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浩亮
上將是解放軍的最高軍銜。中將、少將均由各軍種、戰區自行舉行軍銜晉升儀式。只有上將晉升儀式,由中央軍委直接舉行。
今年 7月5日和9月6日,中央軍委兩次舉行上將軍銜晉升儀式,共有9位上將履新,且都是軍事主官。包括南部戰區司令員王秀斌、西部戰區司令員徐起零、陸軍司令員劉振立、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繼任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中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海軍司令員董軍、空軍司令員常丁求、國防大學校長許學強。
兩次晉升之後,解放軍五大軍種中,除了火箭軍司令員周亞寧繼續留任外,其餘陸軍、海軍、空軍、戰略支援部隊均更換了司令員;五大戰區中,南部、西部、中部三大戰區也更換了司令員,西部戰區還不止一次。
這當中出現了不少新做法,也透出了新訊號。
第一,推動年輕化。新任空軍司令員常丁求9月6日晉升上將,他現年54歲,這重新整理瞭解放軍自1988年恢復軍銜制以來,最年輕的上將年齡紀錄。
常丁求曾是空軍的王牌飛行員。在2015年抗戰勝利大閱兵時,時任瀋陽軍區空軍參謀長(正軍級)的常丁求少將,駕駛戰鬥機飛越天安門上空。而後,他先後擔任南部戰區副司令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如今,時隔6年,已經從一位少將參謀長,成長為上將司令員,躍升為空軍最高指揮官。
第二,流動性加快。最典型的是西部戰區。2020年12月,西部戰區原司令員趙宗岐退役,中部戰區副司令員張旭東繼任,並晉升上將。2021年7月,西部戰區副司令員兼戰區陸軍司令員徐起零接替張旭東,擔任西部戰區司令員並晉升上將。僅僅2個月後,徐起零又被汪海江上將取代。
也就是說,自去年12月以來,短短9個月時間內,西部戰區已經更換了趙宗岐、張旭東、徐起零、汪海江等四任司令員,這種調整頻率是極其罕見的。
新任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上將,長期鎮戍西部邊疆,先後擔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新疆軍區司令員。西部戰區扼守中印邊境以及阿富汗瓦罕走廊,並接壤廣袤的中亞地區。汪海江的快速上任,凸顯加強西部戰區對邊境態勢的管控。
其三,陸軍將領統領戰區。在解放軍原有的七大軍區時代,其主官均為陸軍包攬,這是“大陸軍”體制的產物。而2015年開始的軍改,廢除七大軍區、劃設五大戰區後,推動各軍種平等,海軍、空軍將領參與到戰區領導層,打破陸軍“壟斷”。如中部戰區司令員乙曉光空軍上將、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海軍上將。
而在今年的調整中,來自陸軍的林向陽、王秀斌兩位新晉上將,分別接替乙曉光、袁譽柏,擔任中部、南部戰區司令員。至此,五大戰區再度全部由陸軍將領擔任司令員。
其四,軍事、政治主官換崗。按解放軍的序列編制,實行軍事、政治“雙主官”體制,二者平級。軍事主官包括連長、營長、團長、旅長、集團軍軍長、司令員等,政治主官包括政治指導員、政治教導員、政治委員等。二線並行,各循路徑調升,很少跨界。
以往也曾經出現過軍政轉崗的例子。2002年,空軍政委喬清晨上將改任空軍司令員,總裝備部政委李繼耐上將轉任部長。而後多年未有類似例子。
而在今年以來,已有兩位上將進行了跨界轉崗。在新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上將、國防大學校長許學強上將就職後,戰略支援部隊原司令員李鳳彪上將調任西部戰區政委,國防大學原校長鄭和上將轉任本校政委。這種轉崗的積極意義在於推動打破壁壘,以幹部交流推進協同融合。
按照軍銜規定,海軍、空軍、武警,在上將前加字首,如“空軍上將”常丁求、“海軍上將”董軍、“武警上將”王春寧等。而陸軍、火箭軍等統一授上將,不加字首。火箭軍雖為獨立軍種,並且有專屬軍裝,但未像海軍、空軍那樣設專屬軍銜。
至於軍委機關、戰區、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三大軍事院校等,由不同軍種官兵組成,依然佩戴各自原來的軍銜。
將領如果跨軍種任職,需要相應改授該軍種的軍銜,如果調任軍委機關、院校、戰區,則無需更改軍銜。如安兆慶由南部戰區空軍政委調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政委時,繼續佩戴空軍軍銜,但從軍委裝備部政委調任武警政委後,則改授武警軍銜。
解放軍長期實行的是職務等級、軍銜等級兩套體系。軍官軍銜共分為3等10級,將官3級,校官4級,尉官3級,依次是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但職務等級卻分為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正/副戰區、正/副軍、正/副師、正/副團、正/副營、正/副連、排等共15級。顯然,二者無法一一對應。
因此,這就出現兩種情況。一是“一銜多級”,如大校軍銜,可以授予副軍級、正師級、副師級,少將軍銜同樣跨越副戰區、正軍、副軍3級;二是“一級多銜”,如正戰區級可以是上將或中將,副戰區級可以是中將或少將。
軍銜的初衷是明確戰場上的指揮關係,軍銜高者指揮低者,低者服從高者。職務與軍銜兩條線並行,給實際工作帶來了許多困擾。
例如,司令員與政委同級,且司令員作為軍事主官排名第一位。但如果政委比司令員資歷老,出現上將政委與中將司令員搭檔的局面。再如,司令員與參謀長、政委與政治部主任是最直接的上下級關係,但此前由於軍銜晉升的時間限制,經常出現“平銜指揮”,即司令員與參謀長同一軍銜,弱化了主官的權威。
甚至在基層部隊,還出現“低銜指揮高銜”的倒掛現象,如副團長是少校,而營長卻是中校。這就背離了設定軍銜便於識別職務、靠軍銜明確指揮關係的初衷。軍銜的功能被嚴重削弱。
就上將軍銜而言,以往晉升,遵循“4+2”原則,即需要中將軍銜滿4年、擔任正戰區級職務滿2年,方可晉升為上將。在這種情況下,軍隊更看重職務,軍銜反而成為附屬品。這一弊端影響了日常的指揮管理,也弱化了軍銜的激勵作用與功能。
2019年,解放軍軍銜改革邁出重大步伐。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關於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的通知》。軍官等級體系改革正式啟動。
按照新的制度,正戰區級職務與上將軍銜嚴格對應,升職即晉銜,同步進行,不再需要滿足時間條件限制,不會再出現正戰區級將領還長時間佩戴中將軍銜的局面。軍銜與職務的對應更加清晰。
如今進行的軍銜改革,解放軍將逐步建立起“軍銜主導”的等級體系,等級體系和待遇都將從以職務為主,向以軍銜為主轉變。目的在於釐清領導指揮體制、完善軍官選拔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