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坐落著一座建川博物館，該建築面積接近十萬平方米，其中擁有八百餘萬件藏品，其中國家一級文物就有425件，而在其中有一件令無數參觀者為之動容的藏品，那就是一面用五尺白布做的大旗，在這面旗的正中間是一個斗大的死字。
剩下的字大概意思就是，比起在我面前盡孝，我更願意你在民族上盡忠，現在日寇猖獗國難當頭，我本想著前去參軍殺敵，但是無奈年齡已經過了，幸好我有一個你這樣的兒子，自動請纓前去，於是我賜你一面旗，在你受傷時用它擦血，若不幸在戰場上戰死，那便用此旗裹屍，在戰場上一定要勇往直前，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
這面旗幟見證了中華兒女心中亙古不變的愛國情懷，在它的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有關於這面旗幟的故事，那還要從抗日戰爭開始說起，當時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蓄意挑起戰爭，企圖利用武力來征服中國，日本侵華戰爭就此開始，由於當時東北軍的不抵抗政策，導致日軍很快便佔領了東北三省，並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政權，但是日軍並沒有因此得到滿足，企圖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爭，隨後便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七七事變，這也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
正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己祖國的土地，被外來侵略者侵佔，沒有哪個熱血的愛國青年能不為之憤怒，他們自發的組織起來對抗日本侵略者，王建堂就是其中的一員。
王建堂生於1912年的四川北川，祖祖輩輩都是讀書人，應該算是書香世家，但是到了王建堂父親這一代，家境已經沒落了，但是王建堂的父親王者成明白知識的重要性，因此雖然家中並不富裕，但還是將王建堂送進了私塾中進行學習。
成年後的王建堂就在當地的鎮子上，成為了一名普通的文職人員，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王建堂的一生就應該這樣安穩的過去，但是當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訊息傳到四川后，王建堂身為一個熱血愛國青年，聽到當時如火如荼的戰況，按捺不住自己棄筆從戎的決心，當即便決定組織隊伍前去抵抗日本侵略者，他號召了上百個志同道合的愛國青年，大家一直請纓殺敵，自稱為“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而王建堂則被推舉為首。
隨後王建堂便帶領隊伍，前去向當時北川縣的縣長提出，要帶領隊伍上前線殺敵，縣長對於他們的這種愛國行為自然是鼎力支援，並且親自為他們的隊伍取名為“安縣特徵義勇隊”，併為他們提供了訓練場地。
其實在當時那個年代的四川，像王建堂這樣主動請纓殺敵的事例有很多，本是不應該掀起什麼太大的波瀾，但是就在王建堂準備帶領隊伍出發上前線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個包裹，那是王建堂的父親王者成從曲山鎮寄來的。
首先拿到這個包裹的人是縣長，當時縣長開啟一看，不禁熱淚盈眶，其實包裹中只有一面旗，但是這面旗上，書寫著一個大大的死字，當時王建堂的父親因為年邁，無法親自來到縣城為兒子送行，於是便連夜製作了這面旗幟寄給自己的兒子。
王者成深知戰場殘酷，只要上了戰場那就註定是九死一生，送這面死字旗給兒子，希望王建堂受傷的時候能用它擦擦血，而若真是萬一犧牲在戰場上，那就用這面旗幟裹身，不知道王建堂的父親是懷著何種心情寫下的那個死字，這天底下沒有一個父親願意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兒子去送死，但是為了保衛祖國，為了堅守我國的領土不被日本人侵佔，總要有人在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
後來王建堂接到任務，那便是帶領隊伍夜襲在茶陵縣駐守的日軍，當時日軍的人數遠遠多於我方，但是王建堂在接到這個任務後，並沒有退縮，他召集戰士們，在制定好作戰計劃後，就等著合適的時間到來。
