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在江蘇蘇州,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得以當家作主,不管是工人還是農民,都幹勁十足,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當中來。
因此,老百姓那是起早貪黑,為了白天有充分的精力幹活,到了晚上就睡覺,即使是像蘇州這樣的城市一到了晚上,大街上也很安靜。
然而一個叫趙世清的紈絝子弟可不管那一套,與幹勁十足的工人和農民形成鮮明的對比,每天就講究吃喝玩樂。
趙世清家裡雖然沒了產業,但是就他住在蘇州城裡姑蘇區通關坊裡的這一處“趙公館”,就讓過往的老百姓好不羨慕。
通關坊是唐宋時期就著名的古坊,能在這裡住的人,在解放前那是非富即貴。
趙世清仗著這份家業,吃喝不愁,不肯安分過日子,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賭博。
在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為了提升社會風氣,是嚴厲打擊剿匪、反霸、禁毒、賭博等行為的,群眾有線索的情況下,可以進行檢舉、揭發,由公安機關進行懲處。
因此,大家都不敢明著賭,這個趙世清卻嗜賭成癮,為了賭博,把一些賭徒招到家裡來,晚上偷偷的賭,他還能抽一點水。
因為他家很大,旁邊鄰居也聽不到,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也沒被公安機關抓住,趙世清也每天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
5月初的一天晚上,趙世清像往常一樣把賭客們都叫到家裡來賭,到了晚上12點,正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也是這個小賭場賭在興頭上時,他家的大門一下子就被撞開了,從外面傳來一陣吵雜的聲音。
趙世清和這些賭客當即反應過來,這肯定是來“抓賭”的了,一般抓賭抓當場,要人贓並獲才算,他們是“門清”, 當即拿起錢就開始跑。
通常情況下,負責抓賭的都是管治安的,人數並不是特別多,他們二三十個人一鬨而散,往往總能跑出去一些,跑出去就是幸運的,抓到誰誰認倒黴,這是他們長期賭博摸索出來的經驗。
等趙世清和眾賭徒衝出房門一看,一群公安早就把房子圍得水洩不通,跟以往不一樣,這一次公安們還帶著黑洞洞的“傢伙”,臉上還打著雞血的賭徒們哪見過這等場面,當即舉起雙手放腦袋上,到一邊站得整整齊齊的。
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公安鏗鏘有力地說:“誰是這家房子的主人?”
二三十個人,沒一個吱聲的,空氣中沉默了好一會兒,就在大家沉默的時候,問話的公安直接子彈上膛,對天開了一槍,給大家嚇得一顫,年輕公安又問:“聽不懂話嗎?”
賭徒們哪見過這等場面,抓賭哪有帶槍的,這一看就不是一般的抓賭的,大家紛紛指向趙世清,趙世清都被嚇破膽了,見這個形勢,也只好硬著頭皮舉了手。
沒等他說話,年輕公安就下了命令:“所有人一起帶回去。”
帶回警局後,其他人被批評教育後,沒收了賭資然後做了登記,就放出去了。
只有放賭的趙世清沒有被放,負責審訊他的,還是之前開槍的年輕公安,公安問他:“你叫什麼名字?知道聚眾賭博是什麼罪嗎?”
趙世清已經沒有之前那麼緊張了,擅長賭博的他,更擅長分析事物,他冷靜地回答說:“我知道我被捕的原因,你們搞這麼大的陣仗,是想找我父親趙繼賢吧?”
