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相繼湧現出了一大批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各種學派如雨後春筍相繼綻放，後世將這一時期各種學術派別統稱為諸子百家。其中流傳最為廣泛的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等。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呈現出百家爭鳴、欣欣向榮的氣象。
古代文化的產生
中國文化的起源就現有的地下發掘來說，可以上溯到幾十萬年前，而就書籍的記載來說，一般是從夏商開始說起。但是對於夏商兩個朝代，始終缺乏可信的史料，只能夠在先秦傳說裡推見些當時的影子。
夏朝社會在氏族社會的基礎上開始劃分了階級，這在當時是一個進步。但在當時，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還未激化，文化也只停留在低等的尊命文化。商朝的時候，正式進入了奴隸制社會，統治者開始借用鬼神和刑罰來壓迫奴隸，鬥爭開始爆發了，文化也進入了較為高等的尊神文化。到西周時候，按照尊卑、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等差別制定出了一系列的禮，於是文化進入了更為高等的尊禮文化。
到東周時期，大小宗族間展開了長期的兼併戰爭，在戰爭中，某些統治者意識到，天、命、鬼神都不一定可靠，實實在在可靠的，是負擔稅賦兵役的庶民。這種新的認識使得東周時期產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和大思想家，他們的著作和遺留下來的言論為後來的封建文化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科學性的知識在東周時期也有了顯著的進步，例如農業與曆法的相結合，可以說，曆法的進步就是農業的進步。相傳《夏小正》是夏朝的歷法，在夏朝後期發明了干支，是曆法的一大進步。殷商時期歷學家改十二月為正月，創了閏月法。周朝歷學家區分了二十八宿，改十一月為歲首正月，並有了歲星紀年法。西周後期又推得了日月的交會點。這些曆法的進步有助於人對自然的認識，同時也對農業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幫助。
而戰亂的頻繁也使得東周時期出現了許多的軍事家，累積了豐富的軍事經驗。齊國的孫臏及其後人吳王闔閭的將軍孫武總結了軍事經驗，著作了兵法十三篇，成為軍事學的經典。在這十三篇中包含了豐富的唯物辯證法思想，與《老子》五千言共同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
兼併戰爭所引致的，是宗族制度的破壞與新的家族制度的興起，這些變化使得文化也相應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鄭國子產創法家，齊國孫武創兵家，魯國孔丘創儒家，宋大夫墨翟創墨家，在東周後半期的時候，除了道家以外，所有重要學派都誕生了。
孔子的儒家學說及儒家經典
東周時期所產生的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中，軍事家首推孫武，而思想家、政治家則首推孔子和墨子。尤其是孔子，當他還在世時，就有人尊奉他為“聖人”，甚至在此後的整個封建時代裡，孔子的學說都處於顯學獨尊的地位，被統治階級用於統治。
東周後半期，宗族制度在瓦解，家族制度在興起，社會發生著巨大的變動。當時的社會里，士處於一箇中間階層，上有貴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士在軍事上是作戰骨幹，在政治中任下級官吏，文化上學貫古今，經濟上擁有土地私宅，社會地位重要卻不高，要想取得官職，必須依附把持國政的世卿貴族。因此，士階層的思想趨近於保守和妥協。孔子的學說就是士階層思想的結晶，他的思想由始至終都貫注著“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
《禮記·仲尼燕居篇》中記載子貢曾問孔子：“中到底是什麼？”孔子說：“禮啊禮，恪守中正之道，無過與不及。”可見，禮都是尊貴者所規定的，而合乎禮也就是合乎中。但是尊貴者並沒有辦法對任何事情都規定出一個禮，而事情的處理又必須有中，所以，孔子和儒家大師們處理或議論這些事情之際，弟子就都記錄下來整理成為了禮或理。齊國的晏嬰曾說孔子禮節太繁盛，幾輩子也學不完。
中庸思想是士階層妥協性的表現，從理論上來說，所謂禮，雖然偏向尊貴者，但對卑賤者的權益還是有一定的兼顧，但事實上在實踐中，尊貴者並不實行自己所擔負的責任，而卑賤者卻總是擔負著過度的義務。於是，所有講不通的事情，都歸到了天命裡。高深莫測叫做天，無可奈何就是命。
