取的是士和農這兩個階層的擁護。對於士人，他要尊賢任能，對於農民，要少賦稅、輕徭役。“替天行道”本來是屬於帝王的守則，梁山打著這個旗號，有指責皇帝不作為，自己取而代之的意思。
雖然目標不小，但梁山的表現卻經常違背所謂天道。劫法場時，他們不問軍民百姓，濫殺無辜。起義了這麼多年，也沒有籠絡士人，山寨裡還是那幾個書生和術士。對待周邊農民也不太高明，梁山在攻打曾頭市、祝家莊時，附近幾個村莊都武裝起來反抗，防備梁山人馬搶糧。也就是說，梁山好漢的行為和口碑，與別的土匪沒什麼區別。可見，在梁山上，“替天行道”是個沒有認真落實過的原則。
在山寨內部，真正起作用的是忠義觀念，這個觀念分兩個階段。在《水滸傳》的前半部分，好漢們是隻講義氣，不講盡忠的。準確點說，這個階段可以叫“信奉仁義”的階段。地主階層和士人階層的價值觀念是忠孝，這不僅是因為受到儒家教育，也因為他們承襲了祖輩的豐厚產業，過著安定的生活，自然就樂於維護能保證既得利益的觀念。而身處底層的流氓們，生在窮苦家庭，過著漂泊的江湖生活，既沒有祖先遺產，也得不到家人扶助，在他們的生活裡，夥伴和朋友才是最親近的。所以，義氣就成了他們的最高道德標準。
在他們心中，義的內涵是很簡單的，就是別人怎麼樣對我，我就怎麼樣對他，而且要加倍。為了朋友要兩肋插刀，報仇雪恨則一定變本加厲。在梁山好漢的倫理中，朋友間的義氣要比父母妻兒的感情義務重要。李逵下山接母親，半路母親被老虎吃掉了，這是件很悲慘的事，但他回山講述時，號稱“孝義”的宋江聽了卻哈哈大笑，其他好漢也不來安慰李逵。在他們的習慣裡，母親慘死這種事，是可以當笑話聽的。但要是李逵因為疏忽搞死了朋友，他們就會指責李逵不夠義氣了。這不能說梁山好漢們沒有道德，而是他們的道德和主流的忠孝觀完全不同。
初期的梁山不僅不太講孝，也完全不講忠。很多好漢原來是朝廷的軍官和小官吏，落草為寇，這就是對朝廷的最大不忠，這時候，只有仁義倫理才能讓他們自圓其說。所謂仁義，就是對義氣進行一次昇華。仁義的仁，雖然和儒家思想中的仁寫法一樣，但含義要通俗得多。梁山的仁義，只是把義氣的範圍再擴大到普通人，做到行走江湖時仗義疏財、扶弱鋤強。像宋江這樣見人就派利是、發紅包，石秀這樣肯為陌生人拔刀相助，就已經算得上仁義了。
但是，等到梁山做大了，原來的仁義就顯得不夠用了，需要建立新的倫理。梁山的組織性質是個幫會，而不是政黨。政黨有綱領和目標，是透過主義結合起來的。而幫會是靠義氣結合起來的，成員中途脫離是不義，因為他不能同甘共苦，沒能遵守誓言。但是，雖然這會受到江湖同道指責，但也就是不夠朋友而已。對規模變大的梁山來說，這種道德約束還是太鬆散。比如說，宋江對武松很不錯，管吃管穿，一送行就能送出百十里地，是很不錯的大哥，但是，如果有個與武松交情更好的大哥約他跳槽，他可不可以去呢？按仁義來說，就不是完全不可以。義的特點是對等、雙向：你如果不義，我也可以不再顧忌義氣，如果武松覺得宋江的一些行為是不義的，他就有充分的跳槽理由。而忠的原則卻是單方面、無條件的，所以，忠和孝是君主和家長喜愛的倫理守則。
梁山做大以後，宋江為了團隊穩定和權力集中，自然要推行忠的觀念。梁山修改倫理的標誌性事件，就是在晁蓋死後，聚義廳改名為忠義堂。表面的解釋，是好漢們雖然被逼上梁山，但心裡是忠於皇帝的，由於此時小官吏、地主出身的頭領越來越多，這種說法很有市場；但是，真正的意思是：從此以後，山上的弟兄們都要盡忠於宋大哥了。
宋江修改梁山倫理，還有一個細節。按照義的標準，梁山好漢們既然以兄弟相稱，就應該不問出身貴賤。但實際上，梁山上是要講門第的。梁山好漢裡，要論馬上本領和軍事才能，首推是林沖，而且林沖在晁蓋死後，還有率先推舉宋江的政治功勞。但是，在山寨的排位裡，沒什麼突出之處的大刀關勝，地位卻要在林沖之上，這又是為什麼呢？你肯定也知道，不就是因為關勝姓關，是關羽的嫡系子孫，長得又很像關羽嗎。在中國文化裡，關雲長是義氣的象徵，不僅歷朝歷代的皇帝會給他贈送稱號，江湖好漢也最崇拜他。
最後，再來說一個梁山倫理中的小細節，就算是彩蛋吧。你可能發現了，梁山好漢們雖然陽剛，但除了小霸王周通和矮腳虎王英，好像都不好色。按照梁山上的倫理，王英和周通好色是弱點，而其他英雄禁慾才是值得尊敬的。不只是在梁山，在整個古代底層社會，都有這個倫理特點。我們前面說過，古代農村的勞動力長期過剩。在社會底層，過多的子女被視為累贅，女孩因為被蔑稱為“賠錢貨”，很可能一出生就被家裡溺死，長大成人的機率比男孩小。男多女少的性別比例是中國歷史的常態。在民間，結婚是“人生大事”，並不是指偉大，而是指要花大錢辦事。女人本來就少，又要花一大筆彩禮，相當一部分平民是討不起老婆的，流氓無產者們就更不用說了。正是由於許多下層民眾無法正常地解決性慾，所以才把禁慾當成美德來安慰自己。簡單地說，就是越缺什麼，就越說不需要什麼。梁山好漢們本來就把兄弟義氣看得比妻子重，他們自居替天行道，當然不能去強搶民女，所以就被寫成了一群好像沒有生理本能的人。而上層階級就不會這麼難為自己，在地主階層和文人士大夫的倫理中，禁慾並不是道德守則，納妾或出入風月場所，只是風流韻事而已。
結語
從階層上來說，梁山好漢群體是一個流氓集團，流氓擁有特殊的行為模式。這個集團吸納了從士人階層流動過來的讀書人出謀劃策，同時，又努力將影響力擴大到紳士階層。
從經濟上說，由於土地政策偏向小農經濟、城鄉無法消化過剩生產力、技術得不到發展等因素，中國古代農業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反覆出現的饑荒引起了流民暴動，這是流氓集團產生的經濟背景。梁山上的經濟生活裡沒有生產環節，只是一種消費上的共產，但他們劫富濟貧後的再分配，有促進流通的經濟作用。
從倫理上說，梁山是做不到替天行道的，在初期，他們實行的是幫會的仁義觀念，朋友義氣高於對父母盡孝，無視對朝廷盡忠的倫理。形成規模後，為了權力集中，也開始實行忠義和門第的倫理了。至於他們生活中的禁慾色彩，是古代底層社會倫理的一個特點。
本文取材於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賈行家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