年輕公安看了一眼趙世清,沒有想到這小子這麼雞賊,竟然這麼快就猜到了。
原來這位年輕公安叫高其智,雖然只有23歲,卻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老戰士,年輕輕輕就是蘇州市公安局中區分局調查股股長。
此次他受蘇南行政公署公安處處長丁兆甲的委派,負責偵破尋找反革命分子趙繼賢。
尋找趙繼賢是中央公安部發出的通報,並指出他就在蘇州,要求蘇州公安機關緝捕。
高其智先是查詢到趙繼賢家在姑蘇通關坊的“趙公館”,卻並沒有趙繼賢的影子,只有他的兒子趙世清在家。
高其智知道,想要找到趙繼賢,只能從他這個兒子趙世清入手,但是想要直接詢問,趙世清肯定不會供出自己的父親。
思前想後,高其智發現趙世清每天晚上都在家裡聚眾賭博,因此想到以抓賭的名義先把他抓到公安局再說。
當時政府三令五申打擊賭博,只要抓到賭博,一律嚴懲,趙世清又是聚眾賭博,罪加一等。
透過查訪,高其智還發現趙世清以前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連長,並未到公安機關登記,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鎮壓反革命分子,所有在國民黨軍隊和政府中任職的人,都要到政府登記備案,以配合調查,很顯然,趙世清是違背了政策。
高其智也不跟他廢話,對趙世清說:“你是聰明人,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你爸做了什麼你清楚,他能夠逃得初一,還能逃得了十五嘛?”
趙世清想了想說:“我願意交待,我父親現在住在蘇州閶門西街34號或36號,化名趙博學,你們去哪裡一打聽就知道了。”
然後趙世清又提供關於他爹的樣貌特徵,以及人物關係,高其智立即上報,蘇州市公安局立即展開佈置,前往蘇州閶門西街去抓捕趙繼賢。
那麼,這個趙繼賢究竟犯了什麼樣的罪,公安機關要這樣大費周章去抓捕他呢?
說起來,這個趙繼賢可是惡貫滿盈,手上沾滿革命同志鮮血的大壞蛋,是1923年2月7日,負責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流血事件的主要兇手。
1923年2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高舉反帝反封的旗幟,為了維護工人們的利益,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因為罷工時間發生在2月7日,因此又稱“二七罷工”。
這次罷工承接1922年1月香港海員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的頂點,影響力十分巨大。
當時的湖北地區屬於北洋直係軍閥吳佩孚的勢力範圍,為了遏制工人運動,吳佩孚的爪牙、時任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對工人運動進行了血腥鎮壓,包括二七工人運動領袖林祥謙、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等人慘遭殺害。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對給工人運動帶來沉重的打擊,趙繼賢在製造慘案後卻逍遙法外28年之久,在新中國成立後,公安機關怎能讓其繼續逍遙?
趙繼賢出生於1885年,山東歷城人,早年就讀於京師法政學堂,這是清末新政時在北京建立的學堂,以培養新式政治、法律人才為宗旨,實際上已經成為北洋軍閥為自己培養親信的地方。
清朝被推翻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當政,趙繼賢本是山東人,因此投靠了北洋軍閥中的吳佩孚。
當時京師法政學堂算是中國的高等院校,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以“軍師”的身份而被人熟知,所以還比較欣賞從法政學堂畢業的趙繼賢。
本來袁世凱死後,是以段祺瑞為代表的皖系軍閥當政,但是很快與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係軍閥發生矛盾,並於1920年發生直皖戰爭,直係軍閥大獲全勝,基本掌握北方話語權。
