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塞維茨所著作的《戰爭論》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戰爭總是在某種政治形勢下產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種政治動機引起的。”

這在國共大決戰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解放戰爭發展到1948年上半年，國民黨方面彈藥產能為每月生產2500萬發子彈、11萬發60迫擊炮彈、10萬發82迫擊炮彈。而在1936年的資料，國民黨方面的產能可達到年產4億發子彈、335萬發山野炮彈、77.4萬發82迫擊炮彈和545萬枚手榴彈。

兩相對照，除了引入美式60迫擊炮而增加的配套炮彈產能，以及82迫擊炮彈產量增長了64.5%，其他彈藥年產量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

到1948年7月，國民政府兵工署的報告顯示，79步槍彈最高月產量僅為1200萬發，後方庫存僅剩800萬發。同其向比利時、瑞典、加拿大等國所簽訂的軍火彈藥合同交付量不及預期的十分之一。

國民政府兵工署曾對此作過詳細報告，報告最後的結論是：彈藥產能供不應求，庫存匱乏，在外購彈藥大規模交付前，只能實施重點保障。

同期共產黨的軍工生產及彈藥供應卻相對好得多。

在8年抗戰期間，八路軍和新四軍共計生產了779萬發子彈、447萬枚手榴彈、37.7萬發擲彈筒彈、32萬發槍榴彈、28.4萬發迫擊炮彈和19.2萬枚地雷。到1946年7月，各解放區兵工廠已擴充至65家，月產全型子彈30萬發、復裝子彈74萬發、迫擊炮彈4700發、手榴彈27萬枚、地雷7650個。

1947年6月28日《中央軍委關於今後兵工生產的決定》的檔案中的資料表明，當時各解放區彈藥的月產量已達子彈500萬發、60迫擊炮彈41萬發、82迫擊炮彈33萬發、120迫擊炮彈3.3萬發、山野榴炮彈14萬發、手榴彈150萬枚。

與國民黨不同，我軍彈藥供應除自產外，戰場繳獲也是重要的補充，單隻1946年下半年，我軍共計繳獲子彈5748.9萬發、炮彈43萬發、手榴彈18.2萬枚。

1947年繳獲子彈8300萬發、炮彈83.8萬發、手榴彈68.9萬枚，炸藥7.2萬公斤。到1948年，上述彈藥繳獲數量分別為2.39億發、184萬發、217.5萬枚、55萬公斤。

透過自產和繳獲，我軍的彈藥供應相對充足，有力地保障了戰爭進行。

國共兩黨在大決戰時期彈藥供應的這種形勢顛覆了我們傳統的認知，自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到抗戰，歷來我軍都是在彈藥缺乏的情況下進行戰爭，而相對的，國民政府則不僅掌握當時國內的軍工生產，還有源源不絕的國際援助。

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國民黨又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獲得了各淪陷區日本投降後的大量軍事物資和美國的援助，迅速武裝了國民黨軍，相對於共產黨方面，其裝備、軍工生產、彈藥供應無疑具有明顯的優勢。

而短短兩三年，不僅在戰場上形勢逆轉，連彈藥供應都無法保障，對這種現象，學者們作了眾多研究，提出了各種解釋。

比如，國民黨方面在抗戰勝利後對軍工企業的裁撤，美國的禁運，在解放區國民黨方面後勤運輸的不暢導致消耗過大，有的甚至歸結於戰役層面的原因，認為是美械部隊的高消耗超過了當時的後勤能力等等。

這些解釋都沒有問題，但這些解釋都是從軍事角度出發，過於簡單，並未深入到問題的本質，就軍事談軍事，很多解釋是無法成立的。

比如同樣的運輸交通問題，為什麼共產黨方面就不存在？裝備的配套問題，共產黨方面更為雜亂，為何未因此造成困難？就掌握的資源和工業水平，國統區顯然優於解放區，軍工生產為何共產黨方面能後來居上？兵員的補充為何國民黨不能戰前轉化俘虜，而共產黨方面卻成效顯著？

