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
張之洞任兩廣總督僅5年半，卻連續趕走3個法國駐粵領事，在晚清外交史上甚為罕見。張之洞的強硬外交風格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初露端倪，到兩廣總督時期發展成熟。探花出身、歷任學官、以“清流”健將名聞天下，張之洞有意別樹一幟，塑造不同於恭親王奕訢、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外交風格。
法國駐廣州領事館
中俄伊犁交涉與抗法策略
政壇名人各有其“門面”，現時的說法叫做“人設”。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後以保皇為“門面”，裝出光緒帝忠臣的模樣，藉此向華僑籌款，其實他們師徒早就把大清國叫做“大濁國”，打的算盤是“保中國不保大清”。與李鴻章相比，張之洞是洋務的後起者，他精心打造了一套強硬外交風格，塑造“鷹派”形象，以此與總理衙門、李鴻章息事寧人的外交風格相區別。張之洞利用“強硬”姿態，爭取王公大臣、士紳、百姓的支援，另樹一幟。
1879年，俄羅斯答應歸還侵佔的新疆伊犁，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使俄，簽訂了損害中國利益的《里瓦幾亞條約》。條約規定，沙俄將伊犁九城一帶交還中國，但其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領土都送給俄國，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條約的通商、設領等條款也對中國有害。訊息傳來，群臣大譁，朝廷乃命廷臣集議，各抒所見。
張之洞呈遞多份奏摺痛駁條約，縱橫排比，氣勢如虹。他指出：條約規定的陸路通商，從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要害盡為所據；東三省為國家根本，按崇厚簽訂的條約，則俄人可在東北各處乘船自由遊行，國門洞開；伊犁、塔爾巴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哈密、嘉峪關設領事，則西域全疆盡歸其控制。張之洞列述種種理由，結論是“必改此議”，否則“不可為國”。張之洞詞鋒甚健，風頭一時無兩，甚得慈禧賞識。
1882-1883兩年，張之洞在山西巡撫任上，受英國幕僚麥士尼的影響，密切關注法國侵略越南問題，先後多次上奏，為朝廷籌劃應對之方，堅決主戰。這一系列奏摺取得顯著效果，次年初夏即擢升兩廣總督。
在此之前，張之洞參與外交主要是書面上奏，也曾受命與總理衙門大臣作內部討論，但沒有與西方駐華外交官打交道的經歷。1884年初夏出任兩廣總督後，張之洞以強硬取態，連續驅逐3個法國駐廣州領事，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不尋常。
崇厚
師克勤（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
張之洞抵穗時，中法戰爭第一階段結束不久，之前的戰事都在越南境內、中越邊境展開，此之謂“西線”。1884年8月5日，法軍襲擊臺灣基隆，開闢了“東線”戰場，妄圖“踞地索償”。8月23日，法國艦隊發動對福建水師、馬尾船廠的突然襲擊，一個小時之內有11艘中國大小艦艇被擊沉，船廠大半被毀，中方死傷慘重。是役被稱為“馬江之戰”或者“馬尾海戰”。法國侵略者將戰火引到中國大陸，清政府被迫宣戰。
