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為了儘快展開全國範圍內的鈾礦金屬脈的探測，新成立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後又改稱第二機械工業部，也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二機部）從各個部門抽調了不少專業技術人員，後來又從多個省市和部門調集了上萬人的找礦員，其中包括從朝鮮歸國的500名志願軍無線電通訊兵和數百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分別成立了一南一北兩個鈾礦勘察隊。其中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四省區，為三O九隊，選調幹部193名，限3月底調齊，在長沙報到；山西、河北、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等六省區，為五一九隊，選調幹部294人，限3月底調齊，在烏魯木齊報到。大部份人剛剛過完春節就接到了緊急通知，但是都不知道去長沙幹什麼，當然去烏魯木齊的人也不併知道還有一波人也在長沙要聚集。整個行動都是很秘密的，連自己父母都不能說。根據父親的回憶錄記載，當時被選中的有好大一部份都是從中南礦冶學院畢業的學生（當時大學生和專科生畢業都定位為幹部），要求三代以內根正苗紅，未婚，政治上絕對可靠。
這樣大規模的人馬調集，而且還是秘密調集，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隨著第一批鈾礦勘探隊三O九和五一九兩個大隊在全國範圍內大面積鋪開探鈾，這支神秘的隊伍翻山越嶺、穿江過溝，多的時候幾百人，少的時候十幾人，甚至裡面還有外國人（蘇聯專家及家屬），加上解放初期老百姓警惕性非常高，或多或少會引起人猜疑。因為受嚴格的保密紀律約束，鈾礦勘察人員雖然在各地頻繁活動，卻又不能表明自己是幹什麼的，常常就免不了造成許多誤會。但當時劉少奇有批示，隊伍組建時，只准省委第一書記知道調集這批幹部的真實目的。另外，蘇聯專家也一起參與搞普查，專家平時特別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負責的人就時常處於一種尷尬境地。平時他們難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需要找當地政府和領導解決問題，可人家一問，他們往往又不好深談，顯得很不夠意思。
有一次，在烏魯木齊開大會，叫楊士文也參加。他到那裡一看，發現都是烏魯木齊各方面的領導人，還有各個地區的官員，伊犁的、塔城地區的都來了。伊犁的州長是少數民族，對勘察隊的人非常不滿。他說：我們當州長，這是黨對我們的信任嘛。你們五一九隊的人找我們，要人給人，要車給車，要什麼都支援你們啊，但是我問你們到底搞什麼，你們都不告訴我們，我們很有意見，很傷腦筋。
楊士文實在沒辦法，向上級請示獲准後，就在會上把整個情況作了彙報，以緩和局面。結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說原來如此，一定盡最大的力量支援地質隊。
由於保密，楊士文老婆去探親，也不知道楊士文在哪裡住，就只知道烏魯木齊54號信箱。楊士文說，人都說我老婆，你愛人在信箱裡頭住啊，你去那怎麼找啊，她說沒辦法。千里尋夫。那時候可以坐飛機，但她不坐，帶著我幾歲的小兒子來烏魯木齊。兩個下了火車就傻眼了，碰巧我們那個司機看著她像東北人，帶著孩子左顧右盼的，就上前問她：你是不是楊士文的家屬？她說是啊。這就把她接回來了。到了駐地，我什麼也沒有，就一個洗臉盆，還有一個小箱子，13塊錢買的，其餘什麼東西都沒有。因為我們先前從北京走時有限制，一個人只准帶13斤重的行李，多了不準拿，其他所有東西都扔下了，上飛機就走。有個姓趙的，叫趙中清，頭天晚上定下來，說你明天凌晨4點鐘上烏魯木齊，第二天早上他就坐飛機走了。那時候服從工作分配，講究組織紀律性，工作確實好做。