這些問題絕非能從單純的軍事角度來解釋的。軍事上的失敗和軍工生產的頹勢不過是其政治失敗反映在戰場上的結果，而非原因。國共大決戰時期中國軍彈藥缺乏的各種解釋都有其政治上的原因。

國民黨的政治基礎導致其彈藥消耗、運輸供應等戰爭成本的增加

國民黨其實質是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段、地主的利益代言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其代表。

國民黨中重要派別CC系，其實指的就是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樂部”，“CC系”首腦長期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陳立夫、陳果夫兄弟的叔叔陳其美是同盟會早期重要成員，他在留學日本期間加入了同盟會，還是蔣介石的入會人。

陳其美在上海結交青紅幫，併成為青幫“大”字輩頭目，為了培養武裝力量，他創辦了精武武術學校，還特意從天津請來當時赫赫有名的霍元甲任總教頭。

霍元甲

青紅幫勢力實際上是封建行會組織，為了爭取革命經費，陳其美還打破傳統的吸收會員的思路，轉而吸收了大批江浙資本家入會，如此不光解決了革命經費，還間接掌握了地方商會和商會武裝團。

後來蔣介石也加入過青幫，江浙財團後來也成為蔣介石的堅實的支援力量。蔣、陳兩家實際上代表了封建行會和江浙資產階級的利益，江浙為經濟發達地區，與西方資本存在很深的利益關係，這就又與買辦資本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絡。

買辦們

宋子文則與英、美聯絡頗深，其基礎主要在金融領域，宋子文長期擔任民國財長的要職，1933年籌劃成立中國建設銀公司，起初中國建設銀公司擬籌集資本額1億元，由中國與英美銀行家組成。

但此舉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強烈反對，最終宋子文的建設銀公司只爭取到中國財團的支援。

1935年，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漢口密謀，通過了一項對中國銀行的改組計劃，宋子文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

從此開始，宋憑藉著自己掌控的經濟委員會、中國建設銀公司、中國銀行等三大工具，不斷實施對民族工商業、金融業的滲透、控制及兼併活動，並以驚人的速度，營造出一個以宋氏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買辦集團與托拉斯王國。宋氏家族實質是英美買辦資產階級與金融資本的代表。

宋子文

孔祥熙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創辦山西裕華銀行，到抗戰後期，裕華銀行增資達1億元，孔祥熙親任董事長，董監、職員都是孔家人或孔的門生、親信。

孔早年開辦祥記公司，為美孚石油公司在山西的推銷人，批發石油、棉紗、布匹等。抗戰期間，孔又出任財長，利用美國鈔票公司、英國德納羅鈔票公司，無準備金、無限額地大量印刷鈔票，供給國民政府軍隊的費用，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而他們自己卻把國家的金銀外匯、僑胞捐款，轉入私人腰包。

孔祥熙

1941年在重慶中央信託局內成立印製處，由孔親信凌憲揚當經理，在重慶棗子嵐埡設廠承印鈔票、郵票和其他證券。

這些鈔票不僅成為國民黨政權的最大財源，也為孔、宋中飽私囊提供了條件。

在國民政府中，政府與官僚的私人費用實際是難以分清楚的。孔可以隨心所欲地從中央銀行撥給自家費用。

如1938年10月1日 ，他曾以財政部長的名義，令本部撥給“行政院孔院長機密費國幣20萬元，請即在國庫項下報核。”1939年2月25日，又以財政部名義撥給“行政院孔院長機密費國幣20萬元整”。

財政部長孔祥熙撥給行政院長孔祥熙，不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而已，實際是把國家資金變成了私產。孔家實質上是買辦資本、金融資本的代表，與美國有很深的關係。國民黨內戰失敗後退據臺灣，孔家移居美國，在石油領域與美國資本有很深的聯絡。

孔祥熙在美國接受獎項

四大家族在不同的領域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又透過聯姻、世交等關係想到勾結，利用國家機器大肆斂財，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集團的統治基礎又是十分狹小的，其核心只不過是幾個家族，地域又以江浙為中心，不僅剝削廣大的工農階級，又壓制了眾多民族資產階級，這就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無法代表更為廣大的階層，進而在內戰中也無法在各階層中進行更大範圍的動員。