法國駐穗領事師克勤（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曾在法國駐天津領事館當翻譯，約1879年起署廣州領事。“馬江之戰”爆發後，師克勤氣定神閒地坐鎮領事館內，沒有撤離的意思。法國駐廣州領事館原是廣東布政司衙門。該衙門“適居粵城之正中”，是2000多年來廣州城的絕對權力中心，南越國王宮、南漢國王宮都設在此處，隋唐以來先後為廣州刺史署、嶺南道署、節度使司、大都督府、都元帥府，明清為承宣布政使司。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1861年，法國強租布政司衙門為領事館。法國人使出一招“黑虎掏心”，目的是對清廷進行羞辱。與此同時，法國又強租位於新城的兩廣總督署遺址，自1863年開始興建聖心大教堂，至1888年全部完成，為全國最大的石結構天主教堂建築，俗稱“石室”。這座教堂從興工開始，就不斷髮生教民與本地居民的衝突。
石室教堂
張之洞認為師克勤“盤踞省城，殊無行意”，擔心“奸細公行，內外通連”，在1884年8月24日發出逐客令，“責該國於雞籠、馬尾兩次先開兵端，令其率同法國商民教士即行出境。該領事包藏禍心，不願令教士離粵。”在張之洞連續催迫之下，師克勤於8月28日撤離，“所有在城居住之法領事及商民人等，均已束裝就道，紛紛啟行矣。”師克勤本人暫住香港觀察形勢。領事與隨員全面撤退後，駐廣州領事館空無一人，大門緊閉。有一天，盜賊破門而入，正在紛亂之際，剛好有官兵來到，捉了7個盜賊，解交番禺縣訊辦。
1885年春，在張之洞、彭玉麟出色的組織協調下，中方在西線戰場接連取得鎮南關大捷、諒山大捷，法國內閣因此垮臺。經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調停，雙方於1885年4月4日簽訂了《中法停戰條款》，6月9日正式簽署和約。7月7日，總理衙門給張之洞發來電報：“法使已到京會晤，據稱彼國領事及商人、教士等擬即赴粵，希飭地方官於法人到時照常接待、保護，以敦和好。”
和約簽訂後不久，法國公使回到北京，通知總理衙門，師克勤以及法國商人、傳教士準備回粵，請轉告地方官加以接待、保護。7月9日，法國公使巴特訥向總理衙門發出正式照會：“本大臣以我法國駐箚廣州等處領事官毋庸再緩其回任為妥，所以本大臣擬飭該領事官師克勤仍回廣省視事，並請貴郡王轉飭兩廣大吏，日後凡有該處與本國交涉事件，均應會同師領事官照常商辦。” 巴特訥照會寫到這裡還算正常，接下來話鋒一轉，就開始惹麻煩了。
照會後半段，提到戰爭期間，兩廣統兵大員發過幾個告示，動員人民參加抗法，造成民間對法國的惡感，在領事回粵之前，請統兵大員再次出示，宣告兩國眼下業已和好，民間不得再“擾害”法國在粵人員。寫到這裡，也還算是中規中矩。誰知最後一句，卻變成引發衝突的導火線：“兩廣總督等如此出示，若能於師領事到省後預將所擬告示稿本交閱商訂，最為妥妙，總期此示文字句敦益於邦交可也。”
諒山大捷後，朝廷阻止前線部隊乘勝追擊，聽信英國人赫德意見與法國閃電式議和，張之洞對此十分惱火，曾連篇累牘發電報表示反對，最後在朝廷的高壓下不得不遵命停戰。這一份委屈，正無處發洩。巴特訥照會最後一句話，讓他找到發洩的機會。兩廣總督對自己治下的軍警、百姓出具告示，如何書寫完全是中方的事，法方竟要求把告示稿先給師克勤過目修改，這是何等侮辱？總理衙門也已頂了回去：“至告示如何措詞，系中國地方官之責，自能斟酌妥善，無須與師領事商定也。”儘管如此，張之洞還是決定對師克勤進行報復。
