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大港”泉州的黃金時代

13~14世紀，經過蒙元帝國的西征和南伐，亞歐大陸首次被連結成一個整體，海上、陸路“絲綢之路”全面拓通，中國第一次實現了西北內陸和東南海洋兩大出口的全球開放格局。正如元代旅行家汪大淵在《島夷志後序》中寫到的那樣：“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區宇之廣，曠古所未聞。海外島夷無慮數千國，莫不執玉貢琛，以修民職；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復商販於殊庭異域之中者，如東西州焉。”

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元代海外貿易中當之無愧地佔據首要地位，泉州也由此進入到自身古代城市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

蒲壽庚與泉州市舶司

元代泉州港的興盛離不開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從南宋降元的原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蒲壽庚於宋末壟斷泉州香料海外貿易近30年，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遺愛碑》雲：“泉州太守蒲壽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鉅萬，家僮數千。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

蒲壽庚亦官亦商，憑藉手中顯赫的權力與雄厚的海上資本實力，成為宋元鼎革之際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在泉州恢復市舶司之設，泉州成為元朝設立的第一個市舶司，這也是元朝海外貿易的發端。同年四月，中書左丞董文炳謁見元世祖忽必烈時說：“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捍海寇，誘諸蠻臣服。”蒲壽庚於是被朝廷任命為閩廣都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事。

蒲壽庚棄宋降元和重主市舶司，使元朝政府不僅擁有了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還獲得了熟悉海外交通、國情和貿易的大批人才。蒲壽庚以其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及其在海外諸國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積極恢復和發展泉州的海外貿易，為泉州港在元代成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重要基礎。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透過蒲壽庚等人向海外各國宣佈了元朝歡迎並保護通商貿易的諭旨：“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佈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之前的海外貿易一般以朝貢為目的，後來的明朝也是如此，政治意義更大一些。忽必烈在這個諭旨上，歡迎“往來互市，各從所欲”，鼓勵海外貿易的政策傾向非常明顯。這條諭旨也得到了諸多海外國家的回應，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馬八兒（印度半島東部）等十多個國家的使臣和舶商來到泉州。

香瓷之路

元代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被稱為舶商，舶商中有不少自己擁有船隻和雄厚資金的大商人。如蒲壽庚的女婿佛蓮，“其家甚富”，有海舶80艘。

元代海舶製造和航海技術都居於世界先進之列，再加上全國統一以後，農業、手工業都得到恢復和發展，能夠為海外貿易提供豐富的物資。因此，中國商舶東起高麗、日本，中經東南亞諸國、印度次大陸，西抵阿拉伯半島、波斯灣沿岸、非洲沿海地區，貿易活動的範圍遠遠超過前代。

元朝透過泉州等港口由海道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兩大類。農產品主要是穀物稻米，但因政府屢加禁止，所以出口有限。在對外貿易中佔據大宗的是手工業品，可分為如下幾類:

一是紡織品，包括生絲以及蘇、杭五色緞、紬、絹、布（花布、青布）等。紡織品是傳統出口物資，享有極高聲譽，深受亞、非各國歡迎。

二是陶瓷，包括陶器和瓷器。著名的元青花瓷就是外銷瓷，今天在伊朗、土耳其等國家的博物館中都儲存有元代青花瓷器，非洲不少地區也有元代瓷器遺物出土。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說，中國瓷器品質最佳，遠銷印度和其他國家，直到他的家鄉摩洛哥。

三是金屬和金屬器皿，有鐵條、鐵塊等半成品和錫器、銅器、鐵器等。元朝政府禁止金、銀出口，但仍有不少金銀被走私外流。

此外還有日常生活用品，如木梳、漆器、雨傘等；文化用品，包括各種書籍、文具和樂器，前兩者主要出口高麗和日本；經過加工的副食品，如酒、鹽、糖等。

這些商品除了一部分是供各國上層社會消費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民眾生活和生產所必需的物資。

元代泉州從亞、非各地進口的商品，種類多達二三百種，既有來自東、西洋的貨物，也包括自日本、高麗進口的商品。這些進口商品中，象牙、犀角、真珠、珊瑚等“寶物”和沉香、速香、檀香等“香貨”佔了很大一部分。這些貴重物品主要是為了滿足皇室、貴族等上層社會奢侈生活的需要。

藥材也是重要的進口物資。除了從東、西洋進口的沒藥、阿魏、血竭等藥物外，還從高麗大量輸入茯苓、紅花等物。另外，部分香料也當作藥材使用。

進口的其他物資還包括白番布、花番布、剪絨單、毛駝布等各種布匹，青銅器、藤席、椰簟等生活用具，以及皮貨、木材、漆等物。日本出產的木材深受歡迎，是建築和造船的極好材料。高麗出產的新羅漆，質量很高，最適於飾蠟器。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元以來，大宗出口商品中，絲綢因偶有禁斷，比重有所下降，而瓷器出口的比重顯著增加；進口商品中，珠寶的比重在逐漸降低，香料的比重卻因需求的旺盛大大增長。這樣，出口瓷器，進口香料，宋元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又稱“香瓷之路”。

梯航萬國

有元一代，經由朝廷指定先後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最多時有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廣州、上海、澉浦（今屬浙江海鹽）、溫州、杭州等七處。但興廢不常，到元末，僅有泉州、廣州、慶元三處。

有學者推算，元中葉，每年從海外輸入的珠寶有四百斤，黃金多達三千四百兩。僅黃金一項的收入，就相當於朝廷歲入黃金總數的六分之一。無怪乎元人將海外貿易看作是“軍國之所資”“國家大得濟的勾當”。

元后期，與泉州進行海上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達百餘個，除了亞洲，還有非洲東海岸的許多國家，甚至到達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元人莊彌邵《羅城外壕記》載：“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梯航萬國，此其都會，始為東南巨鎮，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鎮也。”

作為世界性的大港，泉州港每天吞吐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奇珍異品，“燻陸胡椒膃肭臍，明珠象齒駭雞犀。世間莫作珍奇看，斛使英雄價盡低”。由於奇珍異品太多，即使像珠寶、香料、象牙、犀角這樣貴重的寶貨，在泉州也成了物美價廉、尋常可見的東西。

威尼斯商人出身的馬可·波羅也觀察到了這一點。他離開中國之時曾取道泉州，在那裡待過一段時間，對泉州港的觀察也很仔細。據他估計，當時泉州的吞吐量，相當於亞歷山大等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的一百倍。

和平友好的海外貿易關係，也加深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友誼。當時東、西洋各國都稱中國人為唐人，中國商船為唐舶。文老古（摩鹿加群島）人民“每歲望唐舶販其地”；浡泥（加里曼丹島）人“尤敬愛唐人，醉也則扶之以歸歇處”；以商販為生業的交趾各個港口，“飲食衣服皆仰北客（指中國商人）”，服飾日用都是元人風俗……

元代理學宗師吳澄這樣描繪元代泉州海外貿易的盛況：“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

楊印民（歷史學博士、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7月27日 10 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