吳佩孚在這次軍閥混戰中一鳴驚人,並被任命為直豫魯巡閱使,基本掌握了直隸、河南、山東幾省的地盤,隨即他又奪取了江蘇、陝西部分地盤,以及湖南、湖北等省份,一時走上巔峰。
隨著吳佩孚勢力範圍的增大,善於阿諛奉承的趙繼賢也跟著一飛沖天,先後被任命為京漢臨時軍用管理局局長,直、魯、豫巡閱使署軍法處處長,保定陸軍稽查處處長等職。
1922年1月,趙繼賢更是被任命為京漢鐵路局局長,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巔峰。
為什麼一個京漢鐵路局局長就是人生巔峰呢?京漢鐵路是盧溝橋、鄭州至漢口的鐵路,是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也是當時中國南北鐵路的大動脈,正好將直係軍閥勢力範圍內的地盤連結起來,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
吳佩孚能夠將如此重要的職務交給趙繼賢,也見對其的器重,為了報答吳佩孚的知遇之恩,趙繼賢選擇壓榨工人的方式為吳佩孚謀取利潤,當然,在給吳佩孚謀私他也在給自己謀私利,要知道,京漢鐵路上的工人多達三萬人,只要從每個人的身上咔嚓點油水,就能有花不完的錢。
他剛剛上任,就制定出一套專門壓榨工人的制度,並專門執行,這個制度有多坑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其中有一條就是不讓工人取暖,京漢鐵路地處北方,以往冬天的時候,為了取暖,工人們就會圍在一起烤火,趙繼賢上任的時候正是一月份,在視察的時候,自己穿著特別厚,感覺不出寒冷,看到工人在烤火當即發怒,並且下令所有的工人在再烤火取暖就罰錢,在他看來,只要幹活的話,工人就不會冷。
冬天的時候,北方的天都比較短,工人們都是做完工後早早就下班了,這又被趙繼賢看到了,當即規定,每個工人每天工作至少10個小時以上,不然還是罰錢。
他還嚴格要求工人不能遲到早退,一旦發現還是罰錢,遲到兩次就開除。
除此之外,他還降低員工伙食標準,吃不飽飯的工人因此提出要加薪。
聽到工人們的訴求後,趙繼賢告訴手下的人說:“工人就不能讓他吃飽,吃飽了就不幹活了,非得叫他們捱餓不可……”
在他上任三個月左右,工人們就已經被扒了一層皮,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還不至於餓死。
等到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系軍閥張作霖開始與皖系的段祺瑞合作,並聯絡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權,開展反直鬥爭。
1922年4月28日,張作霖自任總司令,率兵12萬對直系發動總攻擊。
直系以吳佩孚為總司令,選擇以保定為大本營,抵禦奉系的攻擊,因為吳佩孚的勢力包括兩湖地區,大量兵力和物資需要從漢口運往北方,這個時候京漢鐵路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
然而讓鐵路工人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在做出巨大貢獻的時候,趙繼賢為了籌集軍費給吳佩孚打內戰,竟然公然剋扣工人工資,下令每月只給工人發四分之三的工資。
這可直接讓工人們過上吃不飽穿不暖的悲慘生活了,趙繼賢的手段比當時很多資本家還要過分,激發了工人們的憤怒。
當時工人們內都流傳一句打油詩:“成年累月做馬牛,吃喝如豬穿如柳。軍閥刀鞭沾滿血,工人何時能出頭!”
實際上,早在京漢鐵路大罷工之前,在湖北地區的工人運動就已經此起彼伏,在1021年10月爆發的粵漢鐵路武株段機車處罷工就開啟了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在接連起伏的罷工運動中,工人們逐漸懂得了,想要改善生活,就必須要進行鬥爭。
而為了保障工人的權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工會籌備會於1923年1月5日在鄭州開會,決定於2月1日正式舉行成立大會。
籌備工作是公開進行的,為了能夠順利取得工人的權益,工人代表還特意通知了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
