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萬日本老人要組團來中國養老”的訊息於近日在網路上傳播，但隨後被媒體查證為假訊息。圖/網路截圖
近日，一則“幾十萬日本老人要組團來中國養老”的訊息在自媒體上傳播。有媒體深入查證後發現，該訊息不僅沒有得到官方證實，丟擲所謂“日本老年人赴中國養老五年規劃”的兩個機構，也被證明是未獲登記認可的“野雞”社團甚至非法社團。
該訊息已被闢謠，其背後反映出來的日本老齡化問題卻也相當嚴重。而在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普遍問題時，相關話題無疑也有其現實意義。但即便如此，限於社會文化差異、養老制度不同等多種因素，“日本老人組團來中國養老”，也不具可行性。
2021年9月20日，日本敬老日，日本老人走在東京街上。日本內政部資料顯示，其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到29.1%，在全球201個國家和地區中最高。圖/IC photo
全球標本，日本超老齡化不可遏制
這些年，對於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我國社會可謂婦孺皆知。畢竟，日本的老齡化程度雄踞世界榜首，且已經成為全球標本，國內輿論這些年也對此持續關注。
但是，對於日本社會到底老齡化到了什麼程度，經歷了哪些過程，又有哪些成因，公眾卻未必特別關注。
總體來說，日本社會老齡化有四大特點，即超老齡化、富裕老齡化、後工業化老齡化和大都市化老齡化。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量超過7%時，就表示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而當這一資料超過20%時，則意味著進入超老齡化。
日本總務省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日本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高達29.1%，較之排在第二位的義大利高了7個百分點，而中國“七普”資料則為13.5%。
這意味著，人們過去常說每4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很快就會變成每3個人中就有1個。
而且，據日本國內權威研究機構預測，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繼續減少到8810萬，僅剩目前的三分之二；75歲以上人口將佔到25.5%，10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54.7萬。這完全是加強版的超老齡化了。
日本老齡化程序，從其實現經濟騰飛的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開始，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時，開始進入中等老齡化，也就是我國今天的老齡化程度。當時，日本人均GDP已近4萬美元。
所以，日本的老齡化程序，是在其進入富裕國家行列後開始的。而當其進入中等老齡化程序時，已經是全世界最發達最富裕國家之一，是地道的“富而後老”。
時至今日，儘管日本經濟經歷過停滯的20年甚或30年，但其人均GDP仍然超過4萬美元，而衡量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則高達0.915，位列世界第19位，相對靠前。
聯合國推出的這一指數，系由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人均GDP的對數三個指標構成，較之單純的GDP或人均GNP更為科學，也更為世界所接受。
當前，日本的第三產業，也即俗稱的服務業，GDP佔比超過70%，已經是地道的後工業社會。其城鎮化比例也超過93%，且人口主要分佈在以三大都市圈為代表的大都市區。
這種城市化特別是大都市化、後工業化，都是日本人口生育意願下降的大背景。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就進入了所謂的“低慾望社會”，高房價、高養育成本、高就業壓力等，均成為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生育的直接誘因。
2020年2月12日，日本新潟縣，一名112歲老人獲得“世界最長壽男性”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日本政府也推行了延遲退休政策，以彌補社會勞動力不足。圖/IC photo
“老齡麻煩”，也有日本政策失誤因素
在老齡化已經成為全球普遍性問題的當前，日本無疑是一個研究老齡化的重要參照物件。這既包括借鑑其應對深度老齡化的一些成功經驗，也有其某些政策不當的反面教訓。
儘管日本仍然在加速走向超老齡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應對少子化、老齡化的政策就完全失敗或者一無是處。實際上，日本政府近年來在此方面也一直在努力。
比如，日本加速推進免費公共服務，其在教育、養老、高速公路免費等方面推出的政府補貼甚至免費政策，對於提升民眾生育意願就有一定成效。
此外，推進延遲退休、鼓勵女性就業、鼓勵市民下鄉等政策，也頗具針對性。比如，日本在安倍執政時期就已將退休年齡延遲到70歲，其社會成效值得期待。
當然，日本也有一些政策失誤的教訓值得警惕。
比如，大都市圈特別是東京都市圈的人口高度聚集，雖然成為其經濟恢復和吸納就業的重大引擎，但隨之而來的高房價、高生活成本等，也成為養老問題和低生育意願的淵藪。
而名古屋、關西都市圈的人口則在下降，廣大農村和小城鎮人口銳減，帶來設施閒置甚至蕭條等相關社會問題，與東京都市圈的一枝獨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可以成為他國城鎮化建設的經驗教訓。
此外，消費稅改革成了日本政府進退維谷的難題，經濟發展動力後繼乏力，進而導致整體景氣程度不高，無疑進一步加劇生育意願的下降和養老問題的惡化，也是一大反面教訓。
而日本政府對海外人才的引進，也吞吞吐吐遲滯不前，無疑也是其無法彌補社會勞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這些，都是亟須日本政府及早著手解決的現實問題。
2012年5月8日，一位對著鏡頭做鬼臉的日本老人。超老齡化的社會現實，也在方方面面考驗著日本政府的公共政策。圖/IC photo
只是噱頭，組團來華養老不現實
事實上，類似“日本老人組團來中國養老”的謠言，近年來可謂接二連三，每次都能吸引諸多社會關注。畢竟，“中日關係”“老齡化”“跨國養老”之類關鍵詞，哪一個都是熱詞。
而這類問題在當前廣受關注，更在於全球疫情形勢仍未見底，國內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調整的現實背景下，不少民間資本都在苦尋投資新熱點。
對此，一些別有用心的“野雞”研究機構或山寨社團也瞭然於心，趁機制造噱頭、散佈謠言，目的無非是“挖坑”，等著不明真相的投資者和普通民眾往裡跳。
其實，稍具常識和理性的人就明白這類謠言的段位實在不高，簡直可謂漏洞百出。
首先，即使日本真有龐大的海外養老需求，我國當前是否能承接這一需求也是一個問題。
無論從中日兩國之間的合作框架，還是從國家應對養老的宏觀政策、法律、制度等來看，抑或當前我國養老市場供給現狀，都尚不具備大規模承接海外養老、特別是海外中高階養老的市場能力。
而近年來的雙邊關係，也會影響到廣大日本銀髮族的選擇。尤其是社會文化等方面差異甚大，養老制度更是大不相同，如要跨國銜接，可以說是“萬里長征”還沒有走出第一步。
更何況，日本的老齡化程序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輕度老齡化程序，近20年來這一程序仍在不斷加速。但是，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並未積極尋求過海外養老。
此次謠言雖然段位不高，噱頭也可謂低階，但敏感點還是找得很準的。這既在於中日關係的敏感，更在於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甚至可謂超老齡化問題這一更大的敏感點。而其背後，則是因為我國也正在加速走向老齡社會。
總之，無論是從我國的養老市場供給情況，還是日本的社會文化現實來看，“幾十萬日本老人要組團來中國養老”，都沒有可能性。這樣的謠言與噱頭當然不可取，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日本“老齡麻煩”背後的真問題。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丨張智新（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編輯丨何睿
校對丨吳興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