7月27日，張之洞讓稅務司英人賀璧理通知師克勤，答應按條約加以保護，但要求法領事和傳教士必須“逢十”那一天到粵，故意增加附加條件，讓師克勤為難。驚魂未定之際，師克勤沒有帶傳教士，8月1日獨自一人從香港來到廣州。他寫信給總督、巡撫等高官約見，左等右等，粵省官場上下都不予理睬。
8月13日師克勤照會張之洞，抱怨“貴部堂及撫部院均不肯相見”。他火氣一上來，寫照會也不冷靜，先給張之洞扣一頂違旨的帽子：“去歲逼令本領事等離粵，皆出地方官之意，核與光緒十年七月初六日之上諭相反。”
光緒十年七月初六日（8月15日）上諭是怎麼回事？中法決裂之際，法國外交官准備全盤撤走，按照國際法，法國可以指定某個友好國家代為保護留華法國人，但這個需要清廷加以承認。法俄關係特殊，法國提出請俄國代為保護，引起光緒帝本生父醇親王奕譞的高度警惕。當時，法國駐上海領事李梅提出，開戰之後，居住中國境內的法國人恐怕不受保護，建議全行撤走。但是，法國公使謝滿祿，卻在臨行時發照會給總理衙門，聲稱已得俄國駐華公使同意，由俄國代為照料在華法人。
奕譞感到這是個大陰謀，上奏稱：“竊思俄人包藏禍心，每當中國有事之時，從中取利，前事可鑑。”若法國人繼續留在國內，俄國人將以保護國為名，藉機煽動鬧事並從中取利。當時，除通商口岸外，還有不少法國傳教士住在雲南、貴州等交通不便的地方，一時之間無法盡撤。為杜絕俄國人插手起見，奕譞認為，不如由朝廷下旨：“凡法國官商教民，有願留內地，安分守業者，中國地方官悉為保護。”光緒帝接到奏摺，把父王的原話寫進諭旨。這是七月初六日上諭的背景，意思是離口岸太遠、交通不便地區，迫不得已走不了的法國人，由中國政府加以保護，但不是指廣州這種口岸城市外交官。張之洞感到師克勤留在廣州是個隱患，可能會向法方提供軍事情報，加以驅逐出境是完全合適的。
醇親王奕譞
師克勤不僅扣帽子，還在照會里面把廣東官府在戰爭期間查封教堂、傳教士住所叫做“霸佔”，又說“想貴部堂明知本領事所求非獨公道，且亦分所應為”。這些詞句徹底激怒了張之洞。他對此不予理睬，只是公事公辦，按照總理衙門的諮文，把教堂、傳教士房屋解封，把告示稿件發給總理衙門備案，拒不會見師克勤。
9月3日，在拖了20天以後，張之洞給師克勤回了一份照會，狠狠地教訓了對方一頓。
開頭，按照外交禮節，張之洞還有些客氣，說本部堂前一段身體抱恙，不方便見客。話鋒一轉，他開始指責對方來文“語多越理負氣，且有稱呼失當之處”。他說，從去年農曆七月份開始，中法已成敵國，但廣東當局仍保護貴國傳教士使之行動自由，封存貴國教堂以便稽查照應，那麼，即使是處在敵對狀態，我們仍以友邦之禮對待。閣下的照會竟然把保護叫做“驅逐”，把封存叫做“霸佔”，難道還想追溯戰爭時期的責任？貴國首開兵端，兵連禍結，荼毒人民，當時即使驅逐傳教士，沒收產業，也不過分，何況實際上只是保護、封存？自議和成定局後，本省已將封存產業解封，也下令對回粵傳教士實行保護，並不需要等到貴領事提出後才施行。貴領事既然希望我們歸還教堂、安置教民，應當和平商辦，怎麼能用“霸佔”“驅逐”這些無禮之詞呢？
師克勤照會里面還有一句“吾所求祗願秉公與合理之事而已”，張之洞得理不饒人，抓住這個“吾”字大做文章，指出兩國官員之間交往，必須保持一定的謙敬，應該自稱“領事”才對，用一個“吾”字，未免倨傲太甚。張之洞這個指責有些吹毛求疵，師克勤畢竟是外國人，他在中國從事外交雖有一定年份，但在用漢字書寫外交文書時，有些用法微誤，未必是有意犯錯；若雙方關係融洽，這不算什麼大問題，只需私底下告知下次改正即可。張之洞刻意把字詞用法上升到外交禮節問題，在照會里面正式提出，有些小題大作。
