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4日,受媒體報道“雙減”政策即將出臺的影響,跟誰學(高途)、好未來、新東方等教育股開盤大跌。
此後高途(跟誰學)釋出一季度財報,淨虧損14億元,對比去年同期淨利潤1.48億元,虧損同比擴大逾10倍。而創始人陳向東在電話會上明確,目前已經全面停止資訊流投放獲客。另據36Kr報道,5月27日,陳向東召開內部會提出裁員計劃,比例在30%左右。
據統計,三個月以來,教育股市值縮水超過900億美元(約合5776億元)。不得不佩服高瓴資本從去年三季度開始就陸續減持好未來,並且在今年一季度徹底清倉,著實“跑得快”。
教培行業靴子尚未完全落地,但對於從業者來說,逃不是辦法,風口浪尖,如何自查、自救甚至變危機為轉機?我們不妨看看日本的教育內卷史。日本的校外教培增長過,內捲過,混亂過,洗牌過,如今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萌芽與爆發
日本現代學習塾始於江戶時代,不少名人創辦私人教育機構,如吉田松蔭的“松下村塾”。這些私塾成為了傳播、教授新知識和技術的場所。
1872年日本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國民教育體系,1907年實現六年義務教育制,初等教育基本實現普及。隨後,日本學習塾逐漸演變成以升學和補習為經營目的的機構。
這背後是由於日本初等教育普及後,中高等教育資源稀缺,學生為了獲取更高教育面臨日益激烈的升學壓力。20世紀六十年代,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參加初高中升學考試導致考生人數增加,升學競爭加劇,學生和家長對校外教育培訓需求迎來大爆發,到了1962年日本中學生入塾率已達30.3%,可謂是卷在了世界的前面。
但日本學習塾發展並未止於此。
1977年日本實施“寬鬆教育”,該政策是用於解決過去“填鴨式”教育傾向,要求學校課程知識點減少、上課時間縮短,更加註重學生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由於升學的競爭壓力仍存在,特別是名校競爭,很多家庭不得不將學習寄託在了校外教育,更多學生湧向學習塾,學習塾迎來了第二次爆發期。
據日本文部科學省資料,參加校外教育培訓的中學生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至1993年59.5%。據日本總務廳資料顯示,1991年學習塾數量達四萬五千餘所。這一時期的日本教培機構明顯呈金字塔式分佈,上規模的企業非常少。
進入21世紀後,日本政府實行脫寬鬆教育彌補過去寬鬆時期造成的學生學習能力下降,公立教育提高教學內容和質量,加上1997年以後日本進入少子化社會,學習塾整體需求逐漸飽和,數量下降,集中化程度提高。截止目前,日本學習塾數量約為五萬所左右。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是校外培訓機構,日本學習塾也會重視對學生自主、自立以及與人相處等能力的培養。比如日本學習塾“河合塾”的教育理念提到,要幫助每個學生實現自我,重視培養學生自主思考與行動,如增加生存能力培訓課等。
事實上,日本學習塾行業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經歷過一段長期魚龍混雜的時期。
20世紀60年代開始,兩次學習塾潮的推動下,學習塾行業迸發出巨大的市場潛力,驅動掘金者紛紛進入這個行業,針對學習塾的各種問題和詬病也由此展開。
一方面是學習塾教學質量和師資問題。
由於學習塾數量猛增,教師資源處於稀缺狀態,直接導致教學質量下降。1977年日本文部省釋出的報告顯示,學習塾沒有任何相關教育經驗者佔比達22.5%。
另一方面則是過度入塾的普遍情況。
在日本報紙、電視,地鐵和街頭公交車站,隨處可見學習塾各種招生廣告,內容大多是介紹機構輔導方式、提分效果和考入名牌高中或大學人數等等。在這些營銷廣告的狂轟濫炸下,家長和學生被焦慮包圍,彷彿不上補習班就沒有辦法考上名牌學校,更不要提找到好的工作或是考上公務員等。教育競爭和內卷程度可見一斑。
據報道,日劇女王松島菜菜子,就一直為孩子報名參加高價補習班。
松島菜菜子(右一)
從1986年開始,日本政府相關部門介入引導學習塾行業的發展,不斷進行對學習塾機構進行監管和治理,規範學習塾行業。比如制定行業事業活動基準、評價學習塾經營活動、對學習塾講師進行培訓和能力認證等。以1999年日本政府出臺的《學習塾事業活動規範化自主準則》為例,其中就規定了學習塾經營要認識到其對社會的責任,宣傳時不得誤導宣傳等。
進入21世紀後,隨著學習塾行業發展成熟,日本還推出學習塾認證和講師認證制度,用於提升學習塾和機構內老師的教學質量。
各大學習塾逐漸獲得更多學校、家長和學生的認可。公立學校也開始探索和校外學習塾合作,推動學校教育的變革。以東京足立區為例,該區較為於2012年與學習塾早稻田合作,設立“足立翱翔塾”,由學習塾老師在週六或暑假為該區中學三年級學生教授英語和數學,開支由區財政負擔,學生免交學費。
日本公立學校和學習塾逐漸衍變成了合作關係,後者發揮自身對學校教育的補充作用,如向學校提供教材、試題、教師培訓等,為公立學校提建議等,發揮自身公益性角色和輔助作用。
新增長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日本學習塾行業穩定且豐富多元——補習班、升學輔導機構、外語學習、專業資格培訓或認證考試、幼兒教育、企業培訓服務等等板塊都有精細化的企業。
與過去集中度低,規模較小的學習塾不同,日本逐漸並發展出了集團式、業務覆蓋面廣的學習塾,比如河合塾、東進、駿臺等頭部機構。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日本學習塾也推出線上線下集合的教學模式,上網課、做智慧練習題等。
不過,日本低出生率的影響逐漸滲透到日本學習塾行業,也制約了目前該行業的進一步發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低出生率帶來的學生數量減少,個人教育投資增加,但學生人數減少導致升學壓力減少,課外補習和培訓需求也由此降低。日本總務省投機資料顯示,1986年-2020年日本5-19歲人口規模縮小了約1161.2萬人。2016年至今,日本參培學生數維持著1300萬左右,增幅幾乎為0。
在這一大背景下,不少日本學習塾開始探索新的增長點。
河合塾的教育業務目前基本覆蓋從嬰幼兒到大學畢業生的各個教育各個階段,同時還把目光放到了海外。河合塾利用自身教師資源和研發團隊逐漸開拓海外市場,如其2021年在中國成立上海阿爾晟河合塾科技有限公司,開始佈局中國市場。
此外,另一家日本教育機構倍樂生(Benesse)早在2006年就在中韓開始嬰兒課程。除了拓展海外市場,倍樂生還佈局護理、養老、醫護等領域以應對日本老齡化趨勢。
日本學習塾行業經歷萌芽、爆發到內卷陣痛,最終趨於穩定發展。不難發現,教育無論在哪裡都是一項需要回歸初心的事業,結合國情與學情,因材施教,樹德育才,才是這個行業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