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6日,在《再生》週刊第十期頭版上,張君勱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全文約2.3萬字,對中共進行了全面攻詰。
蔣介石對此如獲至寶,大力轉發宣傳,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而毛澤東卻採取了冷處理的方式,並沒有全面展開反擊辯論。而且毛澤東多年後赴重慶談判,遍訪諸賢,曾說——此行最遺憾的是,沒有見到張君勱先生!
這是為什麼呢?張君勱是什麼人,為什麼寫公開信?公開信裡都說了什麼?毛澤東是怎麼進行冷處理的呢?
這篇文章試著回顧一下,張君勱與毛澤東之間這段歷史公案的來龍去脈。
“留學海歸”,追隨梁啟超的熱血青年
張君勱,1887年 1月18日出生於江蘇嘉定縣,比毛澤東大6歲,也算是毛澤東的同齡人了。
1899年,12歲的張君勱考入上海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在這裡,教他國文的袁觀瀾,給張君勱啟蒙了政治意識。張君勱政論文章的功力,也是在這個階段,打下的底子。1904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學校,一年後,由於參加政治抗議活動,被勒令退學。
1906年,19歲的張君勱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他遇到了他的人生導師梁啟超。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到日本,創辦《新民叢報》,並建立“政聞社”。張君勱經常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深得梁啟超賞識,遂拉他加入政聞社。自此,梁啟超對張君勱的影響,終其一生。
1910年,23歲的張君勱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回國以後的張君勱,參加清庭殿試,結果又成為“末代翰林”。
而這一年,毛澤東第一次離開韶山,給父親寫下那首著名的詩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兩個青年人,都是躊躇滿志。
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10月,梁啟超回國,準備大幹一番,實現“憲政”理想。追隨梁啟超的張君勱,是最活躍的一個,曾經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
然而,袁世凱卻倒行逆施,做起了皇帝。張君勱又隨著梁啟超,徹底走到了袁的對立面。
隨後幾年中,張君勱所在的改良派,與張勳、段祺瑞等北洋軍閥,分分合合,最終在政客爾虞我詐的相互鬥爭中,輸得一敗塗地。
但張君勱卻一直關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關注著北洋軍閥的混戰,關注著國民黨、共產黨紛紛崛起以及國共第一次合作,等待參政時機。
以改良為宗旨的張君勱,其實對革命並無好感,而且1927年,北伐軍佔領上海 、南京等地之後,張君勱等人苦心經營的文化事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張君勱主持的政治大學被停辦。但是,張君勱參政熱心卻絲毫不減。
蔣介石說“黨外無黨”,張君勱偏要建黨
張君勱建黨熱情絕對高過他的導師梁啟超,國民黨一黨執政的局面引起張君勱極大不滿,早在1925年,張君勱就給梁啟超寫信,建議他扯起大旗,重新整合各派力量,組建新黨。
以梁啟超的威望,由他出面當然是最合適的。但是,正當梁啟超被眾弟子說動了心,要行動時,卻於1929年1月19日,病發離世。
張君勱不得不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下,獨自扛起建黨重任。
國民黨統一全國後,蔣介石頒佈了《訓政綱領》,明令在“訓政”期間,不允許國民黨外建立新的政黨,即所謂“黨外無黨”。
張君勱也是個極有鬥爭精神的人,你說“黨外無黨”,我偏要“黨外建黨”。
他還真辦成了,這個黨叫“國家社會黨”。
國家社會黨的另一個發起人張東蓀,曾經半開玩笑地說——我和張君勵先生組織國家社會黨,乃純是為了國民黨的 “黨外無黨”一句話而激成的!