師克勤坐不住了，向駐京公使巴特訥訴苦。9月19日，巴特訥照會總理衙門，指責張之洞對師克勤“有所失禮”，不肯接見領事官，並對師克勤照會里面的“驅逐”“霸佔”字樣作強辯。師克勤的真正意圖，是希望查清戰爭期間教會產業受損失的情況，隱含著準備向中方索賠的後招。張之洞借照會文字瑕疵發難並不予接見，預防性地拒絕法方可能提出的賠償要求。另外，張之洞懷疑師克勤曾建議法國艦隊進攻廣東，其實法國駐廣州領事並不能影響到法軍在遠東的部署，但張之洞既然對師克勤有成見，也就把一切壞事都歸咎於對方。
9月23日，總理衙門答覆法國公使，指出師克勤照會“實有措詞失當之處，無怪粵督之不以為然也”，認為“開戰以後，彼此商民有無損傷，事後皆難追論。粵督以師領事之言不近情理，恐見面爭論轉傷睦誼，是以暫緩會晤”。總理衙門要求公使約束師克勤，“以後諸事和衷相商，不可固執己見，粵督自必以禮相待也。”
此時，主持總理衙門的慶郡王奕劻在法國公使與張之洞夾攻下左右為難。9月9日，廣西勘界事務大臣鄧承修出京前獲帝后召見，奕劻在朝房趕來相見，因張之洞拒見師克勤，屢受法國公使催迫，囑咐鄧承修到廣州時，“祈婉勸香濤，不可過執。”這個時候，奕劻管理總理衙門為時不久，還沒有晉封親王，比較小心翼翼，不敢強壓張之洞，只是讓鄧承修見面時“婉勸”。張之洞在中法戰爭中既立下大功，深得皇帝本生父醇親王賞識，連奕劻的指示也抗拒不遵。一直到10月27日，法方考慮到雙方關係緊張無法相處，派師克勤去中越邊境參加勘界，離開廣州。也就是說，法國駐廣州領事師克勤這次回廣州，一直未能見到張之洞，可謂面子盡失。
法蘭亭（J.H. Frandin）
師克勤在廣州被張之洞羞辱，灰溜溜地離開廣州前往中越邊境參加勘界，接替他當駐廣州領事的是法蘭亭（J.H. Frandin）。
法國領事館一部
法蘭亭早年曾是駐英公使郭嵩燾隨員、曾紀澤翻譯，後任法國駐天津領事館翻譯、領事，1882年調駐京公使館總翻譯，1884年轉任駐天津領事。
法蘭亭到任後，張之洞依然不予理睬。總理衙門於1885年12月28日發電報給張之洞，重申“法領事應接見”。轉眼到了1886年1月1日，張之洞向總署彙報：師克勤在中越邊界生病，法蘭亭發來照會，法國當局命他去中越邊界接替師克勤，請兩廣總督發給前往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執照，三天之內動身。張之洞認為這是法國人的陰謀，因為廣西龍州不讓法國使節入關，法國人就想暗度陳倉，讓法蘭亭從內地前往廣西，以便窺探中方虛實。為此，張之洞發電報給總理衙門：法國人參與勘界，只能從越南那邊抵達，不能從中國內地行走，故此，不同意給法蘭亭發執照。法蘭亭已先期到香港待機而動，因張之洞不發給執照，幾天後又被迫折回廣州。
法蘭亭回穗後消停了一陣子，幾個月後又開始發難。4月27日，張之洞在奏片中說，師克勤回粵時，就教堂損失問題向中方索賠，被我和總理衙門駁斥未果。不久前，法蘭亭又重提這個問題，說光緒十年、十一年兩國戰爭期間，廣東境內傳教士、教民損失共達38萬多元，“因地方官未能實力保護，開列失單三十三張，請委員會同辦結。”
法蘭亭照會等於是指責張之洞沒有保護好教士、教民，使張之洞大受刺激，直斥“該領事所請謬妄已極”。他認為，無論如何，教士、教民在戰爭期間有所損失，其數甚微；即使真的損失甚多，也沒有向中國政府索償的道理。他立即回覆：開戰之後、議和之前發生的事“無可議辦”。
