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蓀(1893-1977),原名葉麐,字石蓀,以字行,四川古宋人,是文學史上一位久已湮沒的學者、心理學家。其事蹟不彰,鮮有文章名世,以致人們只能從他人口中零星地獲得些材料。然而,筆者近來發現,朱自清的日記中有五十餘處關於葉石蓀的敘述,故特將二人交往的相關史實鉤沉如下。
人生初相見,歷久成故交。朱自清與葉石蓀相識於母校北京大學,朱自清1917年由預科轉入哲學系本科,一年後葉石蓀考入同系,成為上下級。三十多年後,葉石蓀都還記得少年初見時朱自清的模樣,“……他與我同是新潮社底社員,因此彼此都知道。我只在聽胡適之先生,或梁漱溟先生底課時,在人叢中偶爾看到他。他是一個矮小的人。白白的一張臉。一個很高廣的前額,濃眉。在濃眉之下,透過眼鏡,我們可以看見一雙難以形容的眼睛……一個不大不小,正直的鼻子。兩片薄薄的嘴唇。他的舉止安詳,態度從容,說話緩慢。聲音帶一點揚州腔調。”(葉麐《悼佩弦》)但由於沒有共修的科目與年級的隔斷,二人求學之時並不熟稔。
友誼的生長,始於清華園。朱自清1925年到清華學校新設立的大學部任國文教授。葉石蓀則在1930年留法回國後就聘清華大學理學院教授。1932年之後的五年裡,二人都寓居北平,與一班良師益友同在清華園內談文論藝、商討學術。
攜友訪古碑,冶情山水間。1934年2月25日,朱自清偕夫人陳竹隱,邀葉石蓀前往北平北郊的樹村訪歡喜老墓碑。遊畢,朱自清在當天日記中錄:“下午與石蓀、竹隱同至樹村,訪歡喜老墓碑……此遊甚暢,但石蓀心中有事,頗不能釋耳。”〔《朱自清全集》(第9卷)〕後來朱自清在《歡喜老墓碑》中亦提:“直到去年夏末秋初,一個朋友為了一個什麼人苦悶得走投無路;我們夫婦想起樹村,便約他去走走,解悶兒。”“一個朋友”指的就是葉石蓀,讓葉石蓀不能釋懷的應是葉個人婚戀的曲折。葉石蓀的第一位夫人是他留學後相偕歸國的法籍女子。1933年,葉夫人因思鄉心切而急欲返法,有朱自清1933年4月7日日記為證:“下午訪石蓀,承詳告其夫人將回國事。又述其伉儷平日生活經過。大抵石蓀人甚誠篤,然太注意瑣碎處,致其夫人覺處處受干涉,此殆因其從艱苦中來而然。餘自問亦頗有此病,竹亦謂應當改之。石蓀仍盼留其夫人,但難也。”送夫人歸國後的葉石蓀在朋友的說合下重又結識新戀人,但經過頗為坎坷,當中的諸多隱情朱自清都悉數錄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記中。正因如此,朱自清夫婦才約葉石蓀訪古尋幽,體味“歡喜老”曠達超脫的心境。
與此同時,二人還同遊松堂。朱自清在1935年的散文《松堂遊記》中說道:“去年夏天,我們和S君夫婦在松堂住了三日。”(朱自清《松堂遊記》)在1934年6月30日日記中記,“昨夜大雷雨,頗悵悵,因定今日往西山松堂也。幸早間放晴……石蓀夫婦同來。石蓀謂少年時興致好,一來必攜棍遊山,今不能矣,餘以為然”。(王瑤《朱自清日記選錄》)由此,朱自清文中提到的“S君夫婦”即葉石蓀夫婦,此時結束跨國戀的葉石蓀已另覓得佳偶,喜結良緣了。早在出遊的五天前,朱自清就發出邀約,“訪石蓀,並送《蕙風詞話》,約去松堂住三日”。這逆境時的相扶與得意時的同歡,可謂是“益友”所為。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學術上的切磋拉近了兩人的關係。朱自清在1933年1月15日記,石蓀評其《給亡婦》文。