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澤東贊為“老朋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斯諾於1936年6月初赴陝北採訪，4個月後返回北平。1937年10月，他的採訪錄《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後，立時轟動了歐美各國，西方輿論高度評價：此書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與描述，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
聯絡救亡志士合力翻譯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諾來到上海，會見了同為記者的文化界救亡領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一冊相贈。胡愈之閱讀後，頓覺眼前為之一亮，萌生了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對中共領導下的陝北這塊“未知地”，有一個真實而全面的瞭解。
於是他付諸行動，四處奔走，聯絡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他們分別是：林淡秋、王廠青、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連他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們講了翻譯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構想及意義，大家一致贊同，當下將全書拆開，各取部分章節，分頭翻譯。
12人都是專家，未滿一個月，各自翻譯完畢，理順潤色後，交到胡愈之處。胡愈之夜以繼日，對各人譯文作了認真校閱，發現疑難文字及時與斯諾磋商，力求準確達意。最後在文句上再作修飾，使之從頭到尾渾然一體，風格如一。
瞞天過海的“地下”出版
書是譯成定稿了，出版卻碰到了難題。
當時的上海已被日寇侵佔，只剩下稱之為“孤島”的租界。胡愈之連走了幾家日佔地的出版社，都是無果而歸，是因為出版商擔心事洩遭日軍殘暴鎮壓而不敢接受。至於租界裡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宣佈在中日衝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絕了胡愈之送上門來的“生意”，以免引來麻煩。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廢，決計作瞞天過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熙路安樂村一七四號，掛起了有名無實的出版社招牌——復社，將書稿交與熟識的商務印書館工人印刷裝訂。
印刷工人熟識、敬仰心懷正義感、愛國情的胡愈之，甘冒風險接受下來暗中印刷。當他們知道胡愈之籌措資金一時不能到位，欣然答應先把書印出來，待賣了書後再付印刷費。
翻譯此書的11位同仁，也都明確表示盡義務不要稿酬。
買紙張的錢，也是胡愈之採取秘密推銷預訂的辦法，預收書費每冊1元，用於支付第一版的紙張錢。
作者斯諾助一臂之力
書的原作者斯諾，早在來華之初，就耳聞目睹了中華民族飽遭內憂外患，決心要對中國的老百姓有所幫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於度外，潛赴陝北採訪，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而今，為使中國民眾真實地瞭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蘇區，對胡愈之翻譯出版此書給予大力支援。
除了對原作作了修改補充外，增加了在“紅色中國”採訪時拍攝的大量照片，包括毛澤東穿紅軍服、戴紅五星八角帽的半身照片，斯諾自稱這是為毛澤東拍的眾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張。
斯諾還將版權無償贈送給了胡愈之。他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表白：“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的出版機關。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的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於中國會有些幫助。”
掩敵耳目另起書名
關於中文譯本的書名，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為考慮到其時日寇視共產黨為死敵，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的話，這“紅星”兩字就會引人注意，於發行大有影響，於讀者也不安全。為掩敵耳目，他最後敲定，把書名改作《西行漫記》，乍一看，還以為是一本遊記吶！
只短短2個多月，中譯本《西行漫記》問世，第一版印了1000冊，胡愈之透過秘密渠道送到讀者手中。因為內容都是神秘“紅色中國”的人和事，誰不想知道？又因胡愈之毫不營利而只收工本費，故而成了搶手貨。一傳十，十傳百，銷路大開，不只行銷日佔區、國民黨統治區，還暢銷港澳及五大洲華人區。
半年多時間裡，《西行漫記》重版了5次，印數高達8萬餘冊，盜版本更是多不勝數。其時國共已重修舊好攜手抗戰，有的國民黨官員也對《西行漫記》產生濃厚興趣，他們有心瞭解共產黨的真面貌，故而爭相買來閱讀。
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西行漫記》，就是根據當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譯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西行漫記》書名下，加上“原名：紅星照耀中國”。
來源 | 學習時報
編輯｜可意
編審 | 止戈
稽核 | 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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