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份塵封八十年的珍貴見證——〈1937，延安對話〉出版始末》一文。文中，《當代》雜誌主編孔令燕介紹了《1937，延安對話》（托馬斯·亞瑟·畢森著、李彥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的出版始末。原來，這份珍貴文獻中譯本的出版，竟源於譯者李彥投稿散文《校園裡那株美洲蕾》中提到的“延安筆記”。這份獨特的筆記當時就引起《當代》雜誌編輯部的濃厚興趣，在查閱相關資料並確定其史料和出版價值後，編輯部向出版社申報圖書選題，進而開始了版權購買和翻譯的漫長出版歷程。
領袖氣質撲面而來
該書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和精神風貌，講述了他者視野下的中國共產黨故事。它出自繼埃德加·斯諾等人之後，第二波奔赴延安“探險”的外籍人員之手，曾於1973年出版過英文版。主體內容由作者畢森“對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的訪談”“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見聞”以及往返“艱辛旅途”的敘述或日記構成。整體而言體量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小書。相較英文版，中文版增加了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專門作的“小序”和散文《校園裡那株美洲蕾》。這兩篇文章為該書賦予了更多的可讀性。
在書中，畢森以日記和訪談的紀實方式，向讀者展示了1937年6月中國共產黨及其治理下陝甘寧邊區的歷史場景。其中最吸引讀者的莫過於對中共領導人形象的刻畫。畢森等人延安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採訪。書裡這樣寫道：43歲的毛澤東“身材瘦削、動作敏捷、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青春的活力”，在訪談中“連珠妙語，既生動又幽默”，顯示出“清晰的頭腦和知性力量”，“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審慎的態度，竟讓人感到一種高深莫測”。朱德“體魄強壯結實、五官輪廓鮮明”，有著一張“地地道道的農民的臉龐”，開朗、親切的性格讓人感到快樂，同時“神采奕奕、充滿活力”。而周恩來則是一個乾淨利落、衣冠整潔，具有卓爾不群風采的知識分子。
將這些個體印象彙集後，畢森表達了對中共領導人的整體印象，即滿懷激情、運籌帷幄、自信樂觀。在訪談過程中，畢森深切感受到無論在軍事部署方面，還是在抗日統一戰線方針方面，中共領導人均有著強烈的自信，這種自信源於他們擁有傑出的軍事才幹，能夠對軍事鬥爭做出準確預判、對中國社會形勢與發展趨勢運籌帷幄。這使得他們能夠毫無顧忌地透露“具有完整情報”價值的“中國共產黨的所有計劃和意圖”。例如，周恩來在訪談中就毫無顧忌地和盤托出國共統一戰線談判中尚未達成共識的一些微妙細節。這種自信促使中共領導人滿懷激情地投入到偉大的革命事業中去，併為之奮鬥終生。
延安精神魅力四射
延安精神是畢森筆記中的重點書寫內容。他這樣寫道：“提起延安，它所留給我們的那種強烈且經久持續的影響，其實並非僅僅由於我們在那裡時所看到的各種各樣的活動，而是因為那些活動本身所攜帶著的一種精神力量。”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之一。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封鎖下，面對嚴峻社會現實、帶領解放區人民群眾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精神產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雖然比較艱苦，但作為紅色革命根據地中心的延安，仍吸引了大批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奔赴於此並投身革命。在這一背景下，畢森等人在延安訪問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以下簡稱“抗大”）時，既感嘆這裡物質條件的極端落後，又驚歎這裡所散發出來的精神面貌，“他們的精神面貌和高昂計程車氣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與身旁那些空曠簡陋的宿舍和課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鮮明對照”。“我們所遇到的學員們，其中包括不少來自優裕家庭環境的人，卻顯然都能面對艱辛，安之若素。他們這種態度也證明了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在”。
實事求是、理論聯絡實際也是這種精神力量的體現。這一點在畢森的抗大見聞記錄中同樣得到彰顯。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觀察中，畢森對抗大的課程學習印象深刻：除了軍事學習外，既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包括政治經濟學、辯證法哲學以及革命運動史），還要學習在政治組織中的實際工作任務和方式方法。這是所有學員必修的課程，對將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來說尤為必要。從這些課程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理論聯絡實際，從而發揮理論的現實指導作用。
在畢森的延安觀察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延安精神，可以概括為“農民的活力、主觀能動性、各種特長和技能，無一不受到了共產黨基層工作人員的關懷和近在咫尺的指導”。正因如此，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廣大農民仍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另外，畢森還發現無論是中共領導人，還是基層黨員，都時刻扮演著人民公僕的角色。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任何特權印記，他們始終以身作則，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著血肉聯絡。最終這群美國人看到的是這樣一種景象：“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裡，個人私慾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鬥，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
他者視野助力傳播
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是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中，讀者除了能夠重返1937年6月的延安現場，切實感知中共領導人形象和延安精神外，還能從中感受到作為敘事主體的“他者”，在講好中國故事，尤其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陳晉在“小序”中說，“閱讀此書，還有一點啟發。就是毛澤東那一代人在延安的時候，是那樣善於講‘中國故事’”。該書作者畢森又何嘗不是一位善於講並且能夠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人呢？當這份塵封80年的珍貴文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以中文版單行本傳播時，一個他者視野下的中國共產黨故事也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它再現了老一輩革命領袖的風采，讓我們重溫了延安精神。
新時代，為了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我們不僅需要藉助豐富的紅色資源，去宣傳黨的光輝歲月和豐功偉績；還需要充分發動和組織更多像斯諾、畢森這些作為他者的國際友人，去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因為，這樣的故事能獲得更多的國際讀者並喚起情感認同，從而起到理想的傳播效果。我們要充分挖掘和整理近代以來諸多來華國際友人的相應文字記錄，進行有計劃、有系統的宣傳，並在此基礎上嘗試進行書籍環流，以外文圖書的方式向其所屬國進行傳播，從而實現講好中國故事的目的。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
原標題：1937，他們來到了延安 “延安筆記”與領袖風采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楊石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