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份簡歷石沉大海，李其芳開始懷疑自己。
李其芳就讀於甘肅一所普通本科院校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大四下學期，考研失敗的她決定直接就業。但大小招聘會上，她受到了接二連三的打擊——“學校是普通院校，專業就業面也比較窄，一些崗位還有工作經驗要求，甚至連不限專業的企業也拒絕了我的簡歷”。
近年來，應屆高校畢業生數量一直在急劇攀升，從2019年的834萬到2020年的874萬，再到2021年高校畢業生規模以909萬又創歷史新高。“受疫情、回國潮、留學難等因素影響，相較於雙一流的畢業生來說，我們這樣‘雙非’高校的畢業生想要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更是難上加難。”李其芳的困境，也是不少普通“雙非”高校畢業生面臨的現實難題。如何調整心態、審時度勢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不少年輕人用自身的奮鬥經歷給出了答案。
比名校畢業生更艱難的求職路
“我大約8月就開始各種海投，9月底之前大概投了五六十家。‘雙非’學校到底受不受歧視呢？答案是：確實會。”
畢業於安徽省某高校財務管理專業的任彥洋在某問答社群上，就“雙非本科應屆生找工作真的很難嗎？”的問題，敲下自己的感受。
雖然在一所普通高校就讀，但大學期間，任彥洋一直在很努力地豐富自己的履歷。臨近畢業，他擁有5份實習經歷，包括世界五百強、金融公司、八大會計師事務所等；ACCA（國際註冊會計師證書）也過了10門。可即便這樣，他給心儀的公司發出簡歷後，連網申的第一關都很難透過。“大多數公司對學歷背景很看重，都喜歡要名校學生”。
回憶起一邊實習一邊參加秋招的經歷，任彥洋坦言，那一段時間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經常是頭一天參加A公司的初面，當晚又趕高鐵參加第二天B公司在異地的面試。苦苦奔波並沒有帶來如期的收穫，看著他同樣專業，在“雙一流”高校就讀的同學，早早找到了理想的崗位，令他既羨慕又鬱悶。
同樣自信受到打擊的，還有畢業於重慶某“雙非”高校英語專業的陳銳。
大學期間，陳銳嘗試過不少和自己專業相關或是不相關的職業，他做過livehouse攝影師，做過唱片廠牌的文案寫手，做過個人翻譯，還做過食品貿易。最初，本著探索興趣愛好的想法，他自薦入夥新興行業的年輕創業團隊，但後來創業理想最終還是被現實打敗。
幾經輾轉後，陳銳決定到昆明一家知名教育培訓機構求職，經在該機構就職的朋友介紹，他成為一名雅思培訓教師。“受疫情影響，學習雅思課程準備出國的學生數量相較前幾年大大減少。我現在還不是完全正式的講師，還在試用期。”
“工作量很大，工作壓力也很大。說實話，我對這份工作並不滿意。但是疫情當前，就業形勢太不樂觀了，我沒有把握能夠找到更好的崗位。”陳銳無奈地說。
“作為‘雙非’高校的畢業生，進入比較正規和大型的企業或公司有很大難度，我們只能自己去摸索門路去找，有的企業在招聘籤合同時挺亂的。我自己是男生還好，身邊有的女同學在求職過程中還遇到了被騷擾等不愉快的事情。”談到求職路上的坎坷，陳銳長嘆了一口氣。目前，陳銳暫時安頓下來的公司本應將簽署的合同一式兩份，有一份給到陳銳手中，但他至今都沒有收到應該為員工所有的那份合同，詢問再三，得到的卻是敷衍的搪塞。
就讀於瀋陽一所工科院校安全工程專業的許媛今年畢業，大四時，她就線上線下雙管齊下投入到找工作中，可求職過程並不像她期待的那樣順利。
“我讀的專業偏工科，也不是學校的特色優勢專業，加上性別的因素，找工作確實有難度。”許媛記得，好幾次參加校招，招聘方一看就學背景，就會告訴她，這個專業從重點大學畢業的還好，大多從事管理工作，普通院校畢業生大都會跑工地，天天要跟工人打交道，工作條件相對艱苦，女生不太合適。
在參加的各類招聘會中，許媛真切體會到，“雙非生”再加上專業工作對性別的要求，求職中非常不佔優勢。在一場招聘會上她發現，儘管專業對口的崗位有四五家公司，但他們更樂意要專業競爭力強的高校畢業生，“哪怕是女生，那些名校、優勢專業的也比我們更有優勢”。
“雖說名義上就業門檻規範了，不能歧視女性應聘者、直接明確寫不招收女生，但這些隱性的‘玻璃門’和明確拒絕招收，又有什麼結果上的不同呢？”經歷多了，許媛就會對這樣的軟拒絕習以為常，只得嘗試非本專業的招聘崗位，但很多還是以“專業不對口”的理由拒絕了。四處碰壁、兜兜轉轉，求職大半年，她只得拜託學兄學姐推薦，才找到了一份專業對口的工作。
