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為了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團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乘坐飛機飛往重慶，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一次為期43天的談判。

作為國民黨元老、蔣介石親信的戴季陶，對毛主席的到來十分不滿。毛主席還沒到重慶，他就再三跟蔣介石諫言，說不能將共產黨“視為合法之團體”。

毛主席親赴重慶談判無疑是帶著誠意來的，然而戴季陶卻並不相信毛主席的誠意。在毛主席抵達重慶的當晚，蔣介石專門為他舉辦了一場歡迎晚宴。在這次晚宴上，戴季陶當著在場所有人的面出言譏諷毛主席，想要給他一個“下馬威”。

然而戴季陶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處變不驚，只用一席話語就將他的話全部擋了回去，讓戴季陶自取其辱，全場嘉賓都為毛主席致意、鼓掌。

毛主席

那麼，毛主席是如何做到的呢？戴季陶又是如何自取其辱的呢？

虛假的“孫中山信徒”

提到戴季陶，相信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他那“反共理論家”的身份，知道他是一名無可救藥的“反共分子”。

然而事實上，戴季陶年輕的時候，還曾研究過馬克思主義。

戴季陶24歲時就擔任了《天鐸報》的主筆，喜歡針砭時弊，深得孫中山先生的信任。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軍政府，戴季陶兼任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大元帥府代理秘書長，外交部次長等職務。此後，戴季陶經常自詡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戴季陶

五四運動前後，西方的各種主義如潮水一般地湧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在當時迅速成為了時尚，很多年輕人都將它視為“人類的福星”，甚至有市儈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克除人世間的三災八難。”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國內很多報紙都順應趨勢，開始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潮。戴季陶當時奉孫中山先生的命令回了上海，創辦《民國日報》的副刊《星期評論》。對於馬克思主義這一新思潮，戴季陶同樣十分的熱衷。

創刊於1919年6月8日，終刊於1920年6月6日，在這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總共出版了53期《星期評論》。戴季陶在其中發表了13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介紹俄國社會與蘇俄革命的。與此同時，他還曾以《星期評論》的名義約請陳望道先生翻譯《共產黨宣言》。

戴季陶

在這段時間裡，戴季陶與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關係密切，陳獨秀稱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的研究。”這也是戴季陶一生中短暫的輝煌時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屬於葉公好龍。曾經有人提議將《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趁著五四運動的熱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國社會黨。

戴季陶最開始對此表示過同意，結果當他看到黨綱裡有一句“共產黨員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後，迅速表示自己不能切斷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然後退出了這一運動。

和在上海的共產主義者朋友們分手後，戴季陶心緒難平，獨自一人遁居浙江吳興的寓所裡面“思考人生”。

後來，戴季陶奉孫中山先生的命令，前往四川去勸川軍將領們議和，一同支援孫中山“和平統一和兵工救國”的倡議。結果行至途中，戴季陶卻收到了各路軍閥準備開戰的訊息。

戴季陶剛剛燃起的滿腔熱情被現實所澆滅，三民主義處處碰壁，馬克思主義前途未卜，戴季陶在徘徊、痛苦之下，在一個夜晚從船上跳到了江水裡面，在即將淹死之際，被一個鄉民救了起來。

在鬼門關轉了一圈後，戴季陶對自身進行了“檢討”，然後“大徹大悟”，認為自己有“兩大罪過”。一大罪過是當初辦報紙時“過於鼓吹殺伐的言論”，另一大“罪過”是“胡適輸入西洋的學說，以為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是太過無識，而且真是罪過。”

戴季陶覺得自己不該信奉馬克思主義，更不該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初級籌劃。汙衊共產黨員“要把中國民族僅存的一點儲存在平民階級裡面的優美德性，也都‘破壞乾淨’，造成洪水猛獸的世界。”

在戴季陶下定決心要和過去的自己“一刀兩斷”的同時，孫中山先生在屢次失敗的革命運動中敏銳地認識到，國民黨已到了非改組不可的地步，而共產黨煥發的勃勃生機讓他有了藉助共產黨給國民黨注入新鮮活力的打算。

孫中山

戴季陶不敢公開反對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一大”上，他假意同意國共合作，當選了中央委員。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右派開始想要排斥共產黨員。戴季陶趁機跳了出來，在1925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建立以“純正的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國民黨“最高原則”，真實目的就是為了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在這期間，戴季陶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民生哲學系統表》，這三篇文章也成為了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義”的理論核心。

戴季陶認為，國共合作讓國民黨產生了一個大的“危機”，因為有“兩個中心”，大多數的黨員“迷惑在了二心上，無所適從”。因此，戴季陶催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必須退出共產黨，要“把三民主義認為唯一理論，把國民黨認為唯一救國大黨。”

