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 蔣肖斌
樊錦詩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作為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前身）畢業實習。路上，她一直想象著常書鴻和段文傑兩位傳奇人物，“他們喝過洋墨水，居然放棄了優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護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應該是一個浪漫的氣派的地方”。
然而，一下車，她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一個個面黃肌瘦的，穿的是洗得發白的衣服，一個個跟當地老鄉似的。儘管生活條件艱難，但一進洞窟，看著四壁色彩斑斕的壁畫，樊錦詩什麼都忘了。
1962年也是敦煌歷史上一個重要時刻，周恩來總理批示撥出鉅款，啟動敦煌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為配合工程，需要進行考古遺蹟的發掘清理，可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沒有專業考古人員。就這樣，樊錦詩在畢業分配的時候，正式去了敦煌。
“敦煌是我的宿命。”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83歲的樊錦詩這樣說。
1938年7月9日，祖籍杭州的樊錦詩出生於北平。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熱愛中國古典藝術和文化，希望女孩子也要飽讀詩書，於是給她起名樊錦詩。那時候的北平已經淪陷，樊錦詩一家就去了上海。小時候的她目睹過什麼是“十里洋場”，也目睹過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群。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傳來，7歲的樊錦詩興奮得不得了，中國終於能放得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
早在上海念中學時，受父親影響，樊錦詩特別喜歡到博物館看文物展，知道許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高中畢業填大學志願的時候，樊錦詩沒有徵求父母意見，自作主張填寫了北京大學；進入北大不久分專業，又不假思索地報了考古專業。當時的她還不知道，自己今後的人生，將和敦煌一生一世。
父親送樊錦詩動身去敦煌工作的時候說了一句話，“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好好幹”。“父親的一句話，讓我徹底長大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樊錦詩說。
24歲到敦煌，樊錦詩再也沒有離開，60歲時，她接過段文傑的班，成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
在她的倡導和推動下，《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先後公佈實施；從壁畫病害防治到崖體加固，從環境監測到風沙治理，敦煌走上了科學保護之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樊錦詩大膽著手建立“數字敦煌”：一是建設數字化的敦煌壁畫資訊庫；二是找到一種方式，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階智慧數字影象，使敦煌藝術走出莫高窟，遊客可以“窟外看窟”。
在2000年敦煌百年慶典上，季羨林稱讚樊錦詩用了一個詞：功德無量。
國際上一度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說法，這極大刺傷了中國學者的自尊心。讓敦煌學回到中國，是幾代學者的夢想。“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以季羨林、常書鴻、饒宗頤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的帶領下，經過30多年的努力，我國學者已在國際敦煌學領域居於先進和領先地位。”樊錦詩說。
關於敦煌學的未來，樊錦詩認為，敦煌學研究要進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遺產資源，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敦煌學的發展也不能僅僅侷限在學術圈內，要讓敦煌文化遺產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樊錦詩在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時，出差從不帶秘書，自己拉個箱子就走了，“我這個人不願給人家添麻煩，一個人出差隨便住哪兒都可以，沒必要花那麼多錢”。但她把敦煌研究院的每一個人都看成自己人生事業的同路者，無論在任時還是卸任後。
對那些剛來這兒工作的年輕人，樊錦詩告訴他們：“年輕人有三條道路可走，一條是黃道，一條是白道，還有一條是黑道。黃道是做官，白道是發財，黑道就是做學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讓樊錦詩高興的是，這些年輕人留了下來，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我有責任為敦煌事業的發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離開敦煌時，大夥兒能說，‘這老太婆還為敦煌做了點實事’，我就滿足了。”樊錦詩說，“是命運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來到敦煌。現在，可以坦然地說，‘我為敦煌盡力了’，就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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