是漂在大城市，還是回基層就業
很多知名企事業單位都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對就業市場容量相對有限的中西部地區高校畢業生而言，一線發達城市就業容量大、就業質量好。面對潛在的就業機會，很多中西部高校畢業生走進了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網申和專業測評過後，任彥洋迎來了自己秋招的第一場面試，拋開舟車勞頓的疲憊不談，他最心疼的是光來回路費就花費了1000多元。但任彥洋還是非常高興。他得到了北京一家知名企業的面試機會。
“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到北京才知道人才之多。”在面試中，他和眾多北京知名高校的學生同臺競技，感觸良多。最終，這次應聘他還是被婉拒，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歷背景不亮眼。
因為學校和學歷被婉拒並不是令任彥洋最沮喪的，他更加不滿的是招聘公司的“區別薪資”。
在另一次北京一家公司的面試中，從宣講會的1分鐘面試，到無領導小組討論面試，從單獨面試再到高管終面，任彥洋憑藉著自己過硬的面試技巧和豐富的實習經歷一路過關斬將，順利地拿到了offer，但最終他還是決定放棄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我們地區面了幾十個人，不乏CPA考了多科的，211、985研究生，最後只發了兩個offer。最讓我不滿的是不同層次的學校的薪資不同，明明同等要求面試，我拿到offer說明我比他們有一定優勢，可儘管都是本科生，就因為就讀學校是‘雙非’院校，入職工資要比名校生低很多，我無法接受這樣的區別對待。”任彥洋說。
大學畢業首次去北京就要找工作，面對陌生的環境，甘肅女孩袁麗的求職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省上的媒體就業機會不多，加上本省在外就讀學生的競爭，空間很小。”2019年畢業於甘肅某二本院校新聞專業，經歷了在省內媒體實習、求職後，袁麗一無所獲。聽說北京媒體單位多，文化傳媒業發達，最後她還是選擇了進京求職。
“安頓生活就是個難題。”為了能租到合適的房子，袁麗和一同去北京的同學腳底都磨出了水泡。“有的價格太高，有的地方太偏，有的和人合租擔心安全問題。”最後，她們在昌平的一個老舊小區找了一個單間，兩個人睡上下鋪，一個月花800元。
找工作更是煎熬的過程。北京招聘會比地方明顯多，專業相關的就業崗位也多，可每次網上投簡歷，都是石沉大海，快到通知面試的截止日期，袁麗心有不甘，打電話過去詢問，都讓看郵件回覆，每天盯著郵箱，也一無所獲。
在等待了一週後，袁麗實在坐不住了，凡有線下的招聘會，就主動出擊。“一到現場，真是長見識了，我們那點讀書和實習經歷真是拿不出手。”在招聘會上，稍微正規一點的單位，都是人滿為患，除了在京高校的學生，還有全國各地的高校畢業生都在找工作，也不乏海歸。
“很多招聘人員連我的學校名字都沒聽過，對投出去的簡歷也是愛搭不理，有些簡單一看，就隨手放在一邊，和重點考慮應聘者的簡歷不在一起。”一場場招聘會，袁麗都是滿懷希望而去，卻一次次受打擊，敗興而歸。最後，實在熬不住了，到北京20天后，就在一家小文化公司謀得了一份工作，沒有任何保險和補助，每個月收入4000元。
公司在城南的豐臺，住在北邊的昌平，每次上下班倒地鐵，袁麗就得花兩小時左右。中午吃飯為了省錢，她都是早上自己做好，中午在辦公室簡單熱一下對付。“時間一長，胃口也不好了，身體明顯消瘦”。
在北京堅持了兩年後，今年6月，袁麗回到了甘肅，在離家不遠的縣級融媒體中心上了班。“我都不好意思給人說去過北京，沒待住又回來的。”回首過去的兩年，袁麗十分感慨，經歷過後，她才發現，對於一所西部普通院校畢業的學生，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業困難太多，專業成長也十分有限。
“學校和專業至少一個得有點競爭力。”袁麗也有高中同學在北京找到了事業單位的工作，但大學上的都是甘肅省的雙一流高校或雙一流專業，且相比文科專業，普通高校的特色理工科在就業市場更有優勢。目前，袁麗正全身心投入到縣融媒體記者的工作中，她打算“先靠努力贏得單位和領導的認可，再找機會繼續求學深造”。
