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
肖京今年30歲，剛結婚一年，工作生活均在上海。婚前他買了一輛車，沒有買房，夫妻倆暫時沒有備孕計劃，“現在確實也還沒下定決心，總覺得各個方面都沒準備好。”肖京說，夫妻倆的事業都處於奮鬥期，一旦生了孩子，“要完完整整地貢獻出一整個勞動力”，爸爸或媽媽其中一人都必須把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他認為，“目前自己的小家庭還無法承擔只有一個勞動力在工作”。
“養娃，就是費媽。”這句話雖然是一種戲謔，可也反映出了養育對家長精力、體力、財力的高要求。如今，養育越來越精細，父母對孩子在衣食住行、學習、社交等方面全方位深度介入，大大區別於以往的放養式。這卻讓不少年輕人對生育望而卻步。高強度的工作與高強度的養育，成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據艾瑞諮詢今年3月做的調查顯示，粗放育兒時代已成過去時，新生代父母更加崇尚高品質養娃、科學養娃，依靠專業、書籍、課程，在陪伴寶寶成長的同時他們不斷學習從而獲得個人成長及養育技巧；在隔輩養育產生觀念分歧時，新生代父母會更多選擇相信專家的科學建議，不再是傳統的經驗之談。並且大部分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經開始著手學習相關育兒知識，更有41%的父母在備孕期就開始進行知識儲備。
調查顯示，90後年輕母嬰人群佔總體母嬰人群的56%。90後年輕父母在育兒投入上有更高的消費意願和消費力，在為孩子購買母嬰產品方面他們是更敢花的一代。
值得注意的是，小鎮父母在養育寶寶的過程中也保持高時間、高金錢投入。三、四線城市寶媽在帶娃上更加親力親為，在寶寶產品花費上，小鎮母嬰人群也同樣追求品質，在產品購買投入意願上不輸一、二線城市消費者。
而二胎的出生會相應地增加父母們的時間壓力和經濟壓力，帶來更大的“個人焦慮感”；雖然有一胎的養育經驗，養育二胎的父母們依然會有擔心照顧不好孩子而帶來的“養育焦慮”，以及因產品更新迭代而不知如何選擇的“選擇焦慮”。
這些調查結果，從育兒群裡媽媽們討論的話題可見一斑。從考試成績、藝術教育、閱讀訓練等學習問題，到孩子身體上的每一處細微的變化、近視、身高等發育問題，從今天在學校裡說沒說話、平時和小朋友玩得多不多等社交問題，到近來情緒如何、待人接物等情商培養，事無鉅細，都是媽媽們關注的要素，在她們的字裡行間都透露出焦慮的情緒。
這樣的養育焦慮或多或少地對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有所影響。今年6月，國家衛健委相關負責人給出一組資料：當前，群眾生育意願降低。目前，我國90後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66個，比80後低10%。2019年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顯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婦女，僅不足半數實現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業等相關經濟社會政策成為影響家庭生育抉擇的關鍵。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相當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經濟負擔重、嬰幼兒無人照料和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調查顯示，因為“經濟負擔重”的佔75.1%，“沒人帶孩子”的佔51.3%，女職工生育後工資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過一半的達42.9%。
經濟負擔，是生育之後躲不開的問題。小孩子常被稱為“四腳吞金獸”，因為要在孩子身上源源不斷地花錢。在家長米露（化名）看來，對孩子的花費豐儉由人，她算了一筆賬，他們家給孩子的花費平均一年在1萬～2萬元左右，最多不超過4萬元。她說，這樣的花費是屬於“另類”。她透露，她認識的中產人家，每年給孩子幾十萬元的花費，甚至“上不封頂”。
“生不起也養不起，”1990年出生的敏敏說，“花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養孩子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養好。”敏敏見過身邊的親戚當了父母，所有話題都圍繞著孩子轉，看一大堆育兒書，一樣樣實踐。“看起來很累，心累。我自己還沒活明白呢，養孩子能養明白嗎？”敏敏說。
儘管看起來花錢少，但米露從來沒有放鬆過孩子的教育。“實踐—總結—反思”，是她一直以來的養娃方法論，致力於把孩子養明白。
“要打好基礎”，是米露的信念，但很難界定米露的行為，是如她自己所說的“培養孩子的內驅力”，還是深度介入了孩子的成長。她說，她孩子10歲之前就能背完全冊新概念英語，奧數學習也很擅長。而她以前特別喜歡做的事就是去各種書店尋找適合孩子閱讀和學習的書。至於具體如何“培養孩子的內驅力”，米露總是不太願意提及。在外人看來，她培養孩子很成功，但她說，“我很熱愛培養孩子。”
對於是否要二胎的問題，米露說，不是因為害怕養不好，而是沒有時間考慮。
相比起來，於純（化名）則不一樣。於純畢業於一所“雙一流”高校，當她選擇做全職媽媽時，很多人為她感到不值。“我希望自己用更多的時間來陪孩子，但我不是為了孩子而犧牲的。”現在，於純一直強調這一點，她認為當全職媽媽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既能陪孩子，又能給孩子“營造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環境”。
但一開始，於純還是覺得自己是有些“委屈和犧牲”的。受到很多育兒博主的影響，在兒子小時候，她熱衷於給他做各種精美的輔食，“小孩出生了之後想把最好的都給他，零食要吃最好的，玩具買很多，吃輔食的碗一套又一套，希望他能夠吃得開心點。”這讓於純全部陷入如何對待兒子的情境當中，“天天上演好媽媽劇情，犧牲了我自己的舒適度和需求，久而久之並不是一件好事情。後來更加意識到這是一種自我感動，沒什麼實質幫助。”於純說。
從做輔食中走出來，兒子稍大一點，於純“又沉醉於給孩子做啟蒙，聽英語磨耳朵，積累英語的語調，感受韻律感”。聽了一年多的時間後，她發現兒子不再願意聽音訊，很排斥。她也反反覆覆地想撿起來，可一直沒有成功，只能放棄。
從這以後，於純開始反思，以自我犧牲為前提的、把自己全情投入的高強度育兒是否真的有意義。“當家長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樣會不會更好？那樣會不會更好？總是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比如小孩喜歡寫字，本來一天可以寫10個字，但家長總想著能不能多寫幾個，寫20個字，忍不住去幹預。”
“在有的父母眼中孩子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們認為孩子是他們的所屬品，是依附於他們的，他們能為孩子的將來做主，所以他們要為孩子規劃，而不是尊重孩子自主選擇的權利。有時候我就在想，那些不給父母規劃未來的孩子，孩子的未來就一定很糟糕嗎？”在於純看來，只有在養育和自我之間尋求到平衡，才能跳出焦慮、不安。養育不能以犧牲自我為代價，只有把自我找到，才能有“閒心和耐心”去安排未來的生育計劃。
（本報記者 楊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