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副總編輯。
人民出版社建立百年來，為社會、為讀者奉獻了大量的精品力作。范文瀾、蔡美彪等著十二卷本《中國通史》便是其中一部耀眼的高階學術著作。通常講，精品力作需要十年磨一劍，而這部架構宏大、史實準確、選材精當、筆法洗練，全面展示中華文明、代表中國史學研究最高整體水平、里程碑式的鉅著前後打磨了67年，凝聚了作者和人民出版社幾代人的心血。
70年前的“述往開來”之作
古人云：“述往事，思來者”，“欲知來，鑑諸往”。此話頗有道理。不善於總結歷史經驗的民族，就難以清醒地認識和成功地開闢自己的未來。
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創始人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明確表示，這部書是作為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的續編寫出來的。意思是說，世界歷史運動的規律是由私有制進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中國也“大抵相同”，不會例外。講的是中國古代社會，昭示人們的卻是中國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史學大師範文瀾也莫不如此。他自20世紀30年代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就以黨和人民以及民族的利益為己任，透過反思歷史，回答了現實中的許多問題。《中國通史》的前身，亦即范文瀾40年代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就是借古說今。據范文瀾後來透露，該書是組織上讓他編寫的，旨在“為解放區幹部補習文化之用”。
我黨延安時期的不少幹部，正是讀了這本書後，才掌握了系統的歷史知識。對於范文瀾這樣的學問家，毛澤東非常器重。1940年，范文瀾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演中國經學史，毛澤東不但親自去聆聽，而且事後還寫信給范文瀾：“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我對歷史完全無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學得一點，深為幸事。”
作為延安時期我黨幹部補習文化的指定讀物，《中國通史簡編》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分析、介紹中華文明發展史的著作。該書於1941年出版後，毛澤東欣慰地對范文瀾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毛澤東為什麼這樣高度評價範書？因為它在寫法上打破了舊的王朝體系，是顛覆性的創新。
第一，書中肯定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而舊史書把帝王將相視為主人。第二，按照一般社會發展規律，劃分了中國歷史的段落。第三，宣傳了階級鬥爭，著重講了腐化殘暴的統治階級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對於外來的民族侵入，著重敘述民族英雄和人民群眾的英勇抵抗。第四，注意收集生產鬥爭的材料，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古代科學發明以及有關農業、手工業方面的知識。
正因為該書打破了舊的王朝體系、宣傳了階級鬥爭、熱情謳歌了勞動人民，是一部思想性、戰鬥性極強的著作，所以一經問世，立即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令禁止。當禁止不住後，又組織少數反動文人施以漫罵和攻擊。
毛澤東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
據范文瀾自己講，初本《中國通史簡編》是在延安窯洞中的油燈下完成的，由於缺少參考資料，書中免不了要出現一些偏差，新中國剛剛誕生，范文瀾便開始了修訂工作。在他看來，初本中國通史中一些屬於主觀主義和非歷史主義的寫法必須剔除。例如秦始皇、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都是封建統治者，殘酷壓迫人民，但他們在歷史上都有過貢獻，而原書中只講其殘暴的一面，迴避其在某些問題上多少有點功勞的一面，這不合乎歷史。有些地方借古說今也欠妥當。如借吳蜀聯合拒魏來類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
為了保證書稿的質量和修改進度，組織上專門抽調一部分同志組成中國通史組，協助范文瀾工作。據範老的助手蔡美彪回憶：1958年夏，范文瀾贈給他們四個字，即：專、通、堅、虛。所謂“專”，是說“史集浩瀚無邊，一人之力只能專攻一部分”；所謂“通”，就是要在專攻重點之外，應“注意前後左右，做到直通、旁通”；所謂“堅”，即指做學問要有信心、耐心和毅力；所謂“虛”，就是要虛心，要正確對待學術批評和不同的學術見解。中國通史組就是根據這四字方針進行工作的。
負責出版該書的人民出版社，也把這套全面、系統展示中華文明的書稿視為重點工程，從始至終指派編輯骨幹負責這項工作。