《給亡婦》是朱自清哀悼亡妻武鍾謙的懷念文,是傾心泣血之佳作,即便如此,葉石蓀仍大膽直言朱文過於雕琢,“前半似有用力痕跡”;1934年9月4日,葉石蓀拿來一篇論文共賞,朱自清在當日記道“文章不錯,但風格頗歐化”,這篇論文是葉石蓀的《由心理學的觀點試論小說中景物底寫法》,談論的是小說問題與心理學的關係。論文語言的歐化風,對崇尚“作文如說話”的朱自清來說,殊難苟同。朱自清毫無隱瞞地直接評述“我不喜歡這種不自然的風格”。兩人相互之間的這種直言不諱,可謂是“諍友”之行。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朱自清1933年8月2日記,石蓀“勸勿為《大公報》作稿,此等稿幾於人人能作,又雨公未必願我等為其作稿”;12月26日,葉石蓀指出他人文章中有諷刺朱自清的地方,為此朱自清立誓“以後當埋頭治學,不談時髦問題,亦不談大問題”,可見兩人這時已互為“知音”。
人生大事件,彼此同休慼。朱自清在1934年6月20日記道,“晚入城參與石蓀婚禮,濟濟一堂有二百餘人,晚歸”。這婚禮是葉石蓀與鄧昭儀的新婚典禮,在北平擷英番菜館舉行,朱自清作為好友自然不會缺席。1935年9月1日,朱自清記“至豐澤園赴張志和宴會,是為送別石蓀,馮芝生和林培春亦在座”,這是送別葉石蓀的宴會,此時葉石蓀將赴歐美考察,並擔任中外文化協會理事長。(《西南師範大學教授名錄》)葉石蓀於1936年離開北平,相繼到山東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任教,朱自清也在1936年8月19日記“石蓀將到山東大學任教授”。自從葉石蓀去他處謀教職後,朱、葉二人便相隔甚遠,無法經常相見了。
抗戰爆發後,朱自清隨校內遷昆明任教,葉石蓀在西南地區教書。1940年7月,朱自清前往成都休假兼做研究,與妻子在蓉居留一年左右。〔《朱自清全集》(第11卷)〕1941年10月,朱自清結束休假,在返校途中經過樂山,看望了葉石蓀、朱光潛、楊人楩等舊友。(顏林《朱自清先生在敘永》)相隔五年後,老友再次相聚,皆是喜不自禁,堪為“摯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猝然離世,文藝界人士扼腕唏噓,深切懷念。葉石蓀為亡友撰寫憶念文時稱,二人是“能夠相知”的“知己”,回顧這段歷經風雨的友情時,他說:“在友誼上我永遠忘不了在我受人排擠時,他勸我按下憤怒,不要失掉我們的風度。我忘不了在我要批評朋友底作品時,他勸我顧全友誼,只提出自己的主張。我忘不了六年前在我將離開成都時他提著一瓶茅臺酒到我的寓處來,說不能約我吃飯,只能共飲幾杯的那一番盛意。我更忘不了兩年前在成都某朋友底庭院中,我們兩人促膝談心,他鼓勵我的那些話語。那真是‘君子愛人以德’。”(葉麐《悼佩弦》)作為四川地區北大同學會理事長的他,還在成都的追悼會上沉痛追念故人:“朱自清先生之死,在教育上是喪失了一良師,在文學上還喪失了一巨星,在領導青年、在推動社會進步上講,尤其感到朱先生的早逝,更是極大的損失。”(天颺:《紀念青年的導師——記朱自清先生追悼會》)
魯迅曾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朱、葉二位先生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彼此間亦師亦友,肝膽相照,書寫真性情,締結真友誼,是為莫逆之交。
(作者系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博生研究生)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