對於鬼神與人的關係，孔子也用中庸的思想來看待，他既不談鬼神，也不否認鬼神的存在。這種對鬼神的不可知論，實質上有唯物論的因素。雖然在鬼神方面，儒家居中立位置，但在和有鬼論作鬥爭的時候，儒家又常常是無鬼論者。
孔子所創的儒家學說，主要內容是禮樂和仁義。禮指的是一切統治階級所規定的秩序，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的根本，根據這些根本來制定出禮，從而區別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單要求人守禮，孔子認為不合乎中庸之道，於是用樂來配合禮。樂是人與人之間感情上的妥協和中和。禮用來辨異，樂用來求同，有樂的配合，禮的作用就更加增強了。
單有禮樂而沒有道德，是不能夠完全適合政治需要的，故而孔子也提倡仁義。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愛或者同情心。而義的意義是適宜、合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權。實際上講來講去，這些東西無非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就是為統治階級來服務。
孔子的學說妥協性多於反抗性，自然保守性也就多於進步性。孔子反對橫徵暴斂，認為“苛政猛於虎”，這是孔子學說的一個進步面，但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認為應該讓他們服從，而不是引導他們擁有智慧，可見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來說是很保守的。
孔子主張大一統，要求天子治理天下，諸侯治理本國，希望能夠復興周道。由於孔子生在東周，故而將希望寄託於名義上為天下主人的周天子，雖然這不可能成為現實，但中央集權的統一思想已經開始萌芽。同時，孔子希望用禮樂仁義來求統一而非戰爭，但其實，兼併戰爭從客觀上來說正是破壞諸侯割據的舊秩序，走向大一統的必經途徑。
孔子的學說具有多面性，這正是儒家學派能夠適應整個封建時代各個時期統治階級需求的重要原因。可以說，孔子和儒家學說是中國封建文化無可置辯的主體。
孔子還是第一個創設大規模私立學校的教育家，但凡想學習的人，只要送一束肉乾以上的禮物，孔子就認他作弟子。孔子周遊列國，而弟子們就跟隨著他隨時學習。孔子的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於言辭的有宰我、子貢；長於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長文學的有子游、子夏。
孔子非常博學，收集了魯、周、宋、杞等故國的文獻，整理出了《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來講授給弟子，這些教本被尊稱為經，而其他的解釋經義的文字則被稱為傳。隨著儒學的盛行，六經以外的書籍都逐漸亡佚。
在孔子之後，儒家的經學對整個封建時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著重大的指導性力量，故而，要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就要研究儒學的經傳。
《周易》是占卜書中的一種，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卦辭爻辭文字極其簡單又晦澀難懂，孔子曾大力鑽研卦辭爻辭，將其作為儒家的哲學思想傳授給弟子。
《尚書》是歷代政治論文集。《尚書》有兩大作用：一是建立起夏、商、周的歷史正統觀，二是儲存商周兩代的重要史料，由此推見二代的政治情況。其中，戰國時人所作的《禹貢篇》託名禹平治水土的記錄，選入《尚書》，它總結了上古至秦華族勢力已入四川、未越五嶺時期的地理知識，被尊為經典。
《詩》是兩週詩歌的名篇選集，按音樂性質分為《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
《禮》是孔子選取計程車必須學習的周朝長期積累起來的繁富禮制中的十七篇。在這十七篇中，《喪服篇》最為重要，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精神，在《喪服篇》中表現得最具體最清楚。
《樂》已經亡佚，有說法認為《周禮·大司樂章》就是儒家所傳的《樂經》。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的歷史，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於正名分。儒家的政治思想以《春秋》為最高標準，封建等級制度的精神都充分表現在《春秋》裡。