五一九隊先是在新疆找礦，後來又去東北。東北找礦的難度也是很大的，因為原始森林多，氣候極端寒冷。曾卓榮說，我們去遼寧、吉林、黑龍江，另外加上內蒙古東部赤峰這一邊。當時已經是10月底，黑龍江很快就要進入冰天雪地的季節了，可我們為了搶進度，給下一年編制計劃做準備，仍然集中了一些技術骨幹去那裡找礦，這個隊管技術工作的是李耕，十八子李，耕田的耕。他帶領我們冒著白天零下10度到20度的嚴寒出發。這是1960年冬天，不僅天寒地凍，而且正處困難時期。為了找礦，我們每天要爬一二百米的山，完了再回到據點，要填地質圖，填放射性圖，每天早去晚歸。晚上沒有棉帳篷，睡的都是單帳篷。你想想，零下10度20度，這還是白天。晚上要降到零下30度到40度。我以前沒有經歷過，光聽說在哈爾濱，在黑龍江北邊天冷得人小便之後要拿個棍子敲，那是笑話了，但這尿在大冷天確實凍得很快。我們晚上睡覺時，下面墊了個皮大衣和棉被擋著寒，上面還是非常冷。單帳篷裡生一點柴火，不管用，那時候又不容易弄到煤。所以，大家進了帳篷，都不大敢伸手。有時晚上小便，只能撒在一個鐵桶裡。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它都結成冰了。只有用鑿子鑿，鑿完以後晚上再用。還有這個糧食，那是太缺了，一個人才八兩，沒有油。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堅持著把工作做完。堅持著怎麼把鈾礦找出來，使我們第一顆原子彈能夠得到充足的鈾資源寶藏。
地質勘察人員活動的地方，往往都是一些人跡罕至之處，有時也要在防範甚嚴的邊境地區行動。有一次，在雲南和緬甸接壤的國境線上，邊防部隊扣留了幾個地質隊員。因為他們頭戴耳機，身背步槍，盤查中還拒絕說出到這裡來的理由，只說是地質部三局的。邊防部門只好打電話，通知三局到雲南辦理人員交接手續。
三局聽說自己的人被邊防部隊扣住了，反倒放下心來。勘察隊員在野外只顧集中精力探礦，有時走著走著發現了國境標記，感覺到事情不妙，正想趕緊往回撤，邊防部隊早已發現了。邊防戰士把他們扣起來以後進行審查，問他們帶的是什麼東西？他們不能說。問他們是來幹什麼的？這個就更不能講了。如此一來，人家就不免懷疑了：這真是些奇怪的人，又是小分隊，又有報話機，又有武裝人員，又有這樣特別的新式武器（探測器），會不會是臺灣派來的空降特務？
當然，任何時候都會有一些不順當的事情存在。劉傑和雷榮天在向薄一波主任和中央彙報關於地質工作的情況報告中，就專門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所調幹部中有人不安心工作，還有人逃跑，有人拒收津貼費，準備任分隊長的南昌地委工業部長拒絕接受工作，等等。至於一些工作人員以特殊人物自居，不能正確處理同地方政府和群眾的關係，甚至產生違法亂紀的情況在一些勘察隊也不同程度地發生過。老百姓反映說，這不是地質隊，這是野蠻隊。這些不順的事情後來隨著事業的發展和有關工作的加強都得到了化解。
在地質部最早成立的鈾礦勘探隊伍中，三O九隊主要負責中南地區的鈾礦地質勘察。他們活動的範圍大致在湖南、江西、廣東和廣西一帶，和新疆等地還不太一樣，這裡經濟比較發達，交通也比較便利。除了調入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大中專畢業生外，三局還招收了大批初高中畢業生，以滿足鈾礦勘察的需要。陳金陵就是三O九隊在湖南招進的中學生。
1955年7月，陳金陵在長沙市一中讀完初中，因為家庭很困難，念不下去了，做木匠的父親就讓他跟著自己學手藝，眼下可以幫著養家餬口，以後也可以憑手藝吃飯。母親不情願，覺得兒子會有出息的，想讓他繼續讀書。學校也勸說陳金陵升高中繼續學習，可他家裡的確十分貧困，姐妹六個，父母要養活八口人，還欠了很多債，實在沒什麼好辦法。這時三O九隊正好要招一批人，條件是歷史清白，本人表現優秀，學校便推薦了陳金陵。第二天一清早，陳金陵和50個年紀差不多都是十七八歲的學生趕到了三○九隊，這一天是8月23日。他記得三O九隊的一位副隊長在食堂講了一通話，然後大家一起喝了些酒，第二天便將他們拉到了郴州。
在郴州下了火車又上汽車，陳金陵他們不知道去什麼地方，也不知道這個三O九隊到底是幹什麼的。暈暈糊糊到了宜章縣裡的一個老汽車站，這裡是三O九隊的二分隊。周圍環境非常陌生，怎麼在汽車站裡住下了？陳金陵心裡直犯嘀咕。緊接著，隊裡就讓他們學習探測儀器的效能與使用方法，這種裝備是蘇制的4M儀器。只學習了一天，就把他們分到小隊去了，做找礦員，也叫操作員。陳金陵被分配到了一小隊，隊長是伍錫祥。