同時，也因此統治基礎的侷限，國民黨也無法實行全國範圍的動員，比如山西是閻錫山的地盤、雲南是龍雲、兩廣是桂系、新疆是盛世才，表面上國民黨是中央，實質是國共內戰是地方對地方，國民黨的動員深度及廣度由於其政治基礎的侷限，其戰爭潛力是很成疑問的。

而共產黨這一方的基礎為工農聯盟，還有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其動員基礎雖不及全國，但其動員深度則是很徹底的。

在解放區透過土地改革，廣大的農民成為了共產黨基本的支援力量，其公糧的比例很多時期超過了戰前，由於革除了眾多剝削階級的盤剝，廣大的農民負擔還是低於土改前，在兵員和糧食這些基本的戰爭物資方面有了切實的保障，其所轄區域內的人民參與戰爭的熱情和軍人的戰鬥意志十分高昂。

國共兩黨的政治基礎對戰爭動員的差異是十分顯著的，在解放區，國民黨是無法動員廣大的基層民眾的，其所依靠的力量最多是一些“還鄉團”的地主。

其對戰爭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直接影響到其戰勤系統，對彈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戰線過長，戰爭烈度上升，大大增加了彈藥的消耗。

1947年，國民黨方面共損耗各型子彈4.3億發、迫擊炮彈242萬發、山野榴炮彈61.4萬發、火箭彈3.2萬發、手榴彈槍榴彈478.2萬枚。而到了1948年，上述彈藥損耗數字分別升至5.3億發、368萬發、136.5萬發、4.8萬發和920萬枚。

國民黨在國統區到解放區都缺乏基層民眾的支援，尤其在解放區，作為中央政權，如果其政治基礎廣泛，收復失地將意味著其掌握的地盤和資源將會越來越多，會增加其戰爭潛力。

但由於其政治基礎的侷限，得不到任何補充，好似處於敵國，隨著戰爭程序，國民黨方面面對的是越來越堅決的抵抗和越來越廣大的戰線，其包袱越來越重，彈藥消耗量越來越大，從戰爭期間的軍工生產方面來看，國民黨方面的軍工生產和得到的彈藥總體上還是有所增長，卻跟不上戰爭消耗的增加，最終出現了彈藥缺乏的現象；

二是其交通補給線保障困難，直接影響了彈藥運輸供應。

由於其政治基礎的薄弱，尤其在解放區得不到後勤支援，國民黨方面不得不維持巨大的後勤線和兵站，交通線也不得不付出很大兵力來防守，這不僅增加了其戰爭成本和消耗，而且在關鍵時期也無法籌集運力把彈藥送上前線，導致了彈藥缺乏。

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孟良固戰役中，由於交通無法支援大批軍車通行，國軍74師為咬住我軍進行決戰，拋下大批輜重在後，攜帶有限的彈藥油料前出，最終被我軍抓住圍殲，其大批彈藥根本就未用上，反而成為戰場繳獲。

而同樣的交通條件，我軍方面卻能透過動員民眾以人力把各種彈藥送上前線，有力地支援了戰爭，故此在前線，顯得我軍物資充裕，而國民黨軍彈藥缺乏。

在大決戰期間，國民黨雖然資源相對豐富，但由於其政治基礎的薄弱，尤其在戰爭前線和戰區，彈藥消耗越來越大，其戰區交通又難以保障其前線的供應，造成了彈藥缺乏的現象，正是這種政治基礎所決定的戰爭動員和潛力方面的侷限而造成的。

國民黨方面軍事組織體系中的派系鬥爭是戰時裝備彈藥缺乏的重要原因

國共兩黨的建黨建軍原則都受到蘇聯的影響。

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是一種俱樂部式的組織，來去相對自由，紀律是彈性的，而後改組為國民黨時實際上是參考了蘇聯的模式，是一種列寧式的革命政黨，政黨不僅是以主義而聯合，更強調組織紀律。