《論語》是弟子們記錄下來的，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
這些經典流傳至今已經兩千多年，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經學本身發生了多次的變化，並由此產生了多種派別，或大或小地影響到了文化的各個方面，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墨子及墨家
儒家和墨家在戰國時期並稱顯學，秦漢以來，儒學盛行，而墨學則因為被統治階級深惡痛絕而傳授中斷。
墨子名翟，曾經是宋國的大夫，生卒年已不可考證。墨子生在孔子之後，當時宗族制度破壞更甚，士階層逐漸成為地主階級，在社會的大變動中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參與權。在士階層下的庶民是一種小私有財產者，在社會的大變動中也要求一定的政治地位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墨子和他所創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說下教”的妥協方法向統治階級提出要求的一個學派。國君和貴族要進行戰爭，就要拉攏庶民，因此必須要在形式上對庶民做出一定的讓步，讓他們的代表能夠說說話，墨學便是因此而興起，與儒學同稱為顯學的。
墨家與統治階級的利益並不一致，統治階級作出暫時的勉強而有限度的讓步最終是為了利用墨家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而墨家對統治階級卻是竭盡心力地忠實服務。墨家一方面攻擊儒家，企圖取得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視死如歸地為國君貴族守城禦敵，希望藉此取得統治者的信任來施行自己的學說。但事實卻是，墨家從來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機會。
《墨子》在漢的時候有七十一篇，到趙宋時存六十三篇，而在宋以後還存五十三篇。《墨子》重視實實在在的東西而並非文采，每條少僅三個字，多不過二十個字，文字極其簡練，但給當時有關社會和生產的重要知識都做了一個近乎全面的總結。
墨家反對宿命論，攻擊孔子。在階級上，墨子承認貴賤的等級，但是主張選擇賢良的人為統治者，恢復大禹時期的古風，要求貴族們學習大禹，和萬民同樣過勤勞簡樸的生活，放棄剝削的權利，這顯然是一種空想，永遠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採納。
孔子的學說適用於士階層，而墨子的學說，目的則是為了庶民謀取利益，兩者都是顯學。但很顯然的，儒家學說能夠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而墨家學說顯然不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故而，孔子成為士階層的成功的代表，而墨子則成為庶民的失敗的代表。
墨子的學說流行於庶民群體中，墨家的一些代表人，如跌鼻、索盧參、田系、彭輕生、苦獲等均是出身下層的庶民。由於庶民想要取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十分困難的，所以墨子創立了帶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團體。在墨子死後，墨家鉅子代代相傳，類似教主那樣率領著墨家眾人從事政治活動。
墨家的弟子有著很顯著的一些特點：
刻苦生活——墨子教導弟子穿短衣草鞋，晝夜努力工作，自願吃苦，否則就是違反大禹的遺教，不配稱為墨者。
服從鉅子——鉅子是墨家的“首領”，只要鉅子有命，墨者一定要遵從。
捨命行道——墨子門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都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只要對大眾有利益的事情，縱然粉身碎骨墨者也願意。雖然這種勇於犧牲的精神很可貴，但可惜走錯了道路，淪為統治者利用的工具。
嚴守家法——鉅子腹住在秦國，他的兒子殺了人。秦王看腹年老，並且只有一個兒子，便赦免了他的死罪。然而腹卻為了嚴守墨家的定法，不聽秦王勸說，執意把兒子殺死。
實行教義——墨子有個弟子叫勝綽，被舉薦到了齊國做官。勝綽作戰很勇敢，但墨子責備他違背了《非攻》的理論，便叫他辭官回來。
