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3日，習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
為什麼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我們可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來認識理解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會議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
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1976年10月，我們黨一舉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極其嚴重，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是非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澄清，廣大幹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方針和政策，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標誌著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的結束。全會衝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對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重新確立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國經濟遇到嚴重困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決定從 1979年 1月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富有遠見地提出了對黨和國家各個方面的工作進行改革。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全會作出的這項決策，解決了1957年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由此，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推動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圖為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全會強調要充分發揚民主，提出要實現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務，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出以陳雲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會召開後，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理論武器——鄧小平理論，就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過去一段時間裡，我國處於封閉狀態，經濟發展受到限制。鄧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正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和開始起步的。全會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基於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基於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於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開始了中國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從此，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幕拉開，鄧小平理論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轉折點而載入光輝史冊，其重大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愈益深遠。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編輯：龍亞蒙
主管|國防大學政治工作部
主辦|國防大學政治工作部宣傳處
值班編輯：李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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