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不僅在隋唐以降重新整合了政治權力結構，也使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尤其體現在基層社會運轉上。
在基層治理方面，科舉制推動形成官不下縣、官紳共治的基層治理體系。在中央集權制度下，統治階級透過郡縣制和編戶齊民，把全社會的官和民都統管起來。在編戶齊民下，以男耕女織得以維繫的一家一戶成為社會細胞，是傳統社會及其經濟組織的最基本單位。一家一戶在組織形式上十分鬆散，在經濟方式上十分簡單，這種小農經濟與中央集權制度所要求的政令暢通、上下一致的政治特性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貫穿於整個傳統社會。後來，統治階級逐漸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利用長期存續的宗族組織和人所共知的祖先崇拜觀念，把一家一戶組織起來，就好像用一條線把眾多的銅錢串起來一樣。在這其中，科舉制度發揮了作用。
科舉制度鼓勵百姓讀書做官，使天下人透過讀書習君臣之理，學治國之道，行忠孝之德。統治階級給做官者以種種特權，這既符合等級社會的觀念，也提高了官員的權威和做官的吸引力。個人做官，宗族榮光且受益，於是各宗族為了光大門庭，就大力提倡子弟讀書。這些讀書人出仕之前，可以影響族人和鄉里，科甲及第後，則受事管理百姓。而久考不中的秀才，則因享有平民所沒有的見縣官不跪、免除差徭、因公事可稟見縣官等特權，往往成為宗族的族長。未考中的讀書人和返鄉的退休官員逐漸形成了士紳階層，並在明清時期達到極盛。士紳階層不僅大多掌握著宗族的人權和財權，在本宗族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且在地方擁有很大的號召力，成為影響鄉村百姓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力量。
日益發達計程車紳階層的長期存續，為縣以下的官紳共治提供了可能。從利害上講，由於統治階級長期實行官不下縣，縣以下沒有朝廷命官，所以縣官就必須要藉助士紳並透過宗族組織把百姓管理起來。而士紳及其所代表的宗族更是需要依靠縣官來提高本人和本宗族的政治地位，獲取旌表、獎勵等政治榮譽和其他利益，因而必然要服從並維護縣官的管理和執政。從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上講，因為官紳同源，都是讀書人，讀的又都是同樣的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都認同一樣的價值觀，具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觀念。有了以上兩條，就自然形成官紳共治的基層管理格局。官紳共治是一種有溫度的管理辦法。它的基本精神有：主張以德治家、以德潤身、以和為貴、人和人有了矛盾要首先商量著辦；處理問題和矛盾按照“天理、國法、人情”三條而折中以斷。
在科舉的激勵和刺激下，社會上的讀書人大量增加。大量增加的讀書人，既可應舉，也可為師，因而既是文化普及的表現，又會促進文化的進一步普及，從宋朝開始的蒙學和書院的大興就是明證。在蒙學方面，一直到明清還在使用的蒙學教材“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中，有兩種就是由宋人編纂的，並在宋朝廣為流行。最早的書院始於唐代，本是私人讀書講學的地方，到宋代，發展為聚徒講學和學術研究的所在，最為著名的有所謂六大書院，其中，聞名於世的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一直絃歌至今。到清朝，全國的書院達到兩千多所，幾乎每個縣都建有書院。各級各類學校的發展，推動了文化普及，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
科舉不僅促進了文化普及，還推動了文化的繁榮。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詩宋詞取得的巨大成就，與科舉是有關係的。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它的意思是說，在所有科舉考試科目中，以進士科最難考取，也最為貴重，非在詩賦方面有很深造詣者難以考取。直到明朝，人們還一直認為“唐以詩取士，故詩盛”。科舉還推動了儒家思想的飛躍，促進了道學的誕生和成熟。我們可以看到，道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中過進士，如張載、程顥、王安石、朱熹、陸九淵等，而心學的集大成者、明代的王守仁也是進士。
文化普及和繁榮的過程，同時也是弘揚主流道德的過程。其中，尊師重教和重視讀書成為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耕讀傳家的思想久傳不衰、深入人心，至今我們還能從不少古宅中看到“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之類的楹聯。儒家思想中所倡導的孝順父母、敬愛老人、以和為貴、勤儉持家、讀書明理等內容被宗族組織自覺納入族約、族規、族訓之中，成為人人應該遵守的人間正道。以上所舉，都逐漸被百姓所接受和認同，併成為中華民族家風家教和良好社會風尚的重要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