分財互助——弟子們做了官得到的俸祿，會將一部分送給鉅子作費用，另外墨者認為但凡有餘力和餘財的人，都應扶助貧困的人。
墨家可以說是古代勞苦群眾中最早的政治結社團體，但他們卻缺乏重要的東西——反抗性，因此最終從客觀上來說淪為擁護統治階級的政治結社。主觀上來說，墨家是為庶民的利益著想的，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墨家的學說不可避免地有落後甚至反動的一面。在秦漢統一之後，統治者將墨家學說看作危險的學說，從此禁絕。
孟子與鄒衍
在孔子和墨子之後，楊朱針對兼愛，創立了“為我”學說，來反對墨家。楊朱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在孟子的時候，楊墨兩家學說滿天下，士們不是從楊就是從墨。儒家的禮樂學說被墨家破壞，而儒墨兩家說法不同的仁義學說又被楊朱所破壞，繼承了周道的儒家學派自然要起來反抗，孟子就是當時的代表人物。
孟子名軻，魯國鄒人。孟子自任為孔子的繼承人，《孟子》七篇就充分發揮了孔子所說的仁義部分，這些學說在他反對非儒家學派的辯論中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中都有體現。
孟子反對當時的各種非儒家學說，主要是“闢楊墨”，而這正說明了孟子存在著階級偏見。接近墨家流派思想的宋鈃曾創作華山冠，表示上下應該平等，而這是儒家所絕對不允許的。楊朱與孟子都是地主階級，但楊朱所暴露的剝削思想毫無掩飾和節制。孟子要談仁義，使得剝削思想有一定的掩飾和節制。孟子又和許行的農家學說作過一次非常著名的辯論，許行認為君民應該共同進行勞動，不勞動就不能獲得利益；而在市面上，同樣的貨物價錢都應該一樣，這樣就不會有人買東西被欺騙。但是孟子駁斥他說，貨物不同，價值自然也不同，如果大鞋子和小鞋子價錢一樣，誰還製作大鞋呢？若是按照許行的說法，那麼大家就都不願意花心思生產好的貨物了，國家怎麼能進步呢。孟子一生的辯論都著重於闢楊墨，然而比較多的進步意義卻是在闢許行上。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來說是勸國王行仁政以達到統一全中國的目的。所謂仁政，首先自然是要給農民田地和宅邸，讓他們能夠擁有更多的收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土地從哪裡來呢？自然是必須從現在擁有土地的人手中拿來了。這實質上是要地主回到領主、農民回到農奴的地位上去，在一些小國也許能夠實行，但是諸如齊魏等大國，是絕對不可能採用的。但是孟子的仁政學說中也含有不少獨闢蹊徑的積極思想，比如他認為得民心的人就能做天子，而失民心的人就是獨夫，獨夫是人人得而誅之的，而武王伐紂的事情所伐的就是獨夫而非弒君。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學說成為封建時代十分寶貴的一種政治理論。
孟子的哲學思想中認為性本善，這也是仁義學說的一個必然出發點。孟子的性善論從統治階級看本階級的性是善的，所以就延伸出本階級的理義自然也是善的。以此為標誌，被統治階級自然應該對這些理義表示順從，如果反對了，那就是性惡的禽獸。但實際上，事實確是相反的，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上在於維護剝削，而被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上在於反對剝削，如此南轅北轍的理義，又怎麼可能在“善”的基礎上達到和諧統一呢？
荀子認為子思、孟子是五行說的創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而比孟子稍後的鄒衍則擴大了五行學說，成為了陰陽五行家。在秦漢時，孟子一派的儒者與陰陽五行家相結合，得到了統治者的尊信。
《周易》講陰陽，《洪範》講五行，原本是解釋宇宙的兩種不同哲學思想，齊人鄒衍將兩種思想混合，改造成了唯心論，加強了它們的神秘性，創立了陰陽五行家。鄒衍著書五十六篇，約十萬餘言。
曾子、子思和孟子學派主要在於講仁義，其次才是天文歷數。但陰陽五行這個學派主要是講天文歷數，其次才講仁義。古代將天文歷數與天災人禍混為一談，迷信的成分極其濃重。鄒衍將陰陽消長與五行相勝配合起來，造出了五德始終，即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迴圈論與命定論，並大肆傳播，要人們一舉一動都聽命於鬼神天數。這種學說影響最為廣泛而久遠，可以說是戰國諸學說中最為有害的一種。
老子和莊周
《道德經》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據說其著者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李耳。在孟子的時候，孟子批評當時的各學派，但並未談到老子，說明在孟子時期，老子的學說還未曾盛行，老子應該是在孟子之後的。荀子已經開始評論老子，韓非子也發揚過老子的學說，可見老子學說的傳播應該是在戰國後期。