趙繼賢迫於工人們的壓力,不敢不同意,但是他又深知,一旦總工會成立,自己再要剝削和壓榨工人將會很困難。
為此,趙繼賢暗地裡給吳佩孚發密電,要求吳佩孚禁止該會成立。
當時京漢鐵路有三萬多名工人,如果他們團結起來的話,將會更有力地跟北洋政府對抗。
於是吳佩孚電令駐紮在鄭州和信陽的十四師師長靳雲鶚,要他“務祈麾下迅飭予為防患,切實監視,本路幸甚,地方幸甚,即飾予為防範,設法制止為盼。”
實際上就是做好鎮壓工人運動的準備,在吳佩孚的支援下,反動勢力更為囂張跋扈。
為了恫嚇工人群眾們,在1月28日,鄭州警察局局長黃殿臣帶武裝警察到總工會,制止工人開會。
2月1日清晨,正是計劃成立總工會的日子,但是這一天鄭州緊急戒嚴,軍警荷槍實彈,沿街排列,嚴陣以待。
然而工人代表們並不懼怕,在上午10點鐘整,工人代表們便向預先定好的會場普樂園進發,很多就受到了當局武裝軍隊的阻攔。
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代表們不顧阻攔,奮不顧身上前撕去門上的封條,衝到會場中當即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了。”
惱羞成怒的反動軍警,隨即以武力方式侵佔總工會會場,並將回到旅館的工人代表包圍,不讓他們自由走動和交談。
隨後,反動軍警又將總工會會所內的一切檔案和物品盡數搗毀,各地代表和來賓也被勒令離開鄭州,很多工人被逮捕。
當天晚上,京漢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於2月4日發動全路總罷工,以抵抗反動軍閥的武力壓迫。
同時提出復工的5條最低條件,第一條是要求交通部將京漢路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雲,並要求撤職查辦鄭州警察局局長黃殿臣;
第二條是要求鐵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的6000元損失;
第三條是所有被軍警拘留的東西,都要求歸還,並讓出總工會會所;
第四條是要求工人每個星期都享有帶薪休息的權力;
第五條是要求過年時能夠給工人放年假。
只要當局答應這5個條件,工人們就會如期復工,這些在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請求,卻被反動當局無理的請求。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大家決定將總工會轉移到江岸,會議決定立即成立總罷工委員會,統一指揮罷工行動,林祥謙、曾玉良等為江岸罷工負責人。
林祥謙是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他出生於福建閩縣一個農民家庭,後來到馬尾造船廠當學徒,後來掌握了鉗工技術,並通過了技工考試,於1912年進入漢口鐵路工廠當鉗工。
為了改善勞動條件,提高收入,林祥謙一直帶領工友們和工廠做鬥爭,在京漢鐵路大罷工籌備期間,林祥謙成為重要的工人領袖。
2月2日,林祥謙回到江岸,召開會員大會,傳達了總工會發動大罷工的決定,號召工友們準備與軍閥做抵抗,為了組織工人,林祥謙組織了宣傳隊,到處張貼標語,發傳單,揭露敵人的罪惡行徑。
為了瞭解敵人的動態,林祥謙指揮成立調查隊,擴大工人糾察隊,在必要的情況下,還趕製了鐵棍和木棒的傢伙,準備自衛。
到2月4日上午9點,鐵路當局仍然沒有答應工人們的請求,於是京漢鐵路總工會下令:4日中午12時全體工人總同盟罷工,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大罷工就這樣開始了。
在罷工開始後,京漢路全路客車、火車、軍車全部停駛,車站、橋樑、工廠一律停工。
在三個小時內,長達1200餘公里的京漢鐵路,30000多名工人一塊停止了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趙繼賢立刻慌了神,他沒有想到工人們會如此的團結,總罷工第二天,趙繼賢就在京漢鐵路北段長辛店發出佈告,限工人在12個小時內復工,如不復工,一律押解出境還要追繳以前的薪餉。
趙繼賢還妄想用這種恫嚇的手段來威脅工人們,竟然提出這種蠻橫無理的佈告,合著工人不想幹了,以前的工錢拿不到,連在這生活的權力都沒有了?