5月11日，張之洞在復照中表演了他的雄辯術，認為在粵法國人“仰賴我皇上無外深仁，粵中文武各官奉宣德意，粵民遵旨守法”，才得以瓦全。如今，上不知感激聖恩，下不知感謝粵民，竟然還敢索要賠償，實屬無理。若要糾纏前事，那麼，自開戰以來，中國各路兵費支出，以及因戰爭而短收的各項稅釐，為數甚巨。然而，這是國家收支，朝廷不肯跟貴國計較。單就商民損失來說，福建、臺灣、浙江等地商民受戰爭影響損失巨大。然而，這還是外省，可姑置不論。單就廣東而言，法軍擄劫“廣海”渡船，封鎖北海口岸，廣州、潮州、廉州、海南道路梗阻，百貨停銷，總計廣東各口岸“商工船漁，共虧折銀三百八十萬兩，須先將此項查辦歸結，再為查辦教堂零星什物”。
張之洞拿出廣東商民被戰爭影響損失三百八十萬兩的數字，目的是壓倒法蘭亭提示的三十八萬。他甚至異想天開地提出：廣東省籌辦海防正急需經費，現在準備籌款四百萬兩購買船炮，還沒有著落。貴領事官若注重友誼，替廣東省操辦，我們將十分高興。這種答詞“槓精”味道極濃，不是正經外交語言。
張之洞又發電給李鴻章，請他向法國駐京公使戈可當投訴。這一招很快見效，李鴻章回電說，公使擬將法蘭亭調往福建，派白藻泰來廣州。李鴻章又擔保說：白藻泰“謹慎和平，必無此事惡習”。
幾天後，張之洞向總理衙門報告，提出：換白藻泰可以，但必須保證到粵以後，不再提賠償教堂損失之事。如果法國公使同意這個條件，那麼，白藻泰到粵以後立即加以接見；如果公使不肯，白藻泰到粵，“斷不與款接也。”張之洞這個設定先決條件的看法，遭到總理衙門駁斥。總署回覆說：“目下白藻泰赴粵，若必先與說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見，轉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見，最為得體。倘彼再申前說，仍可嚴駁。”
總理衙門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按照國際公法以及歷年簽署的條約，督撫有義務接見外國領事；張之洞一定要議定不提賠償才可接見，反而顯得自己心虛膽怯；作為督撫，應該坦然相見，一旦對方老調重彈，嚴加駁斥就是了。張之洞在這個環節上顯得有些小氣。他對接見領事頗不耐煩，特別是一些喜歡挑戰清廷官員的領事。張之洞內心並不喜歡與外國使節打交道，只是在總督這個位置上不得不虛與委蛇。這種心態，與李鴻章喜歡會見外國使節有著極大區別。對張之洞來說，接見外國使節是一種苦差；對李鴻章來說，接見外國使節可能是一種“享受”。
白藻泰（Comte G. de Bezaure）
白藻泰到粵後，張之洞依然沒有予以接見。
5月31日，張之洞向朝廷呈遞奏片，提出讓兩廣鹽運使兼辦洋務，以減輕總督的負擔。廣東是最早辦理洋務的省份，在鴉片戰爭以前，官府指定十三行總商與外商、領事打交道，官員不見領事、洋行大班。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形勢一變，外國領事在廣州不可一世，督撫雖說地位尊崇，也被迫要經常接見領事。其他一些省份，會安排道臺一級的官員專門處理外事，如天津海關道，但廣東一直沒有設立這麼一個專辦外事的官員，讓督撫疲於奔命。張之洞提出讓兩廣鹽運使兼辦洋務，出於減輕本人負擔的目的，此舉受到出使美國大臣張蔭桓的啟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張蔭桓赴美之前，曾到廣州拜訪張之洞，他說：法蘭亭曾跟他本人說，遇到交涉時，若總督沒有時間接見，也可以指定一個下屬官員商辦。鹽運司品級從三品，比正四品的道臺還要高一級。
駐美公使張蔭桓
