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國際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由日本知名出版社“講談社”發行的“COURRiER Japon”雜誌上刊載系列文章，第一篇文章從批駁西方“文明衝突論”談起，認為現在到了用“共同發展”與“全球性的正義”來取代“文明衝突”概念的時候了。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認為西方的超級資本主義模式早已過時，應該向中國學習。而對西方各國而言，現在也到了向著“新自由主義的下一站”繼續前進的時候。觀察者網翻譯兩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文/托馬斯·皮凱蒂 翻譯/觀察者網 馮智源】
一、用新眼光來看世界
20年前，在遭到客機撞擊後，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轟然倒塌。此後，美國及其一些盟國以那次史無前例的恐襲為契機，發動了針對恐怖主義和“邪惡軸心”的全球戰爭。
對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sm）而言，9·11事件證明了國際政治學著塞繆爾·亨廷頓於1996年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的正確性。於是，“文明衝突”便成為了讀懂世界形勢的新概念。就像80年代的“里根主義者”把米爾頓·弗裡德曼在六七十年代的著作作為床頭讀物一樣，新保守主義者也把亨廷頓的書放在床頭。
然而不幸的是，美國的復仇欲最終只加劇了圍繞“身份認同”鬥爭。伴隨著一系列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級）謊言，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這種行徑也徹底破壞了“民主國家”的“信用”。
美軍將繩子綁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囚犯脖子上的照片廣為流傳。因此，號召“聖戰”的組織自然就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吸引新兵加入。
美軍還十分傲慢，在使用武力方面也不加以剋制，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數由此激增（僅確認的就已超過10萬）。這導致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國內混亂，最終導致“伊斯蘭國”的崛起。
美國在阿富汗也經歷了一場徹底的失敗。西方對阿富汗20年的佔領於今年8月結束，塔利班政權“捲土重來”，象徵著這個不幸時代的終結。
8月31日，美軍撤離阿富汗後，塔利班士兵進入喀布林國際機場 圖自視覺中國
沒能把握住最初的機會
我們有必要從9·11事件中“跳出來”，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讀懂世界形勢。現在到了該用“共同發展”與“全球性的正義”來取代“文明衝突”概念的時候了。
而這需要有個明確的、可佐證的“共同繁榮”目標，還需要提出一個可持續的、公平的新經濟模式，以便世界上每個國家和地區都能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軍事佔領一個國家，這種行為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只會加強最反動和最激進勢力的力量——現在沒有人對這一點提出異議。但問題是，當這種軍事性的權威主義視角失去其力量時，它就有可能面臨著被孤立主義所取代的風險。
還有一種經濟幻覺在蔓延，即“如果物質和資本能夠自由流動，財富就可以自發分配”。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個事實——全球經濟體系是高度階級化的，世界各國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2021年，我們沒能把握住最初的機會。儘管人們早就開始討論該如何向跨國公司徵稅，但最終大家還是變成在討論“如何在富裕國家之間分配稅收”。
如果可以對跨國公司、大富翁等徵稅以增加稅收，那麼這些錢應該由所有國家按照其人口比例來共同分享，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究其原因，首先，每個人都應該在醫療、教育和發展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權利；其次，若沒有窮國，也就沒有今天繁榮的富國。
當世界的“另一頭”發生難民問題時，西方國家堅持認為應該由當事國的鄰國來接收難民，也絲毫不關心那些鄰國到底有多窮。但是，每當談到開採鈾、銅礦時，無論西方公司距離多遠，首先趕到的總是它們。
本文作者、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與他手中的《21世紀資本論》 圖自《財富》雜誌