陳金陵說，第一站到妙城，那個地方很苦，正好是10月份下雨天，不到一個星期，我們的腳指頭就都被水泡爛了。一塊來的年輕人情緒都不高，說這麼苦啊，天天爬山，後頭還有一個公安跟著。過了些日子，領導發現我們心思不對，就給我們說，公安不是衝你們來的，不是怕你們跑掉。這個機器是蘇聯的，一架裝置相當於是用一車皮雞蛋換來的。你們學過保密紀律，千萬不要把儀器搞壞了。你們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鄉交談。有時我們碰到老鄉，如果看到有人在看這個儀器，公安就會馬上過去把他趕走，所以神秘得很。後來到桂東工作了不到一個禮拜，就接到上級命令，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工作。我問到哪裡去？他說你跟我們走，到那裡你就知道了。後來我們才得知，我們新到的是金銀寨地區，那個時候叫15號航測點。
1955年9月，三O九隊的航測分隊在湖南郴州地區進行測量。一架蘇制飛機在郴州以北的粵漢鐵路線一帶盤旋，在距地面約60米的高度，沿地形超低空飛行。機艙內，航測儀的模擬記錄不停地在紙帶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強度的曲線。突然，模擬記錄紙帶上出現了一個又尖又窄的峰形。航空操作員米沙立即興奮地向機長格里申克報告：發現異常！
按照預定程式，飛機拋下了一個石灰包。包內的石灰落地破碎後，在一面山坡上形成了一片白色，以便於地面找礦人員尋找。飛機發現有放射性反應的地方在許家洞附近的一片山上，反應強度大於23伽瑪。
九隊第二分隊的一小隊趕到了這裡，進行地面勘探，以證實金銀寨鈾礦帶的存在。第二天早上，組長張萬生吹響哨子，叫大家趕快從行軍床上爬起來吃飯，七點半跟他上山。山比較高，大家要克服困難仔細工作。
到了一個山溝口上，張萬生對陳金陵說，小陳，這條線路是最苦的，你從這裡到前邊那個很陡的山頭翻過去，你的測線就這麼多。陳金陵估計這條線大概有三四公里。張萬山之所以給陳金陵分配了一個比較難爬的區域，是因為他是大個子，隨同他一起進溝的是公安戰士李九斤。陳金陵頭戴耳機，左手拿著《野外工作手冊》，右手拿著儀器，伸出探管東點點西探探，每20米記一個數值。山溝裡有一條小河，水有齊腰深，陳金陵只好把儀器舉起來，讓李九斤用槍拖著拉過河去。走了一兩公里，耳機裡突然嘩嘩響了起來，儀器上的指標升到三檔了還打不住，把探管一拿開，機器就不叫了。陳金陵注意一看，眼前有一塊很大的石頭，陳金陵以為是儀器壞了，忙換個地方探測，一測又正常了，但一接觸那塊石頭，反應值又很高。陳金陵這還是頭一次碰到這麼高的異常情況，便馬上告訴李九斤，不要忘了這塊石頭，一定要記住這個石頭的位置，以後還要找人來看的。
又爬了半個多小時，他們才到了山頂。一看好險，一條長長的矽化帶，露頭約兩百多米長，形成一條屏障，很難爬上去。陳金陵說，公安李九斤個子也挺大，生下來有九斤重，所以取了這麼個名字，我們兩個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頂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發現探管又響起來了，我就說老李啊，到底是剛才把機器搞壞了呢，還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說我實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結果這次是我硬把他頂上去的。他的勁還是蠻大的，一撐就撐上去了。我當時揹著儀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後就把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槍順下來一截，死死地抓住那條槍帶，我就抓住那個槍托拼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後，哎喲，怎麼搞的，儀器開啟不得，一開啟就叫。
陳金陵以為儀器壞了，往遠處走了一段，結果走了好遠，儀器又正常了。這一下他心裡有數了——石頭可能是從這個地方滾下去的。陳金陵就往回走，儀器又叫，耳機裡的脈衝聲響個不停。陳金陵興奮不已，說，哎呀老李，找到了，我們要找的地方找到了。
測了一會兒，陳金陵取出地質錘，想按地質員的要求敲塊石頭標本，敲了一氣沒敲下來。李九斤說，你沒勁，讓我來打。結果卻啪的一下把錘子打斷了。陳金陵說，咱們都記著這個地方啊。李九斤一邊點頭一邊說，一點半左右了，吃飯吧。兩點左右，陳金陵想到前面看看有沒有異常，結果那邊下不去，就說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訴他們明天再說吧。
