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口”作為西漢豫章海昏地區的一個地名，包含了所謂海昏侯傳說、鄱陽湖形成前後水系變化等豐富的文化地理資訊，在海昏歷史上頗具文化象徵意義。實際上，“慨口”的本義並非因海昏侯傳說而得名，這一古地名其實被人們賦予了對海昏侯“就國豫章”時心境的一種文化判斷，釐清其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瞭解今贛北地區滄海桑田的地理變遷歷程。
“慨口”得名陳說質疑
“慨口”始見於雷次宗《豫章記》：“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水經注》等文獻多轉引這段文字。據此，似乎劉賀封為海昏侯後頗為不滿，常憤憤不平，該名由此而來。然而，據出土文獻記載分析，劉賀就封海昏侯國以後的近4年時間中，並不像傳說中那樣“憤慨”。
首先，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有“南藩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樣“墨書金餅”，還出土有劉賀及夫人從元康三年（前63年）至神爵元年（前61年）初多次上皇帝和太后的奏牘，內容中有“酎黃金□□兩”“再拜為秋請”等字樣，可證在劉賀受封后的頭一兩年，準備好了酎金，滿懷希望渴求朝廷批准其回長安參加朝聘和宗廟祭祀，恢復其宗室權利，而非整天“憤慨”不平。
其次，劉賀在元康三年、四年要求朝聘的奏牘均被駁回，元康五年（當年三月改元神爵）二月，劉賀“以詔書不上”的原因，又上了一次奏牘，就再未見到上奏的跡象，其墓中出土的器物也沒有發現晚於元康四年的文字記錄，他應該是接受了現實（朱鳳瀚、柯中華：《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37~338頁）。這從側面反映出劉賀希望破滅後的失落心境。等到傳來宣帝以鳳凰、神鳥等多種祥瑞降集而改元神爵的訊息，劉賀可能意識到皇帝志得意滿，根本不會理睬自己的請求，從而表現出懊悔的心態，這從孫萬世與之“交通”的對話中可見一斑（《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69~2770頁），但他這種心態也未必敢公開表露。
再次，從他與孫萬世所謂“交通”案件可以看出，儘管劉賀貴為列侯，富甲一方，但政治境遇比山陽郡故王宮裡的廢帝好不了多少，行動舉止或不似原來的軟禁生活，其一言一行卻仍受嚴密監視。姑不論故太守卒史孫萬世是否為官方故意派來偵刺劉賀，僅從“交通”一語，即可見兩人的談話是私下的，而孫萬世卻將這次秘密談話的內容透露了出來，導致朝廷予以劉賀十分嚴苛的處分，將其封戶削去了四分之三，其或不久即鬱悶而亡。由此可推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半中，如果劉賀“每乘流東望，轍憤慨而還”，其後果絕非削去封戶那麼簡單。
一言以蔽之，劉賀就國豫章之後，既沒有也不可能公開表露對朝廷的“憤慨”。“慨口”得名於海昏侯的陳說，應是後世的附會之言。
“慨口”應作“海口”
“慨口”得名海昏侯傳說既不可信，那探其本原，究竟從何而來呢？所謂“慨口”，其實又有“海口”之說。南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九《地理》記“慨口”雲：“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雲江海之口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頁）
吳曾此說表明“慨口”另有“海口”之稱。但吳曾認為人們不懂得海昏侯“輒憤慨而還”的歷史典故，把贛江入鄱陽湖之口比之“江海之口”，所以誤將“慨口”稱為“海口”。對此，有學者評論道：“古音海（曉紐之部）、慨（曉紐物部）兩字曉母雙聲，之物通轉；土音混同。兩宋文人墨客耳食筆歧，已添造衍生‘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史話附會於昌邑王劉賀之身，反誣守古未化者‘不究其義’，實咄咄怪事。”論者又考證認為：“西漢‘海昏’縣名釋辭，與‘海口’‘海陽’有密切的語源關係。西漢海昏縣故境古地名，自應得名於東海王搖、海陽侯搖毋餘等封邑叢聚環廬山—彭蠡澤地區史事餘緒。……西漢‘海昏’縣名，‘昏’為‘閽’字省假，其義與兩宋民間‘海口’舊傳相類。‘海閽’‘海口’互文對舉，‘海’為偏語素，而分由同義語素‘閽’‘口’構成正語素，詞近義同，為一組有機構成的人文地理親緣地名。經三國兩晉六朝地方文人好事者諧音雅化為‘慨口’，依附演繹為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軼事。”（吳儕：《亡諸考〔上〕——以秦、漢之際環廬山—彭蠡澤地區為中心》，《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此論所謂“慨”即“海”之音轉之說甚是，同時，認為慨口得名於“劉賀憤慨而還”為“史話附會”演繹，亦為灼見。然而，這一“史話附會”實自南朝雷次宗《豫章記》起就流傳至今。論者還以為彭蠡澤又名“豫章海”，以“昏”為“閽”字省假，“海昏”為“海閽”，與“海口”意義相類，故有“海昏”為“海口”之說。這是其被錯版《古今記》所誤。實際上，在今贛北地區，兩漢時期並不存在所謂“海”。彭蠡澤也從未有所謂“豫章海”之稱（趙明：《再辨“海昏”之“海”》，《南昌工程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慨口”又稱為“海口”，應另有緣由。