等到夜幕降臨，王建堂帶領部隊夜襲茶陵，打了日軍一個措手不及，在王建堂的指揮下，雙方激戰了一個日夜，最終以敵方慘敗結束，在這場激烈的戰鬥中，敵方傷亡上百人，但是在王建堂的指揮下，我軍僅僅有兩人負傷，這場戰爭可以說是大勝，王建堂也因此得到了上級的誇獎，並且授予他甲級勳章一枚。
後來因為在戰場上的優異表現，王建堂被升為副連長，當時掌管著連隊裡上百人的後勤，其中就包括分發軍餉，這天王建堂像往常一樣在分發軍餉，突然他發現其中有一枚銀元破損了，這枚破損的銀元自然是發不出去了，王建堂看著自己手裡的銀元想著丟了也是可惜，於是便自己留下了，隨後便放進了自己的上衣口袋中。
不久後戰鬥的號角吹響，王建堂像往常一樣在戰場上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一個又一個的戰友在他的眼前倒下，這樣的場景沒有讓王建堂退縮，反而越戰越勇，他要為這些犧牲的戰友報仇，他們在登上戰場的那一刻起就明白了，自己的腦袋已經別在褲腰帶上了，他們只希望自己在死之前能多殺兩個日軍，那就夠本了。
王建堂就抱著這樣的信念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突然有一顆子彈在王建堂沒看到的地方向他襲來，打到了他的小腹右側，王建堂當即便覺得一陣劇痛，他明白自己這是中彈了，但是現在的情況容不得他考慮過多，他忍著劇痛繼續在戰場上衝鋒。
最終在我軍取得勝利後，他才放鬆下來檢視自己的傷口，他將自己的上衣脫下，看到有一塊東西陷在肉裡，定睛一看，是一枚已經被子彈打變形的銀元，見到此情此景他的心中不免慶幸，如果要是沒有這枚殘缺的銀元，自己挨著一下就算不死也得是重傷，隨後他叫來衛生員對傷口進行了簡易的處理，便又繼續忙著作戰了。
後來由於王建堂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於是領導便將他升為了連長，就在他當連長後的一個夏天，上級接到情報，有一隊日軍正在向我方進犯，於是團部便命令王建堂帶領部隊先行進行阻擊。
經過對日軍行進路線的分析，最終將阻擊陣地定在了一個日軍的必經之地上，那是一個馬鞍形的山脊，隨後王建堂就帶著部隊向著這個山脊行進了，當時我軍距離山脊遠比日軍離山脊進，於是王建堂便有些輕敵，他並沒有在行進時派偵察兵在前方探路，並且他自己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十分放鬆，並沒有時刻準備戰鬥。
或許他覺得這段路程是安全的，不會有日軍出現，但是事情怎麼會盡如人意，正在他悠哉悠哉走在路上的時候，突然有三個日軍竄了出來，王建堂就在隊伍的最前面，一時之間三把刺刀都向著王建堂刺了過來。
這時候的王建堂根本來不及反應，幸好他後邊的機槍手反應迅速，一個掃堂腿過來，將王建堂絆倒了，這讓王建堂躲過了兩個刺刀，但是還有一個卻是怎麼也躲不過了，正中他的右邊肋骨，就在他倒下的瞬間，機槍手迅速開槍，那三個日軍頃刻間便被消滅。
但是王建堂卻身受重傷，於是便被戰士送往後方的戰地醫院進行治療，剩下的戰士們開始緊急修建防禦工事，但是等了很久都沒等來日軍，原來日軍在聽到機槍聲後便明白馬鞍山脊有埋伏，於是便撤軍了。
王建堂在戰場上受傷的次數遠不止這兩次，每次受傷他都會用父親給自己的死字旗擦拭傷口，那面旗幟上也沾染上了越來越多王建堂的鮮血，可惜的是最終因為戰亂，這面死字旗遺失在了戰場上，但是王建堂卻活了下來，這已經是萬般幸運了。
後來在解放戰爭末期，王建堂隨部隊在成都起義，正式成為了解放軍的一員，但是這時的他已經年紀不小了，再加上常年征戰沙場，身上受了很多傷，已經不適合再繼續待在部隊中了，於是便復原回鄉了。
王建堂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年和自己一同從家鄉走出去參戰的戰友們，大都已經戰死沙場了，他本來在參軍前已經娶親，但是參軍後多年未曾聯絡，妻子早就已經再嫁他人，回鄉後的王建堂就開始一個人孤零零的，村民們也因為他曾經的身份疏遠他，他只能靠著打雜來勉強維持生活。
一生未曾有子嗣，晚年成為了社會救濟孤老者，靠著每個月二十三元的補貼過日子，在改革開放後，他的日子才得到改善，而現在博物館中的死字旗，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根據王建堂的記憶複製的，這面死字旗見證了中華兒女始終如一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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