趙繼賢的這種行為,直接激怒了工人群眾,大家很快列隊開始遊行示威。
趙繼賢之所以這樣猖狂,是因為他並未坐以待斃,而是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他強迫運來126名新工人,在數量不夠的情況下,又挑選500士兵,加緊訓練開車,準備用以替代工人。
然而這點人數簡直是杯水車薪,要知道整個京漢鐵路上是3萬多工人,就這千八百人根本不夠幹啥的。
趙繼賢一看文的不行,只能動武的,他透過密電吳佩孚,暗中調兵遣將,湖北督軍蕭耀南派遣鎮守使署參謀長張厚生帶兵到達鄭州後,開始緝捕工會委員及其他志願,相繼11人被抓捕,在進行嚴刑拷打後,並準備押送保定。
2月6日,3000多工人群眾齊集軍營門口,一起呼喊,要求釋放被捕工人,讓人沒想到的是,反動武裝竟然開槍進行掃射,工人群眾四散逃開,反動武裝又以馬隊進行驅趕和踐踏,當場打死3人,造成30餘人受傷。
因為京漢鐵路的意義不至於給軍閥運兵,還充當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工具,在大罷工的同時,帝國主義代表當即不幹了,向北洋軍閥政府抗議,要他們趕快恢復生產。
英國駐漢口總領事勞靈費爾在6日召集蕭耀南的代表和一些外國資本家在領事館舉行秘密會議,策劃鎮壓罷工的陰謀。
蕭耀南
有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援,反動軍閥們更加肆無忌憚,2月7日,他們終於暴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把屠刀伸向了工人群眾。
當天下午,在吳佩孚的指示下,湖北軍閥蕭耀南派出兩營全副武裝計程車兵包圍了江岸總工會,林祥謙帶領工人群眾們與軍警據理力爭。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反動軍警直接把林祥謙綁到車站電線杆上,威脅其讓工人們復工。
林祥謙堅持要復工可以,但是必須答應工人們的請求。
在這個時候,反動軍警開始製造慘案,開槍打死工人糾察隊長曾玉良、梅才泳、胡興順等37人,被打傷的有27人。
因工人們不肯復工,反動軍隊又包圍了工人宿舍,逮捕了工人。
鎮守使署參謀長張厚生再次逼問林祥謙:“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
林祥謙斷然拒絕說:“血可流,頭可斷,而工不能復!”
張厚生便讓劊子手動刑,林祥謙右臂被砍掉,身中七刀而壯烈犧牲,與此同時,京漢鐵路上的鄭州、長辛店等地,也發生了軍閥殘酷鎮壓工人運動的暴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在“二七慘案”中,京漢鐵路全線犧牲的烈士多達52人,受傷者300餘人,被捕者60餘人,被開除者1000餘人。
在製造如此殘酷的慘案後,趙繼賢為了掩蓋罪責,竟然歪曲事實,說是慘案的發生是因為“工人以手槍和士兵衝突,致遭傷亡。”
喪盡天良的趙繼賢還不讓受傷的工人就醫,也不讓他們出境,就看著他們疼痛難忍,如果哪個工人給工會辦事了,他就向家屬追剿薪餉,把人往絕路上逼。
在慘案發生後,趙繼賢指揮軍隊強迫工人上工,並威脅到不上工的“就地正法”。
吳佩孚本來威望很高,但是在“二七慘案”當中的表現實在是讓人失望,很快也失去了民心,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大戰中慘敗而歸。
1925年1月1日,吳佩孚抵達漢口,蕭耀南不願意讓他留在湖北,吳佩孚差點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可見其已喪失民心到何種程度。
後來張作霖與吳佩孚達成和解,並聯合組建北京政府,但是在浩浩蕩蕩的北伐軍隊攻擊下,吳佩孚根本不堪一擊,部隊接連敗北,10月10日,武昌被攻破,吳佩孚逃往河南信陽,二次北伐時,吳佩孚再次失敗,從此一蹶不振。
在吳佩孚倒臺的時候,他的爪牙趙繼賢也如喪家之犬一樣惶惶不可終日。
本來以趙繼賢乾的壞事,最應該被嚴懲,但是由於蔣介石背叛革命,與舊地主豪紳沆瀣一氣,也就沒有人追究他的罪責了。
