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當舉國上下還在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雀躍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新的軍種悄悄誕生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領導機構，以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機關為基礎，於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劉亞樓任司令員，蕭華任政委。
建設空軍，首要的任務就是培養飛行員和各種專業技術人員。實現這項任務，當時有兩種途徑：要麼完全依賴外援，把人送到國外去培養；要麼自力更生，自己辦航校進行培訓。劉亞樓選擇了後者。
全國解放之初，共產黨接收了不少國民黨遺棄的飛機和航空 器材，甚至包括機場、相當一部分的國民黨的飛行人員。可即使這樣，組建空軍自己的航校，也遠遠不夠。
正如劉亞樓對空軍最初的構想：在目前沒有空軍部隊的情況下，應把主要力量集中到把航校辦好，同時分一部分力量去接受和收復各地場站。因此我認為空軍機關的組織應該避免龐大，而以短小精悍為原則。
劉亞樓甚至提出了“先航校後機關”、“一切為了辦好航校”的口號。可見空軍在成立之初，航校是重中之重。
1950年，空軍在一年內三次擴大了航校的建訓規模。首先是學員的擴招，其次是航校規模的擴充套件。其目的是解決航空兵部隊所需的團以上指揮幹部的問題。第三是為組建噴氣式殲擊機航空兵師作準備。
雖然經過三次擴大航校的種種措施，培訓能力顯著增長，但仍不能滿足航空兵部隊迅速發展的需要。
主席曾對劉亞樓說：“空軍的基礎如何，起步快慢，關鍵是看你航校辦得怎麼樣。你的當務之急，首先要選好辦校人。”
選好辦校人！
可組建空軍辦校的幹部又從哪來？！
當時航校所需幹部的來源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從東北老航校抽調；二是從陸軍中選調；三是從國民黨空軍起義和留用人員中任用；四是從大專院校學航空專業的學生中招收。
其中，比例最大的當屬第二種，90%以上的航校幹部都是劉亞樓從各野戰軍部隊中選調來的。
劉亞樓考察干部很有一套方法。他對挑選來的幹部總要問許多問題。如：“他最不善於做什麼工作？為什麼？為什麼不會做？”等等。
許多當年被劉亞樓找去談話、考核過的同志，發現了這個方法後，不由得也學會了這一種對幹部的稽核方法，而且都說管用。
當時，二野教導二師的任務是收容西南戰役中起義、投誠、失散、俘虜的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大約收容了5000餘人。隨著全國陸續的解放，部隊收編國民黨俘虜的工作也慢慢結束，二師的使命也就告一段落。
於是二師的幹部便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留在部隊繼續服役，一部分轉業到四川省工作。師長楊思祿則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
4月的一天中午，楊思祿像往常一樣，在二野司令部食堂吃午飯。二野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達端著飯碗，突然坐在他對面：“楊師長，中央決定從陸軍抽調一部分幹部去組建空軍。野司經過研究，認為你去比較合適。怎麼樣，能行吧？”
因為楊思祿對領導的這一決定毫無思想準備，所以聽到這個訊息時，甚感突然。
儘管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幹部的調動往往是領導同志的一次談話就決定了。但楊思祿還是不安地問：“李副司令，我夠條件麼？讓我帶兵打仗還湊合，但對空軍我可是一竅不通啊！”
李達笑著說：“楊思祿同志，你是經過長征和戰爭考驗的老同志了，政治上可靠，身體也好，也還年輕，再說不懂的地方還可以邊幹邊學嘛！”