張之洞對督撫必須接見外國領事的規定感到憤憤不平。他認為，領事地位不高，來華外國領事地位處於官商之間，不少國家任命在華貿易商人當領事。只是，兩次鴉片戰爭以來，廣東首當其衝，形成對外交涉中過分遷就的習慣，外國領事也越來越放肆，每隔幾天就會要求面見督撫，經常拿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來打擾，不勝其煩。歷任督撫為免生事，加以隱忍，導致洋領事更加橫暴。
張之洞自稱，他對外國領事的非分之舉，總是加以裁扼，故而近來有所收斂，比如英國領事會直接去釐務局辦事，或者直接跟洋務委員商談，不一定每次都直接找總督。他總結說：“大抵臣體察在粵洋人，徇之則驕，折之則謹，逞刁矇混，得步進步。” 這種說法，有著強烈的張之洞個人色彩。對外交涉，強弱有差異，但表面上仍需以國際法為依據，其次講的是理，洋人非分之求固然應堅決拒絕，合理的要求則不能簡單粗暴對待。張之洞拒絕接見領事，雖有合理的一面，也暴露了他對會見洋人有些膽怯，因為當面會談，說錯一句話都可能導致嚴重後果。
作為對外交涉的“中央軍”，總理衙門大臣跟張之洞的觀念有著較大差異，他們注重的是遵守條約，督撫要按規定接見領事。9月28日，總理衙門大臣忍無可忍，上奏給光緒帝，讓皇帝來批評張之洞：“據總理衙門奏請飭粵督照章接見法領事一折。前經兩次諭令張之洞與法領事相見，何以該督膠執己見，並不遵辦。疆臣接見領事，本系載在條約，如有非理要求，正可當面駁辯；倘堅拒不見，致該使嘵瀆有辭，非特有傷國體，必致別生枝節。著張之洞凜遵諭旨，即行接見，仍將遵辦情形迅即電聞。”
張之洞
新領事白藻泰到廣州以後，張之洞仍不予接見。法國公使有些憤怒，致函總理衙門：“本國駐粵領事，初系師克勤，嗣調法蘭亭，現調白藻泰，歷經照請，諄囑粵督以禮接見。嗣準複稱，業已行知粵督，乃粵督依然不見，實所不料。日前復經照會，並派漢文正使至貴衙門面談此事，務令粵督即時接見。茲接照復，似乎仍無妥善之法。粵督如此固執，有傷我國體制。在我國亦不能聽其永遠如此，應請速籌妥善辦法。”
收到總署的批評電報，張之洞反應迅速，第二天馬上回電：本來是準備會見白藻泰的，只是當白氏抵達廣州的時候，本人正生病，患肝氣，怕風，不能見客。當時已經答覆他，樂於見面，但刻下正在病中，已向朝廷請假調理；如果能不提戰爭期間的事（也即索賠問題），只是恢復聯絡，不因爭辯傷了和氣，鄙人願意抱病相見，今天就可以約定見面日期，期待答覆。雖然當時確實有些小病，但這麼做的目的，是“先折其氣”，原意是等他再來求見，然後轉變態度同意會晤；沒想到該領事此後再也不提見面之事，也沒有覆函。對方既然不再提及，自然不便主動約見。當初李鴻章說，白藻泰沒有前任領事法蘭亭的惡習，我心裡打的主意是，若對方同意不提交戰期間的損失賠償，雙方可以避免難堪的辯論，並不是有意拒絕接見。沒想到的是，對方從此不再約見，也沒有來信提及此事。現接到皇上諭旨，自然不敢怠慢，是不是請總署告知法國公使，領事來約一定接見。
所謂“先折其氣”，是春秋戰國時代常用的外交策略，這是一種古老的傳統智慧，用在近代外交領域效果未必理想。白藻泰受到張之洞冷遇，他也無所謂，絕不再作第二次求見，那麼張之洞“折其氣”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白藻泰選擇的是向公使告狀，用公使向總理衙門施壓，反過來讓張之洞乖乖就範。這一輪角力，張之洞沒有贏。
總理衙門總是扮演一個息事寧人的角色。收到張之洞覆電，他們立即知會法國公使，讓他通知白藻泰來函約定會晤日期。10月3日，張之洞在法國公使、總理衙門壓力之下接見了白藻泰。在整個博弈過程中，張之洞並沒有考慮到，中國官員拒見法國使節，那麼中國駐法使節同樣會受到傷害。日常外交是一種互相給面子的活動。中國督撫可以不給法國領事面子，法國官員也可以不給清廷駐法使節面子。