“慨口”即“海昏江口”
由於長期的地殼運動，先秦秦漢時期的鄡陽平原，逐漸被北部彭蠡澤水侵蝕成為溼地，並在宋代形成季節性吞吐型湖泊——鄱陽湖（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旦學報》1982年第2期）。故宋代以來，學者對西漢時慨口一帶的地理環境的認識已經不夠清晰。
吳曾所謂的“慨口”與魏晉南朝以前的“慨口”並非同一含義。按《水經注》所記，“慨口”是繚水“東出豫章大江”之口（陳橋驛：《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22頁）。酈道元生活的年代，鄱陽湖尚未形成，慨口顯然不是吳曾所謂“豫章大江之口”，而是繚水向東流入豫章大江（即贛江）的河口。吳曾在此遺漏了一個關鍵的“出”字，後人沿用吳曾之說，每每將慨口說成是贛江水流入鄱陽湖的出口，這對於漢代地理而言，顯然是一個重大誤解。這一誤解也有歷史的原因。到南宋時，繚水下游的山川形勢、河流走向，與漢晉南朝時期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繚水除了北面的一條支流匯入修水以外，其向東南本流入贛江的南面一支，或因為鄱陽湖的形成，湖水上漲漫衍江河，其出水口則與贛江入湖的水道一同浸入了湖中，故吳曾所記南宋豫章大江之口，並非南朝時的慨口。
吳曾所稱海昏縣也並非兩漢時的海昏縣。他說慨口距離海昏縣十三里，實際地理是指當時的贛江入鄱陽湖之口距建昌縣（今永修縣）為十三里，這一地名在宋代稱作“慨口”，而未必就是南朝時期的慨口。《通鑑》胡注：“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資治通鑑》卷二十五，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31頁）樂史注修水曰：修水“東流屈曲六百三十八里，出建昌城，一百二十里如彭蠡湖是也。”（《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111頁）《輿地紀勝》引《舊經》則雲：“修水出豫章西北，其源自艾城東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流一百二十里入彭蠡湖。以其遠而自達於江，故曰修水。”（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二十六，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7頁）可知兩宋年間的所謂海昏縣實際上是指建昌縣，兩宋以後直至清代仍有人沿襲這種稱謂。建昌縣之沿革與海昏縣的存廢密切相關，兩漢時期的海昏縣與宋代建昌縣治並非同一地望。
據《水經注》：“繚水又逕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陳橋驛：《水經注校證》，第922頁）海昏江亦可稱為“海昏水”或寫作“慨水”。謝鍾英《三國疆域志補註》所引《水經注》之“繚水”則徑作“慨水”（謝鍾英：《三國志疆域補註》卷十二，清光緒間刻本）。“慨”既為“海”之音轉，故“慨水”之義與“海水”相通，或為“海水”之俗寫。“海水”亦即“海昏水”之簡稱。從海昏江之名可以推知“慨口”的本義。“慨口”乃“海口”之音轉，“慨口”亦即“慨水口”或“慨江口”之省稱，其本義是指“海昏江口”，是海昏江出贛江之口，即繚水流向贛水的出口。與漢水流入長江之口，把漢江口省稱作“漢口”一樣，海昏江口本應省稱作“海江口”或“海口”，並非吳曾所說“今往來者不究其義”。
總之，有關“慨口”得名於海昏侯的傳說，不太可能出現於西漢宣帝時期，所謂“憤慨”之言更不可能出自劉賀之口。但自劉賀封海昏侯於豫章以後，其身世跌宕起伏、憤慨不平之傳言在當地應早已有之，反映出海昏歷史文化的深遠影響。同時，從“慨口”地望的不同記載，可以一窺今贛北滄海桑田的地理變遷。漢晉南朝“總納十川，同臻一瀆”（陳橋驛：《水經注校證》，第923頁）的贛江所穿行之鄡陽平原，到宋代已經淹沒於湖水，原來流入贛江的多條河流（包括繚水）都匯入了鄱陽湖。“慨口”這個地名的本義，也被所謂海昏侯故事掩蓋了上千年，應該予以辨正，還其歷史真相。
（作者：趙明，系江西師範大學海昏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專案〔16@ZH022〕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