楊思祿知道當時自己的年齡也算不上年輕了，因為那時已經快滿33歲了。但他又想，既然組織上認為我合適，並已做出了決定，我理所當然要無條件的服從命令了。
只是沒想到這次短暫的談話，竟由此決定了楊思祿整個人生大半輩子與中國空軍結下的不解之緣。
談話後不久，楊思祿就接到了去空軍工作的正式通知，4月27日到達北京。一路上，楊思祿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那種感覺真是不亞於又要參加一場新的戰鬥。
在去往北京的路上，楊思祿不由自主的回想起1939年秋，一件令人難忘的往事。抗大畢業的一批學員剛到中央組織部報到等待分配工作,正好趕上日本鬼子的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從全國四面八方聚集到延安的優秀兒女，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到飛機。
當時楊思祿們部隊不過是小米加步槍。別說沒自己的飛機了，就連反空襲的武器也沒有。
楊思祿的一個戰友叫楊興財，是在江西于都一起參加少共國際師的小夥伴，又共同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轉戰南北，那麼多的槍林彈雨都沒能擊倒他，可那天卻讓小日本的飛機扔下的炸彈給炸死了。
想到現在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人民空軍，自己的飛機，而自己又能親身參加新空軍的建設，這怎能不令人興奮呢？！
但興奮之餘，楊思祿還是有些緊張：過去雖說是打了十幾年的仗，那畢竟是在地面同敵人真刀真槍的較量。現在面對空軍這個嶄新的領域，我又能做些什麼，又能否勝任呢？
到北京後，楊思祿被安排在前門西河沿的“光明飯店”，飯店裡早已雲集了從全國各地調入空軍的師級幹部，有不少是戰爭年代楊思祿所熟悉的老同志，這些久別重逢的老戰友聚在一起，一邊等待分配工作，一邊議論著舊事和未來。
大家談得最多的還是空軍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互相打聽什麼叫殲擊機？什麼是航校？空軍的編制和體制和陸軍的編制和體制區別在哪，等等。因為大家都是從陸軍來的，所以誰也說不清。
“五一”前夕，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王秉璋，以及幹部部的部長楊春甫在東交民巷空軍司令部，找到待分配工作的同志談話。
見到楊思祿，劉亞樓司令員格外高興：“嘿，小楊班長，你也來空軍了，難道是來給我座機護航的嘛。”
楊思祿以前就認識劉亞樓，紅軍長征到陝北時，楊思祿給劉亞樓當過警衛班長，所以這次見面，兩人一點也不感到拘束。
劉亞樓待大家坐穩後，緊接著又說：“空軍是我們軍隊新組建的軍種，可以說是百廢待興，有許多新知識需要你們去學習、去掌握。可能還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我相信總比當年咱們爬雪山、過草地要好多了吧！何況我還有蘇聯老大哥的幫助。所以我希望你們既不要把它看得高不可攀，又要有虛心學習的態度。”
楊思祿聽了劉亞樓司令員這一席談話，內心頓覺釋然。 是啊，紅軍連二萬五千里長徵都走過來了，現在還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的呢！
劉司令員接著又徵求同志們對具體工作的意見：“空軍草創，現在有很多崗位空著，但我先為一個職務作廣告——航校參謀長，誰願意當？”
臺下，不少幹部面面相覷，無人舉手：在解放前軍隊的傳統裡，參謀長地位並不高，既沒帶兵權，又沒決策權，還得管司令部機關雞毛蒜皮的事情，級別也不高。
正師級幹部肯定不願意降職，副師級幹部寧願當副校長，也不願意當參謀長。當過參謀長的幹部知道其中滋味，更不願意擔任。
沉默了半天，楊思祿忍不住了，嚯地站了起來：“讓我去當，職務高低無所謂，關鍵當參謀長可以一邊幹一邊學，還能儘快地摸索空軍各方面的知識。”
劉亞樓搖了搖頭：“小楊班長，你可是二野的師長，真的願意屈居當參謀長嗎。”
“我願意！”
“這很好嘛！有的同志不願意當參謀長，楊思祿你願意去當，說明你是有眼光的。我就是參謀長出身，一直認為只有當好參謀長，才有可能在將來當一名優秀的好主官!”