接下來，雙方似乎相安無事，到1887年初，又發生白藻泰毆打守衛領事館清兵一事，雙方函電交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纏鬥甚久，只是增加了相互惡感。
於雅樂(C.C. Imbault-Huart)
發生毆打清方弁兵一事後，張之洞在總理衙門重壓之下，被迫維持原有體制，繼續派撫標士兵守衛法國領事館，但與白藻泰的關係已經鬧僵。法國公使考慮到兩人難以共事，不得不用於雅樂代理廣州領事，把白藻泰調走。
“和平文雅”的於雅樂來到廣州，讓張之洞舒了一口氣，不用再受“三大惡人”的氣。舒心日子沒過多久，1888年12月16日，於雅樂突然來信告知，法國政府調他出任廣西龍州領事，派白藻泰回任廣州。張之洞連忙打電報給李鴻章：於雅樂“和平文雅，遇事可與商酌，相處甚好，半年來諸事安帖”，而白藻泰“浮躁橫悍，性好生事，曾經毆辱弁兵，萬難與之共事，必多枝節”。請李鴻章設法與法國公使商量，調走白藻泰，留下於雅樂，對雙方都有好處。此事閣下如能扭轉乾坤，感激何似，是否也請閣下委婉稟告總署？
據於雅樂告知，白藻泰將於1889年1月2日抵穗。張之洞聽到此訊息很不舒服，他在1889年1月1日打電報給李鴻章，說閣下跟法國公使李梅很熟，請直接與該公使商量，調走白藻泰，留下於雅樂。總理衙門或許不便明言，“非公不能挽回”。兩天後，李鴻章回電：已請駐津領事林椿轉告李梅，李梅的答覆是，領事的調動由外交部決定，已將尊意電告外交部，尚未答覆；林椿說，白藻泰系實授領事，於雅樂只是署理（代理），資格也淺，按慣例白藻泰回粵，於雅樂必須交卸，看起來似乎難以挽留。道理好像是這個道理，但法國外交部也知悉白藻泰跟尊駕不對勁，或者仍有機會。
又過了兩天，張之洞覆電李鴻章：據於雅樂告知，白藻泰抵香港，昨天接到電報讓他在港等待下一步指示，看起來法國外交部似乎有意讓於雅樂留在廣州，請讓林椿聯絡李梅，竭力促成此事。
一時間，巴黎、北京、天津、香港、廣州之間函電交馳，經過一輪緊張磋商，1月10日傳來好訊息，法國外交部決定讓於雅樂留駐廣州，調白藻泰為駐香港領事。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張之洞一直堅守立場，李鴻章也積極配合，在這個階段，李鴻章與張之洞之間維持著一種比較融洽的關係。法國外交部、駐京公使估計是掂量過：兩廣總督兼管二省，幾年前指揮粵軍在越南戰場打過勝仗，深得朝廷信任，沒有出現重大差錯，朝廷不會輕易加以更換；領事職銜較低，對調以後，對邦交有好處，就算面子上不太好看，還是接受了張之洞的要求。
奕譞騎馬圖
張之洞以強硬手段連續趕走3個法國領事，在晚清外交史非常罕見，這跟他一貫以來在外交領域堅持強硬立場有直接的關係。不過筆者也有一個猜測：張之洞在對法外交敢於如此表現，他跟皇帝本生父醇親王奕譞的特殊關係不可忽略。在中法戰爭問題上，奕譞跟他哥哥奕訢不同，主戰態度堅決，與張之洞的立場一致。1884年春甲申易樞後，奕譞隱執政柄，遇大事軍機處要聽取他的意見，他在這個時期致榮祿的幾封信中稱對法國開仗“為二十餘年中國第一次振作”，流露出對法國侵略的強烈憤慨，也暗貶他哥哥奕訢過去辦理外交作風偏軟。奕譞對張之洞賞識有加，也使總理衙門特事特辦，儘量照顧到張之洞的情緒。外交經常跟內政交織在一起，因人成事。單純就外交論外交，未免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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