經過十幾年辛勤的耕耘，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遠古到秦統一）、第二編（秦到南北朝）、第三編（隋唐五代史）相繼於1952年、1957年、1965年問世。這三編出版後，受到社會的好評，毛澤東曾說此書資料多，讓人願意看下去。由於修訂本對一些帝王將相作了具體分析，肯定了秦始皇、劉邦、唐太宗、朱元璋等帝王的某些歷史貢獻，陳伯達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要會議上要范文瀾檢討，並當眾連聲叫嚷“保皇黨，保皇黨！”虧得後來毛澤東親自出面干預，對範說“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范文瀾才安然無事。
1968年7月20日，毛澤東還派女兒李訥前去看望范文瀾，並給他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還是按照你那種體系、觀點寫下去。
對於毛澤東的殷切期望，范文瀾感到萬分激動。儘管他當時在病中，仍立即著手編寫計劃。他滿懷激情說：“全書五年完成，我還不過八十，不算老。”但不幸的是，僅過了一年，病魔便奪去了他的生命。范文瀾逝世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仍十分關心中國通史的撰寫工作。受范文瀾生前委託，其助手蔡美彪毅然擔負起這項未竟的事業。
再現中華文明的鉅著
透過作者和人民出版社幾代人的共同努力，1978年、1979年范文瀾原作《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第二編及第三編第一、二冊正式更名為《中國通史》第一、二、三、四冊相繼出版。第五冊（宋朝史）、第六冊（遼、金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第七冊（元代政治、經濟及宋、金、元文化）、第八冊（明太祖到神宗時期的政治、經濟）、第九冊（明末清初史）、第十冊（清乾嘉時期的政治、經濟及明清文化）、第十一冊（晚清的衰落與列強的侵略）、第十二冊（清朝的滅亡及晚清的學術文化）分別於1978年、1979年、1983年、1986年、1992年、1993年、2006年與讀者見面。
綜觀這部堪稱第一流的宏偉鉅著，它究竟具備哪些特點呢？這部鉅著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追夢的民族。從嫦娥偷吃不死藥私奔廣寒宮、牛郎織女鵲橋相會，到吳剛伐桂；從長城、運河、地震儀，到四大發明，無論是傳說中的炎黃子孫還是現實中的華夏兒女都樂於為夢想而戰。夢想給了中華兒女方向和目標，激勵著歷朝歷代、一批又一批的中華兒女去為之奮鬥；夢想賦予中華兒女動力和正能量，成為中華兒女改變命運的不竭動力；夢想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力量和源泉。中華民族在15世紀之前站到了世界的前沿，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熠熠發光，中國是東方獨立富強的國家。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隨著近代工業革命腳步的加快，中國落伍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外來侵略者的堅船利炮，擊碎了天朝上國的美夢，國家漸漸走向衰落。近代中國雖給世界的一個突出印象是老弱、保守、落後，但中華兒女的民族情感卻愈加熾熱。為了拯救危難的祖國，千千萬萬的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人人心憂國之心，人人事憂國之事”，渴望趕走列強，推翻封建統治，實現“欲使中國為世界最強之國，最富之國，又政治最良之國”的夢想。書中對中國古代哲人的精魂——關心社稷，愛祖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優良傳統，著力加以讚揚。如屈原“雖九死而猶未悔”的捨身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廣博心懷，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心聲，孫中山“振興中華”、“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等等。
這部鉅著的突出優點在於：沒有把那些無謂的煩瑣細節提供給讀者，而有自己的選擇和自己的理論思維。如人所知，我國古代在科技方面有過許多成就。除了“四大發明”之外，天文、數學、紡織、醫學等方面的成就也不勝列舉。我國古代的劍，是用青銅合金製造的，幾千年後從地裡挖掘出來，鋒利程度絲毫不減，這是奇蹟；傳統鑄鍋可以薄到兩毫米，工藝的巧妙，令現代人都感到驚異。對於這些，書中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
該書還告訴人們，與其他文明古國相比，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在政治實體的存在狀況方面更為引人注目。我國文明產生於金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經過夏、商、週三代的連續發展，到春秋時期進入鐵器時代，其間不曾為外力所中斷，而在經歷春秋戰國之後向更高階段即秦漢時期發展。其後，4至5世紀，中原地區雖也發生過相當規模的民族的移動，還建立過不少由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及至13世紀和17世紀，又兩度出現了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全國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但這些在本質上或是朝代的分合與更替，或是各民族上層統治者聯合政權的結構的變化而已，中國作為政治實體在歷史上則從未被外力中斷過。總之，這部真實再現中華文明的巨幅畫卷，以令人信服的史實向後世證明：中國文明的發展，生生不息，雖有迂迴而不改其前進的趨勢，雖有周折而未中斷其一貫的脈絡。