其實在空軍組建初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劉亞樓始終堅持這個觀點，就是將從陸軍調來的一些幹部高職低配。
不管是軍事幹部還是政工幹部。他不喜歡他們火箭似的一步登天，他情願他手下的幹部一級一級的每一個坎兒都蹲一蹲，磨一磨。這也說明劉亞樓對幹部的要求很嚴。
這從楊思祿到空軍後的任職，也能略見一斑。楊思祿從參謀長做起，副校長、校長、師長、副軍長、軍長、副司令員、司令員，一個坎也沒缺過。
楊思祿在北京過完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便赴山東濟南第五航校走馬上任了。當時五航校的校長是方子翼，政委是王紹淵，楊思祿任參謀長。校長顧問是蘇聯的杜洛夫，參謀顧問是蘇聯的馬林若夫。
開始去時，楊思祿主要是向馬林若夫瞭解情況，聽他介紹蘇聯空軍的管理經驗。他很快就發現空軍和陸軍有許多相同之處。比如司令部的建設、行政管理、後勤保障和紀律、條令條例等。
但畢竟是空軍，它的工作又有許多新的特點。如技術性強，一切工作都要以飛行為中心等。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楊思祿很快就給自己定下了兩條工作方針：一是在空軍和陸軍有共同規律性的問題上，一定要繼承和發揚陸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二是在空軍特殊性的問題上，不能機械地搬用陸軍的經驗。
空軍初期的航校，人員成分複雜，他們來自四面八方，經歷不同，思想各異。除少數技術骨幹是由新疆學習回來的老紅軍、老同志和東北老航校培養出來的部分飛行和技術人員以外，還有一部分是國民黨空軍和偽滿空軍的留用人員。
這後一部分人對航空技術比較熟悉，但在思想作風上或多或少的帶有一些不良習氣。
但楊思祿想：不管怎樣，把大家團結在一起，齊心協力，艱苦創業，堅強的政治工作必為先導。這在哪兒也不能丟。他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有一次吃晚飯，幾個留用的飛行員將兩名婦女圍住，“乒乒乓乓”地向她們身邊扔汽水瓶子，還又笑又叫，吹口哨起鬨，嚇得那兩名婦女直哭。
楊思祿看見後非常生氣。當場下令將帶頭鬧事的飛行員關了禁閉。並宣佈：“今後不管是什麼人，絕不允許這種流氓作風在人民空軍出現。發現一個就要處理一個。空軍特殊，但絕不是在這些問題上特殊！”
還有一次發放飛行服，有些飛行員嫌衣服難看，又比較小，就罵罵咧咧的把衣服扔在地上不穿。被楊思祿看見後，立刻命令他們馬上把衣服撿起來，並當即教育他們要愛護人民財產，珍惜飛行員的榮譽。
這些事情的處理得到了王紹淵政委的支援：“處理得對，對部隊我們就要實行嚴格的紀律。”
經過這兩次事件的處理，使部隊的作風有了很大的好轉。
初到航校時，楊思祿憑著自己的工作熱情、強健的身體，拚命地幹工作。不管是營房建設還是部隊管理，甚至籃球比賽，楊思祿都盡力參加。但在實踐中楊思祿唯一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是在飛行技術管理上確實有許多不懂的地方，因而工作很難順利展開。
楊思祿越發感到，要想真正的帶好部隊，不掌握不熟悉部隊的特點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須要由“外行”變為“內行”。所以楊思祿給自己訂了一個小小的計劃。每次到機場時，楊思祿總想坐一坐飛機，體驗一下空中的滋味。
可那時的教練機不是什麼人都能隨便做的。後經楊思祿向蘇聯顧問再三請求，他們終於破例同意讓楊思祿坐一次飛機了。
當時楊思祿髙興極了，可是萬沒想到那個飛行教官不知是要成心要整一下楊思祿這個從陸軍部隊來的“大老粗”，還是要顯示一下他自己的高超技術，飛機升空後，他不是大坡度的拉昇爬高，就是左右翻滾，動作十分粗猛。
雖說楊思祿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可連那點新鮮感還沒嚐到，便早已吐得不成人形。落地後下飛機時，只覺頭重腳輕，如墜五里霧般。