從事學生工作多年，甘肅一所二本高校團委書記坦言，這些年見了很多像袁麗這樣經歷的學生，在她看來，在目前情況下，普通二本院校的畢業生確實要審時度勢，要麼放低身段，面向基層去就業，要麼一入大學就要做好打算，厚積薄發，努力進一步深造，提升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普通二本開設的很多專業都缺乏競爭力，尤其一些文科專業，名字聽著很時髦，設立一個專業門檻並不高，質量也可想而知。而就業是系統工程，讀書的學校、專業在行業中的競爭力，都對學生求職至關重要。”在這位團學幹部看來，作為普通高校，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一方面學校要最佳化專業佈局，下大力氣加強專業建設，“這是對學生的未來負責”；同時，學生也要有所規劃，根據自身情況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充分做好知識和能力儲備，如此，才有機會贏得更好的未來。
生活有點悶，昂首向前才有風
剛剛結束學生生涯，手中沒有積蓄，長時間找不到工作，對處在就業困境中的“雙非”畢業生而言，如何支撐自己的生活開銷，是首先要面臨的問題。
“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飯，外賣太貴了。”陳銳蝸居在租住的公寓裡，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動手。“我一點兒都不喜歡做飯。”他調侃自己，“有錢有閒的人享受烹飪，而我是忍受生計所迫的負擔。”
回想起剛到昆明求職時的情形，陳銳十分感慨。“找工作那段時間壓力很大，身心雙重疲憊，哪裡還有心思花在吃飯上呢？隨便吃一口，不餓就行了。”沒找到工作時，陳銳租房和求職的一切費用都是家裡貼補，雖然家人不說什麼，但他還是有很重的心理負擔。最近，陳銳剛剛找到能暫時穩定下來的工作，為了房租租金能低些，陳銳租住在離公司很遠的郊區，每天上班下班來回一趟需要兩個多小時。
“公司前輩同事對新入職的員工幫助很大，有些社交是不得不做的。”剛剛入職，陳銳覺得，運營好人際關係對他在陌生城市的工作生活很重要，他每個月要在社交上花不少錢，這又是一筆負擔。“每個月工資4000元，扣去房租1200元，每天的通勤費乘上一個月30天，再除去自己的生活花銷和必要的社交花費，就沒剩多少了。”陳銳計算著每一筆支出，備感壓力。
工作既不在家鄉，也不在大學所在的城市，家人也擔心陳銳遠在他鄉的新生活，經常郵寄一些家裡自己做的臘肉、醬菜之類的。“每次收到家裡寄來的食物或者衣服，我都感覺那是最幸福的時候，可每次打電話卻是報喜不報憂，說我在這邊一切都好，很怕家裡人擔心我。”還在試用期的陳銳工資微薄，媽媽深知他一個人在外漂泊不易，經常以各種各樣的理由給他發些節日紅包，希望能補貼兒子的生活。
同樣面臨經濟壓力的還有李其芳，自從大學畢業以來，生活中的每一筆開銷都壓在李其芳的頭上，可她始終不願向家中求助，孤身一人在城市中尋求立足之地。
房租是李其芳要面對的最大壓力。“回農村老家找工作無門，出來找無論是住宿還是吃飯都要花錢，尤其是房租，負擔很重。”李其芳說，蘭州大部分業主租房都要求押一付六，租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房租一次性要交七八千元，這對剛剛畢業手中沒有積蓄的她來說是一筆天文數字。
“只要房租到期，當天房東就會停水停電。”從奔波在求職途中的同學們口中瞭解到租房中的種種經歷，讓李其芳一度對校園之外的社會生活感到恐懼，但她仍然咬著牙堅持了下去。
李其芳是幸運的，房東體諒她的難處，讓她先住著，等找到工作領到第一份工資時，再交3個月房租。儘管這段艱辛的歲月已經過去，但提及這位善良的房東阿姨，李其芳仍然充滿了感激。
“我要去新加坡讀研了，剛申請下來。現在能找到的工作，和我預想的差太多了。”在求職中遭遇了種種不公平，任彥洋逐漸認識到，在如今激烈的就業競爭中，“雙非”本科生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實在不易，他決定再次背起書包，去國外深造，“希望留學歸來，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其芳、任彥洋、陳銳、袁麗、許媛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富春 實習生 溫鑫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