如何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
如果將“所有國家分享稅收”作為原則，那麼當然需要談論分享稅收的標準以及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這是一個機會，用來制定既具體又嚴格的規則，其中包括尊重人權，特別是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權利。無論是塔利班還是其他國家，只要想得到本國的那份利益，都必須遵守這些規則。
為了防止這些資金被濫用，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系統，用來追蹤不法行為。此外還應該增加透明度，以確保沒人能積累過多的財富，無論在公共機構還是民間，也無論在哪國。
關鍵是要制定具備中立性和普遍性的標準，以便適用於世界任何地方。無論是在阿富汗、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產油國，還是在巴黎、倫敦或摩納哥，人們面臨的規則都應該是一樣的。
每當西方國家談到發展中國家的自治和發展權時，他們總是借“腐敗”為由無視他國權利，同時與那些發展中國家的獨裁者和富商勾結。西方應停止繼續這麼做，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結束，在未來，貿易必須基於社會、環境等客觀指標。
很明顯，美國總統拜登希望儘快翻過“不同文明間的戰爭”這一頁，因為美國面臨的威脅不再是伊斯蘭主義。
對如今的美國而言，中國是個威脅，甚至還有比中國更大的威脅——美國內部的分裂。如果美國因社會、種族的分裂而發生內戰，那麼它和它的制度都將崩潰。實話實說，除非美國改變其經濟模式，否則將無法解決對華問題，以及其國內社會問題所帶來的挑戰。
如果美國不能對新經濟模式提出建議，那麼在維持國際秩序、支援（窮國）發展等問題上，那些“被遺忘的角落”也將越來越依賴中國和俄羅斯。
從9·11事件中走出後，世界將不會是一個新的孤立主義時代。相反地，那應該是一個基於國際合作和普遍主義的“主權主義”新浪潮。
托馬斯·皮凱蒂在“COURRiER Japon”上的專欄文章 截圖自該網站
二、如何與崛起的中國對峙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然而西方仍不確定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立場。
直截了當地說，在對華交往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應該採取的上策是：停止傲慢的行為，併為全球範圍內的人民帶來解放與平等的美好願景。
西方國家需要一種民主的、具有參與性的、環境友好的、後殖民地主義的新型社會主義。
如果西方繼續宣揚並堅持其早已過時的“超級資本主義”模式，那麼就有可能遭遇更多“白眼”。
按中國共產黨官方報紙的說法，中國式的民主主義比西方式的“選舉市場”要好。這是因為，中國的國家命運掌握在一個兼具動力和決心的先鋒集團——中國共產黨的手中。
該黨九千多萬名黨員代表著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中的普通選民只是“善變且易受影響”的群體不同，中國共產黨深知要為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著想。
富國之所以富，都是拜企業所賜
2020年初，西方各國的國有資產幾乎為零，在一些情況下甚至是負資產。由於西方各國沒有提高最富有階層的納稅額，因此並未平衡其公共財政的收支，導致了債務逐漸累積，只好出售越來越多的國有資產。
不妨把話說得更清楚些：富裕國家之所以被稱為富裕，是因為其民間的私人資產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然而即便在富裕國家，也只有國家本身是窮的。
如果按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各國公共部門所持有的資產將持續負增長，公共債務持有者將不僅坐擁公共部門的所有資產（如學校、醫院和其他基礎設施等），而且還將有權抽取納稅人上繳的部分稅收。
當然，西方各國可以選擇另一種方式。就像二戰後那樣，快速減少公共債務的同時，縮減最富有階層的資產。
為此，西方國家應該在教育、醫療、環境和發展方面進行雄心勃勃的投資。此外，還應該放棄對疫苗的智慧財產權，將跨國公司的收入交到發展中國家手中，並讓數字平臺為普通公民的利益服務。
更進一步說，西方各國需要一個新的經濟模式。無論是私營部門還是國際組織，在新模式下，知識和權力都能夠充分共享。
無論是哪國，新自由主義都增強了最富有階層的權力，卻削弱了公共權力。這種意識形態最終使中國模式更加強大，也讓特朗普和莫迪那可悲的新民族主義重新煥發活力。
現在，到了向著“新自由主義的下一站”繼續前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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