老子是一個極有智慧的古代哲學家，他觀察了自然天地以及世間萬物的變化，以及社會方面歷史、政治、人事等的成敗存亡禍福，他發現並瞭解到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個古代哲學家都更為廣泛和深刻，這種矛盾性被他稱為道與德。道指的是從一切具體事物中所抽象出來的自然法則或規律，《老子》一書中多用“一”來代表道。老子認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相對立，因為有對立才有所變動，而對立的正反兩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能夠互相轉換，即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而德是指宇宙間的一切具體存在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各個德綜合就成為一般的道，而一般的道表現為各個的德。老子以樸素的辯證法講論了一個人如何立身處世的方法，他的全部學說都貫穿著道德這個根本思想。
老子將“無”的學說應用在階級矛盾上，對統治者主張無為。他認為，民之所以飢餓，是因為統治者的食稅太多，民之所以難以治理，是統治者喜歡有為所致。老子主張小國寡民的政策，想要國家倒退到遠古的時代，國與國之間的居民自給自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希望將走向統一的社會分解成無數孤立的小點，把人們就拘禁在這樣的小點裡。這樣的思想正反映出了沒落領主們的思想，他們對未來悲觀失望，不敢向前看，於是只能去幻想遙遠的過去。
道家的學說比儒家學說保守得多。儒家認為，社會向前發展，只要加以限制，不讓變動太快就可以了。但在沒落領主的代表道家看來，社會的變動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老子的政治思想是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但他所觀察到的辯證法的規律，卻又是極其珍貴的，可以說，老子確實是傑出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哲學家。
儒家和道家都是封建統治階級不可偏廢的兩個重要學說。儒家是一條明流，擁護著貴賤尊卑的等級制度。而道家則是一條暗流，闡明瞭駕馭臣民的辦法，使統治者加強權力。孔子和老子兩大學派，一顯一隱，灌溉著封建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各個方面。
莊周是宋國蒙人。莊子的思想顯然是源出於老子的，他所說的人事極大部分是荒誕無稽的寓言故事，不可當真。《莊子》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是莊子所著，外篇雜篇共二十六篇，多是出自道家的偽託，並非全是莊子本意，所以要談論莊子，應該以內篇為主。
老子主張無為，主張放任自然，目的在於效法自然規律來治國、馭眾、固位、保身。但莊子卻是以“物不勝天”來作為學說的中心思想，說無可奈何的就是命，不可違背的就是天。他將無為闡釋為無是非，無成敗，無夢醒，無生死，無空間、時間，一切都歸於無。把放任自然說成了棄絕人世，不看不聽不吃不呼吸，一切都回到沒有人類的世界去。莊子極端厭世的悲觀思想和無邊際的辯說似乎是要將人類引導到毀滅的道路上去。可以說莊子已經完全失去了人與自然對抗的自信心。
莊子的思想雖然是源出於老子，但流派卻不同，所以在兩漢時候黃老並稱，而不稱作老莊。到了魏晉時期，才以莊配老，並稱老莊。
荀子與韓非
荀子反對孟子、墨子、老子、莊子，提倡禮義。荀子在儒家的地位和孟子是等同的，在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樣，他善於評論異家，是孟子之後最著名的儒者。荀子的弟子韓非雖然師承荀子，但其實已經脫出了儒家的範圍。韓非博採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了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完成了極端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是戰國時期最後的也是最合時宜的大思想家。