同盟會早期成員合影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並公佈《中國國民黨規約》。

《中國國民黨規約》總綱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凡中華民國成年男女，與本黨宗旨相同者，由黨員二人介紹，並具自願書於本黨，由本黨以給證書，始得為本黨黨員”；“凡中華革命黨黨員，皆得為本黨黨員”。

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制度為總理制，設總理1人，代表全黨總攬黨務。黨本部設立總務部、黨務部、財務部，孫中山以總理身份指定居正、謝持、廖仲愷分任3部主任。本部設在上海，下設總支部、支部、分部，黨名加“中國”兩字，以區別於原國民黨。

孫中山

可國民黨由同盟會改組而來，先天上具有眾多缺陷，黨內眾多頭面人物多由同盟會各派系首腦，蔣介石由於其政治基礎的狹小，為維護其小集團利益，無法透過妥協與各派系進行整合，對組織紀律亦多有妥協，逐漸喪失了其理想主義和革命色彩。

在抗戰後又受到歐美影響，組織建設又退化到同盟會的俱樂部形式，在抗戰及抗戰後，為加強掌控，又大搞特務政治。先後設立軍統、中統、三青會等特務組織，甚至退化到了封建時代。

即使如此，其組織建設仍是很失敗的，黨內派系林立，其真正達到黨內統合直至臺灣才完成的。

國民黨內的派系又與其階層分化有關，蔣介石代表的多是資產階級工商業、金融業的利益，而地主階級的色彩較少。而地方派系則較多地代表了地主的利益，黨內的派系不僅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的對抗，還表現出資產階級與地主的矛盾，這使得其黨內組織建設更為複雜。

其黨建組織擴充套件到軍隊系統，發展成為一種任人唯親、嫡系雜派分明的組織體制，其軍中以“黃埔系”為嫡系，而其他雜派軍則有西北軍、桂系、晉軍、西北二馬等派系，派系鬥爭從黨內擴散到軍內，這種鬥爭在民國時期始終存在，派系鬥爭對國民黨軍的戰役指揮、戰鬥力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在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曾調動華中部隊增援，而華中總指揮是桂系的白崇禧，公然抗命，直至淮海戰役結束，華中部隊仍未能調動。

白崇禧

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還直接影響到軍隊裝備和軍工生產，蔣介石對軍隊的裝備是按照派系來分配的，各地方自主的軍工生產中央也是不可能予以支援的，又由於其裝備很多來自國際援助，蔣介石以中央的分配權作為掌握軍隊，分化派系的手段，這就更不可能讓各地方發展國防工業。

國民黨組織建設方面的缺陷在大決戰時期反映到軍中，表現為嫡系、雜牌軍裝備的巨大差異，在彈藥補充和供應方面也區別對待。

雜牌軍

1947年12月，國民黨軍（正規軍）計有104個整編師（軍）279個旅，198萬人，裝備步槍72.0317萬支，輕機槍6.1399萬挺，重機槍1.1949萬支，衝鋒槍6.7855萬支，手槍4.0077萬支，中口徑迫擊炮7506門，60炮9600門，戰防炮1474門，步兵炮260門，山炮1257門，野戰炮503門，榴彈炮401門，擲彈筒38364具，火箭筒1191具，戰防槍1058支。

從統計上看，輕裝備較為充足，估計達到編制的80%以上，但在重灌備方面，如把山野榴及戰防炮分給各部隊，則每師（旅）僅有戰防炮及步兵炮4-6門，山炮3-4門，如不把各獨立炮兵部隊算入，則各整編師（軍）有野炮及榴彈炮8門左右，大大低於編制。

而實際情況則大為不同，一部分沒有後臺的雜牌軍裝備很差，使用土製槍械，如在襄樊戰役中，除了104旅有4門重迫擊炮外，川軍163、164兩旅最重的武器是82迫擊炮，有的雜牌部隊一個整編師（軍）只有1個山炮營，還有一些重建的部隊只有輕裝備。

