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在故宮中待得最久的房子,是他的辦公室。那是在紫禁城西北角,在城牆內、角樓下的一個前後三進四合院,原來是故宮裡的城隍廟,是清代雍正年間建的,供奉的是城隍之神,以保佑這座宮城。在故宮工作這麼多年,他在這個小院裡度過了無數的春秋冬夏,對它已無比熟悉,對它的一磚一瓦也很有感情。
現在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就設在這座小院裡,有不同門類專家在這裡工作,大家相處和諧,像一個大家庭。供職於故宮學研究所、任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的祝勇說:“在研究院,每一位專家都是我的老師。他們在各處的領域裡都有極深的造詣。我有什麼問題,就找他們答疑解惑。故宮博物院是一所永遠畢不了業的大學。”
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
如果說故宮是一所大學,那祝勇一定是裡頭最勤奮的學生之一。作為故宮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他書寫著故宮的典故與傳奇,或借物詠懷,或憑卷追思,從獨特角度展示了一個豐富深邃的古典中國,小處生動,大處磅礴,充滿了一個文人與學人對於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祝勇故宮系列”的第十本書:《故宮的書法風流》。
從“書法”到“法書”
“書法”,原本是指“書之法”,即書寫的方法。據祝勇介紹,唐代書學家張懷瓘把它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周汝昌先生將其簡化為:用筆、結構、風格。它側重於寫字的過程,而非指結果(書法作品)。“法書”,則是指向書寫的結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書寫的、可以作為楷模的範本,是對先賢墨跡的敬稱。
在《故宮的書法風流》中,祝勇用詩意的語言、散文的筆法、史學的態度,以李斯、王羲之、李白、顏真卿、懷素、張旭、蔡襄、蔡京、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芾、岳飛、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十餘位古代書法家為線索,選取兩岸故宮收藏的書法名作,講述了這些書法名作背後不為人知的歷史故事,再現了這些“千古風流人物”跌宕起伏的個人命運。
在祝勇看來,與西方人以工整為美的“書法”比起來,中國法書更感性,也更自由。儘管秦始皇(透過李斯)締造了帝國的“標準字型”——小篆,但這一“標準”從來不曾限制書體演變的腳步。《泰山刻石》是小篆的極致,卻不是中國法書的極致。中國法書沒有極致,因為在一個極致之後,緊跟著另一個極致。
祝勇認為,中國書法之所以如此自由,原因正是在於中國人使用的是這一支有彈性的筆——毛筆。這樣的筆讓文字有了彈性,點畫勾連、濃郁枯淡,變化無盡,在李斯(第一章《李斯的江山》)的鐵畫銀鉤之後,又有了王羲之(第二章《永和九年的那場醉》)的秀美飄逸、張旭(第五章《吃魚的文化學》)的飛舞流動、歐陽詢(第五章《吃魚的文化學》)的法度莊嚴、蘇軾(第八章《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石壓蛤蟆”、黃庭堅(第九章《世道極頹,吾心如砥柱》)的“樹梢掛蛇”、宋徽宗“瘦金體”薄刃般的鋒芒、徐渭猶如暗夜哭號般的幽咽頓挫……同樣一支筆,帶來的風格流變,幾乎是無限的,就像中國人的自然觀,可以萬類霜天競自由,亦如太極功夫,可以在閃展騰挪、無聲無息中,產生雷霆萬鈞的力度。
超越書法,迴歸“人”
與祝勇之前的古物書寫一脈相承,祝勇把目光投向故宮的書法藏品,卻不將目光侷限於這些藏品;祝勇關注書法藝術,他的關懷卻遠大於書法藝術。
今天我們依然能看到的這些書法名作自然是“國家寶藏”,每一件都價值連城。祝勇告訴我們,這些法書之所以價值連城,並不是因為它們“好看”,而是因為這些作品背後的“文化價值”:“我們應該感謝歷代的收藏者,感謝今天的博物院,讓漢字書寫的痕跡,沒有被時間抹去。有了這些紙頁,他們的文化價值才能被準確地復原,他們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現,我們的漢字世界才更能顯示出它的瑰麗妖嬈。”
對藝術而言,“審美”和歷史學、哲學都是可以打通的。寫故宮文物,從文化背景上來看,祝勇是從藝術學、從外部進入故宮的,所以祝勇的解讀方法和角度一定也與“專業”寫作有所不同。
祝勇試圖把這些藝術品從一個狹窄的領域裡“拉”出來,在他獨特的知識結構中對文物進行新的闡釋。這些闡釋是基於真實史料的非虛構寫作,每段故事情節甚至細節都有依據,但他不願意機械地去複述歷史,而是要帶著當代人的思想和視角去打撈歷史中的人物,這種寫法本身又是文學的方式。歷史學注重真實,文學關注的則是事實背後的人。作家只有抵達了這個“人”,其敘事和言說才能夠真正完成。
祝勇說:“我不想把它們從宏大歷史中剝離出來,變成彼此沒有聯絡的講述,我想搞清楚他們各自的位置與彼此的關聯,創造一個大文化的視角去解讀故宮文物,這個視角可能基於中華文化,甚至要超越中華文化,從世界人類文化的視角,把文物當作一個文化現象去寫,超脫繪畫、書法這些具體的藝術形式與藝術史本身的研究範疇,在人類文明、文化的層面上去重新觀照這些歷史古物。”
就像他在寫陸游的第十三章《西線無戰事》中所寫的:“書法,就是一個人同自己說話,是世界上最美的獨語。一個人心底的話,不能被聽見,卻能被看見,這就是書法的神奇之處。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頓挫的筆法,而是它們所透射出的精神與情感。所以我寫這本書時,不停留在書法史、藝術史的層面上,而更多地將這一件件書法作品與歷史,尤其是書寫者一個人的精神史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