話雖戲謔,但張君勱的確是有與國民黨一黨專政相抗衡的想法。
除此之外,共產黨的發展壯大,也是刺激張君勱建黨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家社會黨成員湯蘿銘曾說——在北平,我們的人逐漸發現,正有一股赤色的力量在爭取我們的群眾,他們有朝氣,有活力,一時我們感到了新的壓力。
可以看出,國社黨也具有強烈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它的成立,不僅是要和“三民主義”抗衡,還要和“馬克思主義”抗衡。
1932年4月16日,中國國家社會黨在北平北海內的松坡圖書館,秘密宣告成立 。張君勱、張東蓀、胡石青、湯住心為四大發起人。羅隆基、黃炎培等人,也隨後加入。
為抗日奔走呼號
國家社會黨成立後,張君勱等人立即活動起來。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張君勵隨即乘車南下,代表國家社會黨到前線慰問愛國官兵。回到北平後,立即向燕京大學學生進行了“一二八淞滬之戰”的演講,揭露國民黨的對日妥協政策 。
這一年,張君勱四處發表演講,一邊鼓動抗日,一邊擴大國家社會黨的影響。他曾在中山大學講學半年,還曾赴山西與閻錫山洽商防日問題。
1934年7月,國家社會黨在天津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君勱任總秘書,建黨重任初見成效。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激勵國人的愛國精神和民族自信心,張君勱翻譯了《費西德對德意志國民之演講 》,此書剛一出版,即被搶購一空。
隨後,張君勱又翻譯了德國一戰時期總參謀長魯登道夫的 《全民族戰爭論》 ,也立刻成了暢銷書。“全國將領得知此書,爭相研讀” 。後來 “全面抗戰”的口號,也因此而來。
這兩本書,還都被國民黨軍事學校用做了教材。
隨著日寇步步進逼,全國抗日情緒高漲,蔣介石也作出了一系列開放黨禁的表示,提出了“團結各方、共赴國難”的口號。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邀請各方人士餘人舉行會談。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作為國社黨的代表也身列其中。張君勱在會上第一個發言,表示擁護蔣介石的抗日主張,說——在野人士,對政府應表示信任。
廬山會談結束後,國民黨又設立“國防參議會” ,作為最高決策的諮詢機構,聘請“在野黨派、社會人士和具有專長的人 ”擔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張君勱是首批聘任的參議員,與他同一批被聘任的,還有毛澤東等人。
1938年5月,張君勱寫成《立國之道》一書,出版時改名《國家社會主義》。此時,張君勱的理論體系基本建立,國家社會黨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主張,都在這本書裡全面展示,標誌著張君勱和國家社會黨思想的成熟。
矛頭指向共產黨
1938年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做了《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 》的報告,報告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在統一戰線中 “既統一又獨立”的獨立自主原則,同時強調了在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
毛澤東的正確理論,在張君勱看來是阻礙國家意志的論調。於是,1938年12月26日,張君勱在國家社會黨自辦週刊《再生》第10期,發表了 《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一文,引起軒然大波。
在這封信中,張君勵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在統一戰線中 “既統一又獨立”的獨立自主原則,並認為中共有三點,不符合當前抗戰團結的大計 。
首先,張君勱認為,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絡。否則,軍隊必然成為主義之爭的工具。因此他奉勸中共交出軍隊,歸國家所有。
其次,他認為,中共在特區之內 “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儼然“自成一天地”。各國之政黨從未有佔領一特區,以行特殊政策者,奉勸中共取消特區。
其三,他認為,中共的“階級鬥爭 ”說不符合當前民族抗戰的總體形勢。因此,他奉勸中共以“民族”為出發點,暫時將馬克思主義擱置一邊 。
張君勱這封公開信的中心思想就是——共產黨必須交出自己的軍隊,結束自己的政權,放棄自己的信仰,服從蔣介石的領導。
由於張君勱是以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政黨領袖身份發聲的,該文發表後,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振動。
本來很多國統區的中間派人士,在抗戰爆發後,就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抱有幻想,過度信任蔣介石的抗戰能力和決心。而對於蔣介石試圖以抗戰為契機鞏固政權 、消滅異己的思想,缺乏清醒認識。於是,很多中間派人士也跟著張君勱起鬨,對中共頗有微詞 。
而在蔣介石,簡直是如獲至寶,,立刻吩咐人,利用他這篇文章到處翻印散發,產生了極壞的政治影響。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葉青,還要求各界人士都來討論張君勱提出的問題,並說“現在多說話,將來少糾紛”,企圖利用這封公開信,製造一個對中共不利的社會輿論。
毛澤東對公開信冷處理
對張君勱突然冒出來的公開信,毛澤東十分審慎。不回應,肯定不行。但是,怎麼回應,是不是需要像魯迅說的“痛打落水狗”那樣呢?