但多數部隊的輕武器供應是較充足的，重灌備則有一定的短缺，而少數較有背景的部隊則裝備不缺，甚至超過規定。

如整編11師、原雖名義為全美械裝備，但如上所述，為美日裝備混裝，由於陳誠為參謀總長，在他的大力補充下，到雙堆集戰役時，除步機槍全為國械外，18軍己為全部美式武器裝備，已無日械與國械裝備了；而且達到團有迫擊炮8門與戰防炮6門，營有8挺重機槍與4具火箭筒，連有六零炮6門與12挺輕機槍之水平。

陳誠（中）

再如5軍，則每師除山炮營外，尚有1個重迫擊炮連，團戰防炮連有6門戰防炮。而當時的其他美械部隊的編制只能達到團有迫擊炮4門與戰防炮4門，營有6挺重機槍與2具火箭筒，連有六零炮6門，班有1挺輕機槍與2支衝鋒槍的水平，而且夾雜有不少日械與國械裝備。

這種派系差異在戰爭中彈藥供應就顯出了較大差異，而我軍戰爭中又經常把敵軍薄弱環節作為突破口，這就經常出現國民黨軍彈藥缺乏的現象。　　

反觀共產黨方面，黨內經歷了多次路線鬥爭，直到延安整風，其高度統一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相對國民黨，其組織建設完善得多，保持了列寧式建黨原則。

在國共內戰期間，華東野戰軍中的司令員為陳毅，而當時中央明電戰役指揮由粟裕負責，在淮海戰役期間，又成立前委，由中原野戰軍的鄧小平任政委。

沒有強大的組織建設，這種任命在國民黨方面是不可想象的。在大決戰時期，我黨的軍工生產主要基地在東北，為全國各地的戰爭提供了充分的支援。

國民黨對戰爭性質的錯誤認知限制了其軍工生產建設

國共兩黨對解放戰爭的性質的認知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自始至終，共產黨把這場戰爭都定義為階級鬥爭，是打倒反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一場革命戰爭。

而國民黨則始終認知為中央針對割據政權的平叛戰爭，這兩種對戰爭性質的認知其帶來的動員力度顯然是完全不同的。

如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如果當時定義為地方割據的叛亂，則各地的地主顯然不會為此傾力支援，甚至可能從逆以搏個從龍之功，而曾國藩直接舉起孔孟大旗，取得了最廣泛的支援，最終扼殺了太平天國運動。

從北洋到民國，中國多年來處於軍閥割據，以勘亂剿匪為口號顯然沒有太大的動員力。各派系、各地方反而心有慼慼。

國民黨發動內戰為求得國際援助，還以意識形態來劃分，把國內戰爭擬作自由世界針對共產主義的鬥爭，這種認知作為策略尚可用用，但不可避免地造成黨內、軍內的思想混亂，脫離實際，不僅不為廣大的工農所理解，更為廣大的民族主義者所反對。

尤其在知識界、精英階層，出於對歐美列強侵略中國的慘痛歷史記憶，這種為外國效力的姿態反而把大量的中間力量推到了共產黨一方。

今天台灣的各種政治力量仍未吸取教訓，民進黨親日，國民黨親美，又都以民主自由為口號反對統一，挾洋自重，以為得計，前鑑不遠，死無葬身之地的結果可以預見。

而共產黨則基於對國際形勢的深刻體認，毛澤東提出了“中間地帶”與“兩大陣營”的理論，以統一全黨全軍思想。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時說：

“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

毛澤東這一“中間地帶”理論揭露了美國進行反蘇反共戰爭叫囂的直接目的是要“在反蘇的口號下面，瘋狂地進攻美國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國向外擴張的一切物件國都變成美國的附屬物”，看到了相對獨立於美蘇兩大陣營的一股中間力量的存在。 　

共產黨儘管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但這裡更多的是一種策略，以抵消國民黨的國際支援，更明白美蘇同我黨的關係有本質的區別。

蘇聯是我黨的支持者，美國則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反對者。當中國政治形勢發生劇烈的和根本性變動的時刻，這種本質的區別大致決定了各方政策演變的趨向。