下午一回到駐地，陳金陵便直奔張萬生住的帳篷，彙報了異常點的情況。第二天，他們四個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陳金陵把眾人帶到異常點上，張萬生親自背儀器開始聽測，萬茂勤還畫了一張地形地貌素描圖。他們交談了一會兒，叫陳金陵把石灰拿到一塊比較平的石頭面上，撒了一個直徑約5米的圓圈。到了晚上，伍隊長把陳金陵和殷俊顯等在不同測線發現了異常點的操作員叫到一個帳篷裡，並且還在外面站了四個公安戰士放哨，怕別人聽見。
伍隊長悄悄對大家說：我們在這裡找到了造原子彈的鈾礦。除了我告訴你們的這句話，從現在開始，誰也不準對外人說這件事！
蘇聯對中國的原子能援助有個前提，就是發展核工業離不開資源，必須等中國勘探提交一定的鈾工業儲量後，兩國再具體談判蘇聯援建後續核工廠、實驗室等各類專案的建設規模，以及完成設計、交付裝置的期限等事宜。當時，鈾礦勘探人員已經在全國發現了多處鈾礦點，第十分隊接下來對金銀寨一帶鈾工業儲量的初步揭露表明，這裡有著很好的發展前景。
袁成隆當過武工隊長，做過地委書記，1956年到二機部擔任副部長之前，他在中央書記處二辦當局長。現在由於是新組建的一個部，所以他既要管生產，又要兼著搞政治工作，還要處理蘇聯專家的相應事務，編辦部裡的報紙，並且兼管著勞動、人事這些工作。周恩來說他，你怎麼管那麼多事啊。袁成隆說我們剛建的新部，有工作就抓吧。他和宋任窮、劉傑都相處得很好，兩位部長几次去蘇聯談判，一走幾個月，家裡工作就都由他來擔著。袁成隆說，我到二機部第一件任務，就是讓我帶著專家去看礦。先到廣州，那時候是冬天，我們去廣州一個花市看了看，然後坐火車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金銀寨。這個礦為什麼重要呢，因為我們在這個礦脈上發現了鈾的金屬脈，當時世界上的權威，包括西方的，都認為花崗岩不可能有鈾礦，但是中國的地質工作者就在花崗岩裡頭髮現了鈾礦。我們的地質隊在郴縣深山老林裡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瑪反應很高，而且儲量還不小，品位比較高，從山頂到山腳有三條這樣數百米長的深溝。金銀寨完全是花崗岩，我們後來好多試驗用的原料都是從金銀寨這個礦開採的。蘇聯專家一開始不相信，他說花崗岩裡頭不能有鈾礦的，所以我帶著專家專門去看這個。看了以後，他們信了。我們給了他資料，給他伽瑪儀試驗，一看那裡確實有礦。原來他是不相信的，開始看不起我們的。我們的地質隊剛成立不久，但是能從花崗岩裡發現鈾，這一發現，不僅中國，甚至在國際上都重視了在花崗岩裡找鈾礦，對以後原子能事業的發展都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在金銀寨呆了幾天，蘇聯專家也很佩服我們，說這是對鈾礦發展的一個新的重大發現。金銀寨是中國第一個建成的大型鈾礦。
1957年2月，劉傑和劉偉到蘇聯談判，談了半年，其中一個爭論的焦點就是蘇聯提出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規模取決於中國有多少鈾礦，有多大規模。中方提出一邊建設工廠，一邊找鈾礦，蘇聯人說，這是冒險的，也不合乎邏輯。蘇聯過去有過這樣的教訓：礦山建起來了，儲量卻只有很少幾噸，只好關閉。
蘇聯人所講的這些是有道理的。劉傑他們經過研究，當即決定，啟動核工業設計工作，一定的鈾金屬儲量由勘探程度較好的金銀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長張華率領工作組，坐鎮現場，6月底以前必須完成任務。要求張華三天彙報一次工作情況。
張華帶著有兩名蘇聯地質專家參加的工作組到了金銀寨，勘探設計工程正在展開，地表部分每50米一個工段，五層坑道，四層已經開工了。工作組看到，工地上的廚房都沒弄好，大家在露天吃飯。張華和工作組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施工地方的石頭硬度非常高，雖然專門請了蘇聯有30年鑽探經驗的老專家古德耶夫，還是打不進去。因為石頭太硬，打進去以後老出卡鑽事故，古德耶夫這個老頭雖說有經驗，但以前是打砂岩，打這種合成巖或變質岩也沒什麼好的辦法。他也很犯愁，乾脆人在鑽機上不下來了——打不了我不下鑽，也不吃飯。
張華一看，這怎麼行呢。就去找古德耶夫談心，勸他慢慢捉摸。一般礦山打鑽的鋼釺用的是碳素鋼。可這種碳素鋼鑽頭在金銀寨根本鑽不進那種石頭，只能用鎢合金釺頭。但這種釺頭有時候也打不進去，打半天只打進去幾釐米釺頭就壞了。鑽進的成本太高，釺頭消耗量過大，國家供應的數量也沒有那麼多。眼看進度太慢，又出現了超支，也沒什麼解決的辦法，金銀寨鈾礦副礦長劉寬去北京開會的時候，乾脆給上頭帶了幾塊岩心——金剛石的硬度夠厲害了吧，也不過就是劃玻璃嘛，好，你們瞧瞧我這個石頭硬不硬。