能夠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且又嚴格執行黨的“百家爭鳴”方針，也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學術研究怎樣才能有效的爭鳴，范文瀾有過很好的見解。他認為凡以學有專長而“爭鳴”就好，以長於教條而“爭鳴”就壞。照教條寫出的文章，無非是馬雲列雲，東抄抄，西扯扯，終日言，如不言，這種情形，鳴則鳴矣，爭則爭矣，不過只能叫作“潦歲蛙鳴”，和“百家爭鳴”不可同日而語。他還特別反對用大帽子壓人，以致變成門戶之見、意氣之爭的所謂“學術批評”。盡人皆知，他與郭沫若關於中國封建制度始於何時，主張不同。范文瀾主張西周說，郭沫若主張春秋戰國說。他倆不僅在刊物上專門撰文對此進行過討論，而且各自將自己的見解寫進了《中國通史》和《中國史稿》。范文瀾逝世後，蔡美彪等後繼者，在續寫《中國通史》第五至十二冊過程中，也沒有完全按照范文瀾對唐代以後中國歷史的觀點進行闡述，而是本著“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精神，敢於在一些重大的學術議題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因此，說《中國通史》既是師徒相傳而一鳴的結晶，也是師徒彼此爭鳴的產物，似乎是貼切的。
蔡美彪在多種場合強調馬克思主義對指導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史學工作者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肅、嚴謹學風；要從實際出發，不斷開拓進取，只有經過辛勤勞動、經過沉思，才能取得高質量的學術成果。他告誡，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不能機械、僵化和教條。他說：“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為僵固的教條，而需要不斷地汲取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動活潑的發展。”他多次說過，學術史的發展表明，任何堪稱新創的科學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而不能是趨時譁眾的空談。他曾形象地比喻：“做學問，寫文章，如同廚師烹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樣，但做出來水平高低卻大不相同”，“廚師不能只會做一道菜，而要會做多種菜。搞研究和寫作，也要儘可能全面，著書、寫論文、編辭書、書評、文章要都應該在行”，“做學問高明之處，不在於發現新材料，而是在於從大家常見的史料中發現問題”。
蔡美彪經常勉勵通史組的年輕研究人員發揚“二冷”精神。一“冷”是甘於坐冷板凳，要能夠靜下心認真讀書搞研究，埋頭苦幹，堅持不懈。二“冷”是甘於吃冷豬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後可入孔廟配享祭祀），切莫急於求成，搞急就章，唯有經過長期努力，其研究成果才能被社會承認。蔡先生是踐行“二冷”精神的楷模。韓志遠回憶道：“從我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所裡工作開始，就見到他每天清晨已經坐在辦公室讀書和寫作，幾十年如一日。20世紀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辦公條件還很簡陋，通史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間大平房裡辦公。我的辦公桌就在蔡先生對面，每天看到他埋頭苦幹，中午趴在辦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著讀書寫作。直到九十歲高齡，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繼續一如既往每天堅持讀書工作。他大部分精力都用於完成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的遺願，而較少花費在個人課題研究上面。”
蔡美彪非常贊同範老的這一觀點，即認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後要會通”。“直通”，就是要精確地具體地劃分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旁通”，就是社會中各個現象不是孤立的，它們互相有機聯絡著，互相依賴著，互相制約著；“會通”，就是兩個方面的綜合。蔡美彪說：“如果沒有水乳交融的會通，就算不得具有時代氣息的完備通史。”