趙繼賢多年壓榨工人,搜刮民脂民膏,在很多城市都購置大量天地和房屋,十分闊綽,其最大的一處房子就是蘇州通關坊裡購自前清一個大官僚的房子,老百姓都稱趙繼賢家為“趙公館”。
淡出政治的趙繼賢成了蘇州地區屈指可數的富貴人家,吃喝用度奢靡至極,比落魄後的吳佩孚都不知道要好多少。
然而解放戰爭的打響,讓趙繼賢十分懼怕,他知道自己欠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一個交代,如果共產黨取得了勝利,不會有他的好。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後,南京和蘇州相繼解放,趙繼賢想變賣房產,逃往香港,但是他家的房屋和土地實在太多,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誰也拿不出那麼多錢來購買,一時無法出手。
他跑到廣州深圳,發現出境困難,又捨不得辛辛苦苦貪汙下來的產業,於是又回到了蘇州。
趙繼賢先是讓大兒子趙世清在報紙上登報宣佈與其脫離父子關係,然後自己隱姓埋名,找了一處地方隱居了起來,他的“趙公館”就交給了兒子,並告訴兒子,無論如何也不要告訴任何人自己的住處。
在建國初期,因為公安機關剛剛建立,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也沒有人過問趙繼賢在歷史上所犯下的罪惡。
但是他犯的那些罪行,共產黨人一直給他記著呢,1950年初,中共中央公安部發出通報,列出了趙繼賢的簡歷和所犯的歷史罪行,並指出他本人就在蘇州,因此要求蘇州公安機關對其進步緝捕。
因此才有了文章開篇,蘇州公安幹警高其智以抓賭的名義將趙繼賢的兒子趙世清抓捕到公安局,從而使其將趙繼賢隱匿的地方查出。
經過進一步查實,在閶門西街34號的一座樓房上,住有一個老頭子,他在派出所報的自己的歷史情況與中央公安部通報基本吻合。
據群眾反映,這個老頭很奇怪,自從住到這裡就沒下過樓,所有事情都是由他的老婆去辦理,因此公安機關初步認定這個老頭就是趙繼賢。
得知趙繼賢的蹤跡後,蘇南行政公署公安處處長丁兆甲帶著高其智,來到閶門西街34號,見樓下沒有人,他們就上了樓上。
已經很久沒有下樓的趙繼賢,此時正盤腿坐在一個圓墊子上,前面擺著一尊小佛,突然發現家裡來了兩個陌生人,當即緊張起來,連話都說不出來。
丁兆甲指著他家裡供奉的一個小佛說:“你修行修得太晚了!”
一句話讓趙繼賢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當即頭皮發麻,嘴裡顫顫巍巍嘟噥著:“過去的事情都是吳佩孚、肖耀南乾的。”
丁兆甲也不跟他廢話,直接說:“那你跟我們走一趟,去說清楚就是了。”
趙繼賢被捕的事情很快引起軒然大波,別看他現在雖然是一個老頭,但是他所犯案件乃屬於全國特大鎮反案件,中央特別指示,需要在鄭州、漢口兩地宣判。
1951年7月16日,武漢市人民法院在漢口江岸車站附近召開公審大會,公開審判了鎮壓“二七罷工”的罪魁禍首趙繼賢。
會場正中掛著“京漢鐵路工人控訴二七慘案禍首趙繼賢罪行大會”的橫幅,旁邊還有林祥謙烈士的遺像。
參會的有武漢市各界代表和鄭州、長辛店等地的鐵路工人代表以及烈屬代表等,人數近萬人。
武漢市人民法院院長張雪濤擔任審判長,武漢市市長吳德峰也參加了大會。
宣佈開庭後,市人民檢查書副檢察長吳傑宣讀起訴書,接著由林祥謙烈士的愛人陳桂貞等8人進行了血的控訴,“28年前的深仇大恨今天在共產黨領導下,終於得報了”。
在聲淚俱下的指控下,參加公審大會的群眾紛紛高喊,要求槍斃趙繼賢,趙繼賢在臺上早已被嚇得目瞪口呆。
在庭訊調查中,審判長宣讀了當年趙繼賢拍給軍閥吳佩孚關於鎮壓罷工的電文。趙犯在人證物證面前不得不低頭認罪,他承認自己對鎮壓“二七大罷工”負主要責任。
最後審判中當庭宣判了趙繼賢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那些剝削工人的才慘,除了留家屬生活費外,全部沒收。
審判大會後,趙繼賢很快被綁赴江岸車站林祥謙烈士原來犧牲的地點就地槍決,為死去的烈士們報了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