毛澤東認為,不可以。
當時的大方向是全民抗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國家民族命運之選。
何況,毛澤東向來是統戰大師,“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不停思考判斷的問題。
對張君勱維護統一、積極抗日的初衷,毛澤東給予肯定。
針對黨內人士“氣不過”的情緒,毛澤東勸誡大家說——張君勱是被蔣介石當了槍使,我們共產黨人不能衝動。不能把這個人打倒,更不能把國家社會黨打倒,而要針對他的錯誤言論,有節有度地反擊。
毛澤東提出了反擊張君勱的三條原則:
- 第一個原則是“對事不對人”。
對這封公開信可能造成惡劣的影響,毛澤東當然有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在黨內,必須迅速表態,防止錯誤思潮發酵。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迅速圍繞張君勱提出的問題,做了大量的理論工作,在黨內對這種觀點進行了認真系統地批判。
在延安召開的“討汪大會”上,毛澤東發表了 《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講,對張君勱的錯誤主張予以批評。
毛澤東說——張君勱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反動主張,與國民黨內部頑固派製造的湖南平江慘案、河南確山慘案、山西舊軍打新軍、河北張蔭梧打八路軍、山東秦啟榮打游擊隊、鄂東程汝懷殺害五六百個共產黨員等事件一樣,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民都當亡國奴!
在這次大會上,王明也發表 了《舊陰謀的新花樣》的演講,張聞天、王稼祥、何凱豐等人也相繼發言,全面討論了張君勱言論的錯誤所在。
綜合起來看,張君勱觀點之錯,錯在三點:
一是無原則的國家至上。客觀上說,這是自抗戰以來國土淪陷,人民流離失所,而國內政治又遲遲不能實現真正統一,給國人帶來的焦慮。
二是沒有看到共產黨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作用,抹殺了八路軍 、新四軍浴血奮戰的事實,片面強調“統一”,而忽視各黨派的相對獨立性。
三是對國民黨政權的過分依賴和重視。抗戰初期,很多人認為,國民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必須無條件服從中央,服從抗戰,沒有看到蔣介石的另一面。
中共領導人的發言,都集中在張君勱言論的錯誤和危害上,對他個人及其歷史沒有進行批判。相反,毛澤東還安排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團人士,主動與張君勱接近,溝通思想,消除隔閡,以誠相見,積極爭取。
- 第二個原則是“對人不對黨”。
按說,張君勱的公開信一定是代表國家社會黨發表的,但是毛澤東卻明確提出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反擊中,絕不涉及國家社會黨,反而積極爭取國家社會黨黨員的支援。
這一策略很快奏效,張君勱的公開信,受到了國家社會黨內部很多黨員的批評。他們指責公開信是 “拾人唾餘”,“受私人利用”,“離間友黨關係,挑撥是非”,要求張君勱公開出來 “糾正一切荒謬的言論和行動,與國人更始”。
國家社會黨宣傳部長羅隆基公開表態說——張君勱的這種意見,不能代表國社黨,要抗日就要同共產黨搞好關係。
有的國家社會黨黨員甚至公開宣告,要求退黨,因為——所謂國社黨者,實少數人藉組黨以謀官位之烏合機關。言行乖謬,頗令社會一般人士失望!
就連一向既反共,也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海外民主憲政黨領導人李大明,也對張君勱的公開信 “不以為然”。他從美國給張君勱寫信,責備張君勱說—— 厚於國民黨,而薄於共產黨乃如此!