清代大史學家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若以此標準來衡量《中國通史》這部“良史”，確也做到了“莫不工文”。據統計，《中國通史》累計印數已有幾百萬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字簡潔，語言清新流暢，做到了雅俗共賞。後八冊的文字雖不及前四冊洗練、優美，但同目前某些史學著作不重語言錘鍊，佶屈聱牙、枯燥無味的情況相比，仍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第五到第十二冊，蔡美彪既是其中的一位作者，更是一位稱職主編。他將自己特有的學術風格——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理論與史料相結合、博通與專精相結合，融於統稿、修改之中，從而科學、全面地探索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傳播了系統而正確的歷史知識，使嚴肅的學術著作從象牙塔走向社會、走進普普通通的讀者。
蔡先生從1953年協助範老編寫《中國通史》前四冊，到主持續寫直至完美作結第五至十二冊，一個重要原因還在於：《中國通史》聚集了國內研究中國史的頂級知名學者。比如：第五、第六、第七冊主要作者朱瑞熙是國內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學術成就的宋代歷史研究專家，他在宋代科舉、教育、銓選、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社會生活、思想等方面有許多獨到的論述，對學術界影響深遠。
第五冊主要作者卞孝萱師從范文瀾、章士釗，以唐代文史為主攻方向，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單一範圍，開拓出點面結合、文史結合的廣闊領域，著有《劉禹錫年譜》、《唐代文史論叢》、《鄭板橋叢考》等。
第六、第七冊主要作者周清澍長期致力於元史、蒙古史、清史、文獻學、內蒙古歷史地理的研究，參加過《元史》點校及《蒙古族簡史》的編寫，並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元史分冊和《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副主編。
第六冊主要作者丁偉志主要從事哲學、歷史學研究，主攻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代表作有《中西體用之間》、《裂變與新生》、《對歷史的宏觀思考》、《無樹有巢》、《桑榆槐柳》等。
第七冊主要作者周良霄主要研究蒙古史、元史，代表作有《元代史》、《皇帝與皇權》等。
第七冊主要作者張豈之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主編的著作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儒學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自著有《顧炎武》、《儒學·理學·實學·新學》、《春鳥集》、《中華人文精神》等。
第八冊主要作者李洵是公認的明清史專家，主要著述有《明清史》、《明史食貨志校注》、《下學集》、《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徵》、《孫嘉淦與雍乾政治》等。
第八冊另兩位作者南炳文和湯綱，都是明清史研究專家，二人合著有《明史》，分別著有《明史新探》、《20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中國古代史》明代部分等。
第九、第十冊主要作者劉德鴻專長清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清初學人第一——納蘭性德研究》、《滿族通史》(合著)等。
第十冊主要作者汪敬虞長期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著有《唐廷樞研究》、《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汪敬虞集》等，與嚴中平共同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
第十冊主要作者馮爾康是公認的清史專家，著有《雍正傳》、《清人社會生活》、《清人生活漫步》、《生活在清朝的人們》等。
第十一冊主要作者茅海建是有較大學術成就的中國近代史專家，代表作品有《天朝的崩潰》、《近代的尺度》、《戊戌變法史事考》等。
第十二冊主要作者楊天石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著有《帝制的終結：簡明辛亥革命史》、《從帝制走向共和》等。
一部中國學術史證明，打造高品質學術品牌書的“命門”是依靠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優秀作者。而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凸顯的深厚學術底蘊正是來自這些作者的支撐。
人民出版社的實質性助力
從書稿檔案、相關材料和其他印跡看，人民出版社從1952年到2019年，有近30人投入到《中國通史》的編輯工作中。他們是：呂異芳、朱南銑、江平、應德田、石磊、劉元彥、陸世澄、陳漢孝、劉志金、呂濤、陳有和、張作耀、蕭遠強、喬還田、於宏雷、楊美豔、範用、齊速、海波、姚洛、李連科、林言椒、陳鵬鳴等。他（她）們為《中國通史》付出的心血至少可歸納為五點：