劉寬拿出自己帶來的岩心，將石頭上帶楞角的地方放在玻璃上輕輕一劃，就出現了一條溝痕。
果然，用不著再多說，上級答應馬上給增加釺頭，增加造價，最終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劉興忠那時候也參加了三局張英的工作組，他說，出於保密的需要，地質部只有劉傑一個人管普查第二辦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過問。後來宋任窮來了，宋部長到蘇聯去談判，要求他們幫助設計礦山，蘇聯提出來說金銀寨這個地區必須要有一定的儲量，才能進行礦山設計。所以，宋部長很著急，從莫斯科打來電話，打到部裡頭，告訴我們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儲量來。三〇九隊派李鳳祥跟我參加工作組下去協助勘查工作。不僅部裡去人，蘇聯還派了保礦部副部長斯密爾諾夫帶著五個專家來中國。他來以後，看了幾個點的礦床，給金銀寨打了4分（5分是滿分）。他認為金銀寨的成礦條件比較好，遠景不錯。
地質隊員的工作不僅僅是艱苦和危險，還長期背井離鄉，一年有時候只回家一次。劉興忠說，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為了地質事業，儘早找出礦來，那陣兒顧不上什麼個人問題。蘇聯專家對我們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講：劉——他管我叫劉，我很不理解啊，你就這麼一個人到這邊來，家人也不來，能行嗎？我說那有什麼不行的。蘇聯專家都帶著家屬，他們定期回長沙，跟家屬團圓。
在這期間，宋任窮、劉傑和雷榮天幾位部長都先後到金銀寨檢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窮的家鄉。原子能工業建設初期，勘探鈾礦的任務最重，宋任窮幾乎去過所有勘探鈾礦的地方。他說，當時我的年紀還不算大，不到50歲，上山都可以跑著去。不論冬夏都和幹部工人一起住帳篷，同吃同住，邊吃邊聊，並且向他們學習地質找礦知識。對蘇聯專家儘量照顧，給他們單獨砌了小房子住，還單獨安排伙食，有時我也陪那麼一兩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質找礦工作十分艱苦，經常出沒於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風餐露宿，並且還都是兩地分居。有時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擋住，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談到如何把他們的家屬調來，我說這個目前不可能，你看現在我們都一起住帳篷的，你家屬能住帳篷嗎？我們房子還沒有砌起來嘛。他說我也曉得你解決不了我兩地分居的問題，我就是要同你講一講，讓你知道咱們兩地分居不容易。
1957年6月，金銀寨關於鈾工業儲量的一份報告送到北京。這一勘探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滿足了蘇聯提出的有關援助條件，確保了下半年礦山和水冶廠設計工作的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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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抗從未停止，可能還將持續發展。為什麼中國可以取得這些成就？為什麼中國會受到歐美打壓？其背後的歷史真相會告訴我們一切。因此，一直有一個願望:寫一個關於“兩彈一星”的系列連載。真實地寫，寫出事情全部的真相。當然，我知道這非常難。因為當年參與建設和實施這一偉大工程的人員現在健在的已經為數不多了。各種資料檔案在歷次軍改過程中早已消失，只能憑藉一些歷史檔案、人物傳記和當事人零散的記憶口述了。名字暫定為《大國命運:核武風雲》，看看能不能用一年時間碼出來。希望各位看官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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