荀子對自然界的看法與孔子和孟子有極大的區別，和老子有些接近。荀子認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著一定的自然規律在執行，而並非鬼神命運等東西操縱。吉凶禍福在於人為而非天命，與其祈求上蒼，不如倚靠自己來創造生活。人對自然界，不能一味順從敬畏，恰恰相反，應該發揮人力來與自然鬥爭，使天地萬物都能夠為人所用。這種人勝天的思想反映了戰國時期生產力的顯著發展，同時也闡述了人與自然界間的一種關係。
荀子的學說中認為人能勝天的根本原因在於合群，而要合群，就必須有一定的規定，能夠合理地進行利益的分配，這樣，按照貴賤長幼的等級來進行分配，自然就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了。荀子把這個所謂的真理叫做禮，也稱為禮義。荀子認為，封建等級制度是和人類同時存在的永恆真理。
荀子還認為，人天生就有慾望，而有慾望就會有爭奪，也就是說，人性本來就是惡的，是因為學習了禮義才變惡為善的。而對於善的人，可以用禮樂來對待，但是庶民百姓一般是不知道禮義的階級，所以他們始終都是性惡的。而對於性惡的人，就要用刑罰來制服他們。荀子用統治階級的禮義來證明人性惡，其實從根本上說，合乎統治階級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惡。
荀子人生天地萬物的學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由此所造出的專制主義學說在當時也是合乎政治需要的。但荀子否認命運、鬼神，以及人性本惡等學說對於統治階級而言卻並不合用。統治階級需要利用鬼神、命運等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仁義、性善等來文飾自己的統治。故而，在形式上統治階級依然選擇孔孟的傳統儒學，荀子的地位也不得不落後於孟子。
韓非繼承了荀子的哲學與政治學，並且更推進了一步，失去了儒家的本來面貌，成為刑名法術之學。
韓非是戰國末總結諸子學說的大思想家，韓非思想的基礎是比荀子更為擴大的性惡論。他推崇老子，但其實，老子的宗旨在於柔弱無為，韓非的主張卻是剛強有為。韓非只取了老子法術，卻完全改變了老子的宗旨。
韓非思想以荀子思想為基礎，更進一步發揮，採取老子的術，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術，慎到的勢，創造了完整的極端專制主義政治理論。春秋時候，孔子主張復興周道來求得政治上的統一，反映了衰落的中央的政治需求。戰國前期，孟子主張施行仁政，從而拉攏農民階級，鞏固地主階級的地位。戰國後期，地主階級已經非常強大，開始公然和農民階級相對立，於是主張用專制主義來求統一的荀子出現。到韓非學說出現的時候，中央集權制度已經達到了完全成熟的時期，地主階級成為主要的統治階級，而農民階級自然也成為主要的對抗階級。
散文和詩賦的發展
炎黃族掌管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管文化的人叫做巫，當炎黃族和部分苗黎族混合成為華族以後，巫史兩種文化並存，相互鬥爭的同時也相互影響。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記事的同時也兼作詩。經書的文辭就分散文與詩歌兩類，散文又分為質言和文言兩種文體。質言詞句質樸，不加文飾，如《周書·大誥》、《康誥》、《酒誥》等篇。文言則都是史官精心所作的，條理細密，文字明白，如《周書·洪範》、《顧命》以及《儀禮》十七篇。詩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詩。體裁分為風雅頌三類。其中風詩吟詠情性，文化價值極高，同時也最為流行。
兩週的散文與詩歌經由孔子刪訂成為儒家專門的經學，師儒講經，或者是闡述其中的經義，或者是講明訓詁，已經和文學沒有多少關係了。文學的主流詩歌被尊為經，失去了活力，學生們只能背誦古詩三百篇，卻難以創作出新的詩歌一篇。在孔子之後，諸子並起，散文也隨之發展起來。諸子所著的書，主要是為了談論政治，闡述哲理，但其中所包含的寓言、故事、神話、隱語等往往雋永有味，和文學類似。
詩歌與音樂之間相互影響，不可分離。天子有掌管音律的大樂官叫做太師。太師負責選擇新的詩歌，經過一些修正之後給天子演奏，然後再流傳四方。《詩經·國風》中很多詩篇就是這樣被記錄下來的。
東周時期列國朝聘，賓主大多是以賦詩的方式來言志。賦是一種與歌不同，與誦有些相似的聲調，就是不用音樂，隨口朗誦幾句詩，由此來表達自己的意志。
新體文學的創作主要在南方楚國，其中最著名的創作者就是屈原。
屈原是《三百篇》之後推動文學到達更高境界，豐富了文學內容的偉大詩人。楚國的傳統文化是巫官文化，《九歌》就是巫師祭神的歌曲。屈原作《離騷》和《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的楚國方言。楚辭可以說是巫官文化的最高體現，到西漢時期，楚辭成為全國性的文學，辭賦文學開始燦爛發展。
