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土樓，又稱圍屋，在它的庇護下，南遷的一代代中原先民在南國異鄉生根發芽，開枝散葉，並最終將他鄉變成了故鄉。得益於客家聚集地的山河阻隔，使得這一脈華夏文化，更好的躲避開了戰火和運動的衝擊，相比中原老家一脈的華夏文化，無論是文化表象和核心，儲存的相對更豐富一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謂的衣冠南渡、中原乃至北方無華夏的謬論是對的。
先秦時期，相對於中原及周邊地區的華夏民族，華夏先民稱呼四方的民族為西戎北狄南蠻東夷進行區分。在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融合之下，華夏民族和周邊民族相互融合共生，最終形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完整集體。事實上，從先秦時期，各方民族的融合就已經開始了。而從東漢末年中原戰亂，乃至西晉亡國，五胡亂華，才開始了大規模的北人南渡，逃離中原。
中原大地，戰火紛飛，華夏先民在異族屠刀下艱難求生，但踏上南遷的道路也同樣九死一生。雖然南遷人數眾多，且以宗族、村社為紐帶，動輒都是千百人的團體行動，但一路之上，飢餓、疾病、山賊、潰兵、刁徒等等，讓太多的人倒在了路途之中。而到了定居之地，困難也依然不少：平原宜居之地早已被當地蠻族、山越以及更早移民的人佔據，連山區之中也是早被佔去了好的建築用地和耕作之地。要向大山要地和開荒，需要依靠宗族的力量；要進行耕作和收穫，需要藉助宗族的力量；要防止原住民攻擊和爭奪資源，需要藉助宗族的力量......在這樣特殊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下，他們不但保留而且更加強化了華夏民族以宗族為核心的文化內涵。同時，結合中原老家的塢壁建築，形成了獨具客家文化特色的土樓（圍屋），並在其庇護下，開始了與當地原住民的交流與融合程序。
有走的，也有留下的，即便是在五胡亂華的殘酷背景下，包括中原在內的北方大地照樣有大量計程車族選擇了留下，紮根老家。那麼，他們是如何在亂世中自保和生存的呢。北方士族帶領宗族同鄉，在保留華夏文化的道路上，主要分為兩大道路：一個是依靠堅固的塢壁、寨堡，團結宗族、鄉鄰，招募流民，組建宗族武裝抗敵自保。另一部分選擇了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融入政權，進而影響新政權的文化、整治、宗教等。
所謂塢壁，又稱塢堡，是起源於漢代的一種住宅形制，可以說比客家土樓還要早，其平地建塢，圍牆環繞，前後開門，塢內建望樓，四隅建角樓，略如城制。人們藉助塢壁可以加強防禦，歷史著名的塢壁有許褚壁、白超壘(塢)、合水塢、檀山塢、白馬塢、百(柏)谷塢、永寧寨等。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守不住的壁塢面臨著塢破人亡的命運。而選擇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計程車族，也不乏有盛極而衰、慘被滅族的案例。例如從漢朝綿延至南北朝時的豪門望族—清河崔氏，其家主崔浩多謀善斷，英武挺拔，歷道武、明元、太武三代帝王，滅柔然，平北涼，為北魏統一北方做出巨大貢獻。然崔浩因捲入“國史”案，終被太武帝誅殺，清河崔氏被夷九族，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一併滅族。這樣的巨族大家尚且不能倖免，何況其他眾多小士族的命運呢。但無論如何，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還是在一代代的潛移默化中被逐漸漢化，實現了民族融合。
筆者以為，北方老家文化和南方客家文化，均是華夏文化一脈，源出同門，而又在獨特的歷史條件下，在不同的區域，均很好的完成了儲存、發展、豐富華夏文化的歷史使命，同時，又在生產、生活的過程中，分別實現了融合南北方民族的成果。而巧合的是，客家土樓和老家壁塢都成為了華夏文化的庇護之所。不同的是，南方因山河阻隔戰火和減少政治運動的衝擊，反倒讓客家土樓古建築和先民文化更多的得以儲存下來。而北方平原地區戰火連綿，又被政治運動破除四舊衝擊，或燒或拆，損毀者更眾，甚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