“戴季陶主義”一出籠，就得到了國民黨右派的齊聲讚揚，本就看不慣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他們，總算找到了背叛孫中山先生的理論依據，“戴季陶主義”也為蔣介石即將推行的“清黨”進行了鼓吹造勢。

對於戴季陶這個“創作反共理論的第一人”，蔣介石將他視作自己的“良師益友”一般，對他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在“清黨”前夕，蔣介石曾發表過大量的“反共”演說，其中引用了很多戴季陶的理論，兩人完全可以算得上是臭味相投。

蔣介石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中山大學裡當校長的戴季陶立即聞風而動，簽署《處置共產分子》佈告：“其共產分子，如系學生，即予一律開除學籍；如系職工，即行解除職務。至犯反動嫌疑各生，應即停止晉業，留校檢視。”同時，戴季陶還要求凡是報考中山大學的學生，必須承諾“親國民黨”，入校後還得宣誓效忠。

後來有一次，當戴季陶看到一名被關到監獄裡面身上傷痕累累的學生時，還幸災樂禍地表示自己去年就預見到會有如今的境地。

重慶談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全國人民都在歡欣鼓舞，然而戴季陶卻鬱鬱寡歡。在八年抗戰中，共產黨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這讓他十分的警惕，不止一次的跟蔣介石說“戰時故艱難，戰後艱難十倍於戰時，危險亦不可想象。非不可避免，只在人心知與不知之一轉耳。”

然而戴季陶沒想到的是，面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蔣介石似乎“不為所動”，還主動給延安發電報，邀請毛澤東來重慶商議和平建國事宜。

戴季陶

對蔣介石這一決定“手足無措，意亂心煩”的戴季陶慌忙找上蔣介石，表示不能將共產黨“視為合法團體招來重慶”。結果蔣介石聽後一笑置之，說道：“天機不可洩露。”

對於蔣介石不可洩露的“天機”，我黨方面可謂一清二楚。毛主席曾經是被蔣介石通緝的“共黨要犯”，蔣介石料定了毛主席不敢來重慶。這樣一來，他就能將“拒絕和談，蓄意內戰”的罪名扣到我黨的頭上，在政治上佔據有利地位。就算出現萬一，毛澤東真的來了，蔣介石也有兩手準備，大不了給他一個虛職，然後逼著他交出解放區和軍隊。

更“妙”的是，蔣介石還能借著這個機會拖延時間，將遠在大西南的主力部隊調到華北、華東、東北地區。

對於蔣介石的圖謀，毛主席洞若觀火。他知道蔣介石絕對不可能和我黨平起平坐，我們必須學會在和平條件下進行鬥爭，對蔣介石的一切陰謀都要予以揭露。因此，毛主席決定應蔣介石的邀請奔赴重慶，和他進行談判。

毛主席和周總理

不過，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為了保證毛主席的安全，周恩來專門要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做保人，讓他們坐專機來延安，將毛澤東等中共和談代表接去延安。

8月28日下午3點37分，專機穩穩地停在了重慶九龍坡機場。當穿著一身嶄新的灰藍色中山裝，頭戴白色盔式考克帽的毛主席走下飛機，拿起頭上的帽子對在場人員揮舞致意時，迅速引起了巨大轟動。中外記者爭先恐後地開始拍照，鎂光燈閃個不停。

陪同前來的赫爾利不禁對著毛主席翹起了大拇指，說道：“毛，簡直是好萊塢！”然後他一邊緊貼著毛主席，一邊順勢挽住了周恩來的胳膊，說道：“既然記者先生們老用鏡頭對著我們，那就讓他們拍個痛快吧，這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歡的鏡頭。”

重慶談判

毛主席“舌戰群儒”

離開九龍坡機場後，毛主席一行並沒有去蔣介石專門為毛主席安排的住所，而是直接坐著美國駐華大使館派來的防彈車去了張治中的桂園。

雖然蔣介石對毛主席可謂是“恨之入骨”，但是該有的風度他還是有的，當晚專門在山洞林園為毛主席設宴接風洗塵，還專門吩咐下面人要多做幾個放辣椒的菜，因為毛澤東喜歡吃辣。

28日晚上的山洞林園宴會廳內燈火通明，在宴會廳正面的牆壁上，掛著一幅巨大的孫中山先生畫像，畫像兩邊掛著的分別是國民黨黨旗和當時的國旗。

這次宴會的規格很高，出席宴會的除了宋美齡、赫爾利、魏德邁（美國駐華總司令）外，還有張群、周至柔、蔣經國、宋子文等國民黨軍政要員，以及黃炎培、柳亞子等民主派人士。可以說，當時重慶政界、軍界、文化界、工商界、婦女界的重要人士以及各國使節都請到了。