可楊思祿還是拒絕了別人的攙扶，硬是堅持自己走下了飛機。就在這時，只聽蘇聯顧問在楊思祿耳邊道：“這下你知道我們們飛行員的辛苦了吧！”
蘇聯顧問的一句話，似乎驚醒夢中人。
也不知道是那個飛行員的有意捉弄，還是蘇聯顧問的一句重捶，使楊思祿突然萌生了一股強烈的願望：那就是要學飛行！一定要學會飛行！否則無法在空軍幹好本職工作！
抗美援朝初期，空軍雖然已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飛行員，但空戰結果表明，我軍空軍更缺的是一大批有實際經驗的空中指揮員，尤其是高中層的飛行指揮幹部。
為此中央決定在全軍範圍內，用4 個月的時間，挑選一批打過仗、政治好、身體強的排、連、營以上的幹部，迅速到空軍進行速成培訓。
在當時中央軍委的命令感召下，不少師、軍以上的領導同志也被挑選參加學習飛行的任務。如段蘇權、曾克林，還有一大批優秀的團級幹部、戰鬥英雄如張慶和、馬勇、呂茂堂、李樹榮、馬寧等，也在那時加入了學習飛行的行列。
這一訊息也同時激勵了楊思祿，鼓舞了楊思祿。楊思祿更加堅定了一定要學 會飛行的決心。
1951年，也就是楊思祿任參謀長的一年後，楊思祿就又被任命為第五航校的副校長。在幹部體檢時，楊思祿發現自己的身體很好，完全可以參加飛行訓練，於是楊思祿正式向校黨委提出了學習飛行的請求。
楊思祿萬沒想到是，這個要求一提出，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非議和阻力。有些人說：“楊思祿，你大字都不識幾個，怎麼可能學會飛行呢？”
還有人說：“你這麼大的歲數了，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應付緊急情況嗎？要是飛不出來，不更丟人嗎？”
蘇聯顧問也勸楊思祿，說：“世界上還沒有33歲才開始學飛行的人。就算我敢帶你飛，你要真有一天摔死了，也豈不可惜？！”
就在人們紛紛議論，對此事大表疑惑不解之時，劉亞樓給了楊思祿很大的支援和鼓勵：“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幹別人從沒有幹過的事。楊思祿同志歲數大一點是事實。但他身體好，有決心，為什麼不能學一學呢？將來能飛出來最好，就是飛不岀來，也可以多掌握一些空中的飛行知識，對部隊的管理大有好處嘛！這樣的幹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們需要更多一些懂飛行的老同志。這個學費我出！”
於是空軍黨委最終批准了楊思祿學飛行的請求。
那時，航校領導對楊思祿學飛行也非常重視和支援。領導免去了楊思祿一切日常工作，讓楊思祿能專心致志的學飛行，學好飛行。蘇聯專家也很關心楊思祿，並專門為楊思祿指定了一架雅克-18型飛機，由蘇聯教官親自教楊思祿。
但楊思祿沒想到，真正要學會飛行，比從前預想的困難 還要多得多。楊思祿16歲參加革命，僅有的一些文化也大都是在十幾年戎馬生涯的戰鬥間隙中，點點滴滴，見縫插針中學到的。如今30多歲了，卻要從頭開始學習數、理、化和ABC，這真是比登山還難！
楊思祿面對如山似海的作業習題，暗暗咬緊了牙關，就停止了看戲、看電影 等一切娛樂活動。白天別人上八小時的課，兩個小時的複習。而楊思祿呢，每天除正課時間外，還要用五、六個小時複習。
晚上別人都休息了，楊思祿還要加班加點的補課複習，消化當天學過的課程。儘管這樣，有些資料的運算、代數的平方根、方程式仍很難弄懂。楊思祿只好死記硬背，有時連走路吃飯都不放過。
在學飛行理論的過程中，楊思祿感到最困難的是領航 運算和空氣動力學。經過4個月的艱苦努力，楊思祿終於結束了飛行理論、領航專業、飛機構造、空氣動力學等專業課程。
與此同時，楊思祿還擠出時間練習林肯模擬機。這種模擬機是接收國民黨的（美國產的），蘇聯教官不願讓楊思祿們去學。可是楊思祿為了儘快掌握飛行技術，也顧不上蘇聯教官高興不高興了。硬著頭皮天天到模擬機上去練習。因為這對楊思祿的飛行訓練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學會文化理論，才僅僅是頭一關。而真正的困難還是進入學習飛行駕駛技術的階段。真可謂一關更比一關難啊！