屈原原本是楚國的貴族，後來被楚懷王放逐出朝廷，之後又被楚頃襄王流放到江南。屈原非常同情楚國人民，遭到昏君和佞臣的迫害之後，在憂愁煩擾中作了《離騷》。《離騷》的產生充分地表現出了他的天才創造力和高尚的政治思想，標誌著中國古代文學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最後，屈原作了《懷沙賦》，投汨羅江自殺。儒家部分儒者以儒家的經義來評價楚辭，這是很迂腐的一種看法，楚辭的價值正在於不受儒家經義的拘束，創造了全新的文學形式。
戰國時期的文化狀況
戰國時期，除了儒家、墨家和道家三大學派以外，諸子百家中還記載了不少關於自然的社會的知識，這些知識，或有所流傳，或僅存書名，或偶見徵引，雖然已經殘缺不全，但根據現存史料還是能夠推見當時大體的文化狀況。
天文歷算學
對於天象的觀測一向是國家的大政事，戰國時諸子中也有這方面的專家，陰陽五行家就是談天的一個學派。戰國時天文歷算家講天體，流行的學說是“蓋天論”，即認為天像一個圓盤那樣蓋在上面，而地則像一個伏在下面的圓盤。西周時期，用二十八宿來觀測太陽的執行，求得了朔日所在。到戰國中期的時候，楚國人甘德和魏國人石申測定了黃道附近大約一百二十個恆星的位置與其距離北極的度數，以此來觀測金、木、水、火、土五個行星的執行，他們所測定的記錄是世界最古老的恆星表。
地理學
從西周到戰國，中國的疆域一直在擴大，凡是華夏文化到達的地方，都稱為中國或海內。因為疆域的擴大，積累起了非常豐富的地理知識，由於各族之間有經濟、文化的接觸，故而也積累起了許多關於地理、民俗、特產和神話等的各種傳聞。其中有大約可信的傳聞，如墨子的《節葬篇》；也有荒誕無稽的神話，如《山海經·海外經》裡的貫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國家。戰國時期的地理學家根據地理知識和各種傳聞所著的書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比較確實的地誌，如《山海經》的《山經》、《周禮》的《職方氏》、《尚書》的《禹貢》與《職方氏》九州合圖、《尚書·禹貢》和《周禮·職方氏》有關九州的記載等。另一類則是真偽混雜，甚至偽多於真的傳聞，如《穆天子傳》、《逸周書》的《王會解》、《山海經》的《海外經》、《大荒經》等。
醫學
醫學是從巫術開始的，巫術治病主要是靠祈禱和咒術，但後來開始逐漸使用些酒、草等藥物。東周時，醫與巫開始分業，醫開始專門用藥來治病。戰國初期，李悝計算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費用，其中就有一項包括了疾病費，這說明在當時民間已經有了醫生，戰國時的醫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國時期的著名醫生有扁鵲，扁鵲著作《難經》，用人體解剖闡明瞭脈理和病理。扁鵲是自巫和醫分家之後，總結醫學經驗的第一人，同時又是切脈治病的創始人。
農學
戰國諸子中也有農家，專門總結農業經驗。《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就是農家學說的一部分。《漢書·藝文志》也有論耕種、積蓄、養蠶、種樹、養魚鱉、藏果實、看土壤、相六畜等的書。這些書中含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確實記載了不少和農業相關的知識。
制器技術
《周禮》中有所記載的器物就有數百種之多。儒家和道家的主張對手工業是有極其嚴重的阻礙的，儒家和道家都主張守舊，認為新的器械對統治者是有害的。而在戰國時期，由於戰事頻繁，儒家的思想已經無法阻止武器製造上的進步，連弩和鐵劍的製造就是一大進步，是戰國時期手工業的重大成就。
軍事學
兵法是戰爭中軍事指揮者高度智慧的表現。東周時期，北方的齊國和南方的楚國都是累積了豐富軍事知識的國家，尤其是齊國。孫臏所著的兵法十三篇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漢初期，張良和韓信整理兵書，共整理出了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戰國的兵家佔了絕大多數。可見，戰國時期，兵家是諸子百家中最為活躍的一家。
藝術
戰國時期的器物製作精美，《韓非子·外儲說》中記載，一個畫家為周國君在竹片上作畫，用了三年時間才完成，但看不出畫了什麼東西。清晨的時候放在視窗，突然看見竹片上有龍蛇禽獸車馬人物各種形狀。《喻老篇》中又說，有一個宋國人用象牙雕刻楮葉，用了三年時間才完成，放在真的楮葉裡都難辨真假。如果這些記載是事實，那麼說明戰國時期的藝術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