毛主席（中）

就在賓客們進行著各自的交際時，宴會廳門口的人群突然一陣騷動，然後拼命鼓起掌來。只見中共和談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的陪同下來到了宴會廳。

在持續不斷的掌聲中，毛主席三人一邊和在場嘉賓握手一邊邁步走了進來。

當毛主席走到宴會廳中央時，看著那一張孫中山先生的畫像收斂起了笑容，莊重的對著畫像三鞠躬，他身後的周恩來和王若飛也莊重的對孫先生行了禮。

孫中山

毛主席的舉動得到了在場絕大部分人的尊重，再次鼓起了掌。然而國民黨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對此卻很看不慣，開口問道：“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也開始拜中國國民黨的先總理了？”

毛主席側過頭看了一眼穿著黑色中山裝的戴季陶，說道：“當然要拜。”

戴季陶接著譏諷道：“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個祖宗來了。”

對於戴季陶的挑釁，毛澤東淡然自若，微笑著說道：“於公，孫先生是領導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領袖，只要是中國人都要懷念、尊重他老人家。於私，我年輕的時候也曾在國民黨中央工作過，多蒙先生教誨，至今記憶猶新，不敢稍忘。”

說到這裡，毛主席重提了當年孫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指出國共當時就是一家，又何來黨派之分呢？

毛主席

毛主席的這一番擲地有聲的話，頓時讓大廳內再次響起了連綿不絕的掌聲，尷尬無比的戴季陶只能一邊笑著表示“對對對”，一邊鼓掌。

毛主席的話還沒說完，待掌聲逐漸平息後，接著說道：“今日能夠前來重慶參加和談，為我中華和平建國之大業，略效綿薄之力，正是繼承先生的遺志，完成先生心願的最好方式。”說著，他轉身對戴季陶說道：“大任在肩，遙思先賢，又豈能不拜中山先生？”

戴季陶原以為毛澤東說完那番話，這事就算翻篇了，誰知他前面說的話只是鋪墊，為的就是最後這一問。

戴季陶頓時尷尬無比，因為他一直以“孫中山信徒”自居，然而毛澤東提到的“三大政策”、“國共合作”他都是持反對意見的，他的“戴季陶主義”更是和“繼承孫先生遺志，完成孫先生遺願”相差甚遠。

戴季陶

尷尬無比的戴季陶一時之間慌了神，不知如何反擊，只能訕笑著點頭說：“是啊，是啊。”

知進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

毛主席這次來重慶，是真的抱有和國民黨和平建國的誠意的。當前的國民黨右派當權，想要和國民黨和平建國只和國民黨左派接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此，毛主席到達重慶的第三天，就去了陶園拜訪戴季陶。

對於主動來訪的毛澤東，戴季陶不禁有些措手不及，共產黨人不計前嫌的偉大胸襟也讓他不由得有些佩服，和毛主席聊了很久。為盡地主之誼，戴季陶甚至想要宴請毛主席，以“聯杯酒之歡”，但此事有諸多不便，因此他決定請張治中代約時間宴請毛主席。

在給張治中的信中，戴季陶寫道：“前日毛先生惠訪，未能暢聆教言，深以為歉！……一別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國民所感受之苦難解決，均繫於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臨重慶，不可不一聚也。”

戴季陶

毛主席應邀出席了這次宴會，在席上，他和戴季陶聊起了20年前共事時的時光，沒提任何敏感的話題。

儘管毛主席付出了極大的誠意，但終究是“奈何明月照溝渠”，一門心思打內戰的蔣介石根本就沒想過和我黨和平共處，在1946年掀起了全面內戰。

一門心思“反共”的戴季陶，眼睜睜的看著解放軍越打越多，越打越強，1948年年底至1949年年初的三大戰役，更是讓蔣介石集團徹底進入了崩潰的邊緣。

當時戴季陶正在廣州養病，國民黨很多高官要員都開始為撤往臺灣做準備。然而當有人勸戴季陶去臺灣時，他卻十分堅決地表示：“不必去！”戴季陶不想去臺灣，他心裡最掛念的是故鄉養育他的水土，遂讓兒子為他準備去成都的飛機。

戴季陶（右三）

然而天不遂人願，飛機遲遲無法起飛，戴季陶回家的願望最終落空了。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精神痛病發作，難以忍受。再加上他對國民黨已經徹底絕望，遂吞下大量安眠藥自殺，終年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