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特別是黨內的壓力,使張君勱感到非常被動和緊張,他不能不重新考量與中共的關係。
- 第三個原則是“不回覆不論戰”。
要說論戰,毛澤東是絕對的高手。但這時候,毛澤東卻收斂鋒芒,雖然張君勱指名道姓,但毛澤東本人並沒有作任何公開的答覆。
對於張君勱的信,中共也只是進行了必要的、有限的反擊。比如當時有代表性的一篇反擊文章《請教張君勱先生》。
這篇文章一條條地反駁了張君勱的論調。
針對“撤銷軍隊”,文章說——立國之道,主義而已。故軍隊一方面固可為國家之工具,而另一方面必其能為一國家所以立國之主義而奮鬥,其軍隊始有價值。
針對撤銷邊區,文章說——邊區是一種戰時體制,是適應戰爭環境而形成的,事實證明它的存在是有利於抗戰的。
針對要求毛澤東“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 ”,文章說——中國的抗日戰爭,絕不只是中華民族與日本民族之間的鬥爭,而是世界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鬥爭的一部分 。這種世界性的階級鬥爭必須也必然要得到世界被壓迫階級的支援,所以將階級鬥爭完全擱置一邊是不可能的 。
文章當然是毛澤東授意,但是文章在發表時做了三個技術處理,一是安排在重慶公開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發表,而沒在中共機關報上發表。二是署名作者是以民間讀者來信的形式,並不是以中共正式發言人的形式。三是安排在不是很醒目的第四版上,而沒有放在頭版頭條。
而且,在張君勱發表公開信之後,《再生》週刊再發表類似文章,包括張君勱不甘示弱地繼續寫反駁文章,毛澤東都輕描淡寫地交代說——不理他!
這樣就避免了在新聞媒體上開展論戰,避免越炒越熱而發展成與張君勱全面論戰。一方面,削弱張君勱這份公開信所造成的影響,防止國民黨利用輿論把水攪渾。另一方面,也給張君勱和國家社會黨留有餘地,避免他和國家社會黨在全面論戰的過程中,進一步走向反動。
重慶談判沒見面,是毛澤東的遺憾,還是張君勱的遺憾?
張君勱的那封公開信,對於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幾乎不置一詞。所以國民黨一改忽視張君勱和國社黨的態度,轉而對張君勱恭維有加。不僅對這封公開信廣為刊載,大加宣傳。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葉青還說——張君勱先生公開信的主張,是很值得國人同情和喝彩的!
為了嘉許張君勱的反共功績,蔣介石還支援張君勱創辦雲南民族文化學院,任命他為院長,並命令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撥款給予資助。
而中共在對張君勱錯誤觀點進行批駁後,仍一直對他個人取一種盡力挽救的態度。董必武回憶說——我們慢慢和張君勱接近,解釋我黨政策,他的態度已不敵視我們。
而後,由於張君勱極力推行“憲政”,敦促蔣介石結束獨裁訓政,終於又引起蔣介石忌恨。1941年3月,張君勱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更是成為蔣介石獨裁的絆腳石。1941年底,被蔣介石軟禁在重慶汪山達兩年之久。而這時,他才漸漸認清蔣介石的真面目,對共產黨的幫助逐漸接納,到後來“不但不反對我們擴充軍隊,成立邊區,他還怕軍隊的力量不夠強大和邊區遭受襲擊”。
1945年,毛澤東冒著極大風險親臨重慶,和蔣介石進行談判。本來,毛澤東是要借這個機會,和國統區各個民主黨派的頭頭腦腦見個面,當然也包括國家社會黨黨魁張君勱。
兩人可以就七年前的這封公開信,好好聊一聊。
但張君勱那時候,正代表國家社會黨,率隊去美國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而後又赴英國考察英國工黨,與毛澤東失之交臂。
毛澤東這才說——此行最遺憾的是,沒有見到張君勱先生!
毛澤東相對張君勱說的話,說給了國家社會黨的另一位領導人蔣勻田——君勱先生勸我交出軍隊,老實說,沒有我這幾十萬支破槍,我們固然無法存在,就連你們恐也無人理睬!
這是毛澤東七年後對張君勱那封公開信的正面回覆。七年的時間,足以檢驗那封公開信裡的論調是多幼稚、多天真。
與其說這是毛澤東的遺憾,不如說是張君勱的遺憾。沒有和毛澤東深度交流,張君勱失去了一個更深入瞭解共產黨的機會。
也許,張君勱和毛澤東在重慶見面,能夠避免他其後的政治汙點。重慶談判後,張君勱又把共產黨看成內戰的因素,再度站在蔣介石一方,甚至執迷不悟,最終淪落到與摯友張東蓀絕交,被民盟開除的地步,甚至登上了戰犯榜第43名。
這才是張君勱真正的悲劇和遺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