楊思祿的左手大拇指在抗戰期間被日本鬼子的子彈打斷。解放後被評為二等乙級殘廢。不過手的問題倒不大。在實際操作中，最大的障礙卻是語言障礙。
楊思祿的飛行教官是蘇聯人，不會講漢語。楊思祿又不懂俄語。楊思祿們之間在語言上根本就無法溝通。一旁的翻譯則常常把關鍵的詞語譯錯。這使楊思祿因此而受到了不少本該避免的“懲罰”，甚至在飛行中發生過幾次危險動作。
剛開始學飛行駕駛時，因為語言不通，教官常常用駕駛杆來“訓”他，就像小學生不能領會老師意圖，會挨教鞭戒尺 一樣。飛行中楊思祿的腿常常被駕駛杆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有時幾個起落下來，連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有一次飛螺旋練習，飛機進入螺旋時，要帶一點油門，因為這是翻譯說的，沒想到這樣做正好和蘇聯教官的本意相反，剎那間，飛機像脫韁的野馬翻滾著直往下衝，把教官的臉都嚇白了。
雅克—18教練機
好不容易才把飛機改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事後才知道，飛機進入螺旋後，要收油門才對。
問題發生後，校黨委很重視，又給楊思祿換了一個被留用的偽滿教官，叫戴逸民。戴逸民的教學極為嚴謹負責。楊思祿也沒有因為他在偽滿軍隊服過役而歧視他，相反真正地把他當作老師和同志，認認真真地做他的學生。
戴教官曾誠懇地對楊思祿說：“楊副校長，在飛行上我是你的老師，但在如何當好一名革命軍人上，你是我的老師。”
楊思祿在五航校學飛行時期，正是人民空軍剛剛起步的時候，飛行事故也比較多。
一天，五航校裡與楊思祿一起進行訓練的另一個飛行大隊發生了一起空中相撞，造成兩名學員、兩名教員同時遇難的嚴重事故。不久，又發生了地面氧氣瓶爆炸，傷亡多人。同時又傳來了調入空軍並已擔任師長的張慶和、馬勇兩位同志在飛行時，犧牲在飛行事故的訊息。
老戰友的犧牲固然令楊思祿內心非常難過，但他們的犧牲絲毫不能中斷楊思祿繼續學飛行的決心和意志。相反，更激勵他以最大的勇氣和毅力去克服飛行中的種種困難。不達到目的 決不罷休！
1951年夏天，楊思祿終於迎來了放單飛的日子。那一夜楊思祿激動得難以入睡。因為這對楊思祿來說的確是來之不易。
在同一批的學員班裡，學員大都是高中畢業生，年輕聰明，與他們相比，楊思祿的條件最差。但楊思祿卻是同期學員中學得最好的，而且是第一個放單飛的。
領導之所以第一個給楊思祿放了單飛，也希望楊思祿能給其他學員做個好樣子。
飛行前，校長吳元任親自檢査楊思祿的飛行，大隊長則不斷地安慰楊思祿：“楊思祿同志，你不要緊張，大膽飛吧！”
好事多磨，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聚集在機場時，只見天空陰雲密佈，風速又大，能見度也很差，飛行計劃只好取消。緊接下來在連續三天待命的日子裡，楊思祿心急如焚。
一直到第四天早晨，機場上空才躍出一輪冉冉升起的紅日。當楊思祿的飛機滑到起飛線上時，所有的教員，還有幾十名同學都在塔臺邊上關注的望著楊思祿。楊思祿在他們熟悉的目光 裡，看到了讚許、鼓勵、激動……
飛機在騰空而起的那一瞬間，楊思祿的眼睛不由自主的溼潤了。飛機輕鬆地繞過塔臺，一轉彎，二轉彎， 三轉彎，四轉彎後直線下滑，定點，著陸！
當楊思祿走下飛機時，同學們都把楊思祿緊緊地圍住，祝賀楊思祿的成功。當天晚上，楊思祿所在的飛行大隊還特意聚餐以示慶賀。
烏拉—9教練機
經過無數個日日夜夜的艱苦努力和飛行訓練，楊思祿先後完成了雅克-18、雅克-11、烏拉-9等飛行訓練課目。
可就在離飛完高階教練機還剩最後兩個飛行日的時候，中央軍委突然發來調令：任命楊思祿為航空兵第十九師師長。
接到命令時，楊思祿的心情竟變得很複雜。雖然新的工作對楊思祿極具挑戰性，但楊思祿無法忘掉日夜為他學飛行而操勞的那些飛行教官和理論教員，更無法忘卻積極支援他學飛行的五航校其它領導同志。
校長吳元任同志對楊思祿說：“劉亞樓司令員聽說你飛行速成訓練結束後，非常高興。說這是我們們自己航校培養出來的飛行幹部。這樣一些老同志、老紅軍能夠飛出來，對現代空軍的發展和 未來都大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