由於美國政府推行扶蔣反共的政策，以及冷戰的爆發，毛澤東放棄了與美改善關係的努力。這樣，在我黨制定外交政策的關鍵階段，基本上斷定了美國不可能放棄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企圖。所以，必須實行“一邊倒”的地緣外交總方針，並且成為建國後很長一個時期的政策。

周總理同蘇聯駐華大使

由於國民黨方面對戰爭性質認知的偏差，進而導致對戰爭方式和戰爭程序作了錯誤的估計。

這種階級矛盾的戰爭註定共產黨一定是會採取人民戰爭和總體戰的形式，其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其戰爭烈度不會象以前的軍閥混亂還有妥協合流的可能，其戰爭也很可能是長期的。可從戰爭程序來看國民黨的準備卻是很不充分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急切地發動內戰，力圖在短期內解決掉共產黨，而共產黨經過抗戰和土改，已經在解放區有了堅實的基礎，絕不是透過單純的軍事鬥爭可以解決的。

無論如何，國民黨的裝備和政治能力顯然是比不上日本人的，八年抗戰，日本未能解決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怎麼可能指望透過短期的軍事勝利來達到這一目標？

形勢的逆轉比雙方預想實際上來得更快，短短三年，國民黨就被趕到東南一隅的臺灣，喪失了整個大陸。其實，政治上的失敗已註定國民黨是不可能透過戰爭手段來獲得最終的勝利。

國民黨由於對戰爭性質的錯誤認知，以為其有國際勢力的支援和軍火援助，軍工的自主生產非為急需。國民黨方面在抗戰勝利後，在接收包括幾大兵工廠在內的大批日偽資產的同時，卻對兵工署下屬的14萬兵工廠職工實施大裁員。

兵工廠

1946年，為應對戰事需要，兵工署新建了1個子彈廠和1個坦克修理廠。由於國民黨高層總體上並不重視，各兵工廠職工總數到1947年底也僅恢復到11萬人的水平，這對後來大決戰時期的彈藥生產造成了直接影響。

1948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兵工署彈藥產能僅為每月生產2500萬發子彈、11萬發60迫擊炮彈、10萬發82迫擊炮彈。作為對比，早在1936年，國民黨方面生產了4億發子彈、335萬發山野炮彈、77.4萬發82迫擊炮彈和545萬枚手榴彈。

算下來，除了引入美式60迫擊炮而增加的配套炮彈產能，以及82迫擊炮彈產量增長了64.5%，其他彈藥年產量尚不及1936年。

國民黨生產的迫擊炮

而到了1948年7月，即國共大決戰前夜，國民政府兵工署的報告顯示，79步槍彈最高月產量僅為1200萬發，後方庫存僅剩800萬發。

向比利時訂購的5000萬發每月只能交付500萬發，向瑞典訂購的2500萬發8月份可交付。向加拿大訂購9000萬發的合同尚在商洽中。合同簽訂後3個月可開始交貨，第1個月交付50萬發，第2個月交付100萬發，逐漸遞增到第8個月交付700萬發。

至於日式槍械配用的65子彈，只有瀋陽兵工廠能月產100萬發，供應東北尚且不足，後方倉庫裡只存有600萬發待修品。

瀋陽兵工廠

美式衝鋒槍所用的11.43毫米子彈，從1947年9月起就庫存告罄，全靠瀋陽兵工廠月產200萬發無法滿足部隊需求，美方同意撥付的180萬發中，尚有100萬發未起運。

60迫擊炮彈需求甚大，但月產量僅為11萬發，後方庫存僅剩8萬發，美方同意撥付的8.5萬發此類炮彈中，尚有3萬發未起運。

美製槍榴彈後方已無庫存，美方同意撥付的20萬發尚未起運。美製火箭彈僅在重慶有1000發庫存。國民黨自以為的為自由世界而戰卻未得到西方資本的鼎力支援。

總而言之，國共大決戰時期國民黨方面出現了彈藥缺乏的現象，根源於其政治方面的失敗，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決不是彈藥缺乏等軍備方面的因素，即使軍工生產能提供充足的供應和軍備，無非是增加一點戰爭的烈度，可能拖延一點戰爭的程序，其失敗的結果卻仍然是註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