一是範老的延安版本是供“解放區幹部補習文化之用”，書中引文沒有註釋。新中國成立後，由普及讀物升級為學術性論著，資料引文必須註明出處。為此，人民出版社編輯認真查詢、核對相關的中國歷史工具書，註明了出處，實質性助力了範老的修訂工作。
呂異芳回憶道：“當時胡繩同志是出版社的社長，傳話說範老在解放區寫的《中國通史》，在解放區很受歡迎。王子野同志命我們前往聯絡。範老當時住在北太平莊，我的學友蔡美彪正好調到範老身邊，我順利見到範老，說明情況，範老十分高興，並指示說：‘此書在解放區是作為幹部必讀用的。在那種條件下寫作，找歷史資料是十分困難的。你們工作的第一步，希望幫助查核材料，糾正引文等。’拿回稿子以後，發現書中所有材料均無引文出處，查核十分困難。”
好在當時歷史組負責人朱南銑很有學問，他翻看了部分書稿，說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學會使用歷史工具書。於是，他便在每個週六下午教大家如何使用《詩經》、《易經》、《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通志》、《通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工具書。從而協助範老順利完成了《中國通史》的第一次修訂和補充。
二是計劃中的十卷本《中國通史》第一至七、第九卷出版後，因各種因素無法續寫下去，停頓了近三年時間。其時，蔡先生多次無奈地表示：交來的初稿太粗糙，不是用心寫出的作品；對提出大的修改、調整意見，又不情願配合，只能順其自然了。《中國通史》有可能變成“半拉子”工程。面對這一窘境，人民出版社沒有放棄，反覆與蔡先生及主要作者溝通，提供了各種優越條件，聚攏了寫作團隊，最終把第八、第十卷催寫出來，完成了毛主席的囑託，完成了範老的遺願。
三是十卷本出齊後，我社主動提出對全書進行修訂，並推出特裝本；我社編輯參與了對範著前四卷核對資料、校正文字工作，還編選了一些圖片，並明確要求增加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我們認為，增加索引便於讀者檢索、查詢，這是國際慣例，否則學術著作很難走出去。
四是十卷本《中國通史》雖於1996年1月榮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但其內容只寫到清朝嘉慶年間，可以說“通史不通”。於是，人民出版社建議至少應寫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我們認為，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完成了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鉅變。經與蔡先生反覆溝通，並且推薦了作者名單，加寫了第十一卷、第十二卷，於2007年出版。
五是始終服務好蔡先生這位德高望重的重要作者。自蔡先生受範老生前委託，承擔起主持《中國通史》續寫任務後，我社便派編輯常去蔡先生位於北京東廠衚衕的辦公室就書稿進行溝通。近十幾年裡，書稿事宜雖不多了，但我們一直堅持每年去蔡先生東總布衚衕的家裡坐會兒，有時是因書稿進行請教，更多的則是看望一下他老人家，單純地聊聊天。但不管是哪一種交流，睿智儒雅、學養深厚、思維敏捷、淡泊名利、有大家風範的蔡先生，從社會新聞、學術動態，到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人民出版社的變化及故友情況，聊天內容都給我們滿滿的暖暖的鼓勵和指點，不經意間會受到豁然的啟迪。蔡先生沒有兒女，他老伴去世後，我們擔心他孤單、寂寞，每逢過春節，必會提前給他拜年，一起吃頓年夜飯！去年受疫情影響，我們沒敢去造訪。2021年1月14日，驚聞他老人家不幸逝世，享年92歲。我社發去唁電：一方面對蔡美彪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認為蔡先生學力深厚，治學嚴謹，淡泊名利，學術成果豐碩，他的逝世是我國曆史學界的重大損失！另一方面由衷地感謝他幾十年來對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援！他是與人民出版社長期合作的德高望重的重要作者，為人民出版社打造出《中國通史》這樣里程碑式的鉅著和標誌性品牌圖書。蔡美彪先生千古！
業界人士都知道，編輯工作有四大職能：第一是評價，判斷一個文化產品是好還是不好；第二是選擇，選擇優秀的文化作品或選擇文化作品的優秀部分；第三是最佳化，對決定出版的文化作品進行最佳化，使其達到出版水平，能夠高質量的在大眾中傳播；第四是推薦，用各種手段向大眾推薦我們的作品、產品。其中，最佳化職能最見編輯的功力和水平。而所謂最佳化，又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編輯向作者提出整體修改建議，幫助作者整體上對作品進行提高和完善。
第二個層次是編輯直接對稿件進行編輯加工。從上述歸納的四點看，人民出版社在近60年編輯出版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的過程中，在這兩個層面均作出相應的貢獻。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凝聚了作者和人民出版社幾代人的心血，是雙方歷時67年共同打造的精品力作！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與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