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的大會在北京舉行。彈指一揮間,距離那場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革命已經過去百年,籠罩在歷史煙雲中的面孔與回憶也愈發變得模糊。時至今日,我們又應當怎樣去認識當年的風起雲湧,槍林彈雨呢?那場付出無數人生命的革命,又是怎樣影響我們今天生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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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傳統史學觀念以“衝擊-回應”模型解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即西方的殖民侵略誘發了國內不同階級以不同方式的回應。
那麼在這個模型中,鴉片戰爭的重要性自然可以無限拔高。在這場戰爭中,老天爺給已經掃平所有傳統威脅的天朝送來了洋人,帝國以一個不情不願的姿態被拖進了近代社會。
但以國內傳統的治亂迴圈史觀來看,鴉片戰爭與過往的蠻夷扣關以求互市也無甚區別。只不過這次的蠻夷是來賣鴉片的。
即使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克北京,在唐宋時代也不是沒有發生過。但這一次卻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天朝面對的,是一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上全面佔據優勢的對手,是一個從未面對過的空前強大的文明體系。
作為傳統天朝文化圈中並不甚強的國家,日本在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後便迅速擊敗同光中興、大辦洋務的清帝國。這種挫敗與絕望感迅速席捲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們。
當知識分子們尋求的自上而下的從體制內救亡的努力失敗後,帝國的衰朽已經徹底不可逆轉。而義和團的怒吼則代表著北方自耕農和小地主最後的嘗試,當這最後的氣血被朝廷背叛而耗幹後,帝國已經沒有任何真正的基本盤。
此時的帝國已經是行將就木的老人,一個不管做什麼都會製造更多敵人的末世政府。儘管此時朝廷相比其他王朝晚期依然有著鉅額的財政收入,但作為一個從政府-社會-文化全面失敗的政權,晚清實際上已經做不成任何事情了。
從道統上而言,孔孟儒學-明清理學已經失去了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從法統上而言,這個政府已經不能讓各階層相信他是得到天命的了;從治統上而言,晚清已經無法有效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了。
所有人都盼著這具行屍走肉儘快死掉,因為晚清一次又一次讓所有人失望。
那麼,在重整山河,再造華夏之前,必須徹底毀滅清朝。實際上此時革命黨人對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並未考慮,甚至連革命本身的思考也顯得極為幼稚。革命黨人此時只有鬆散的組織,並未建立屬於自己的組織嚴密的政黨與政治上可靠的軍隊。
因此,這些依靠會道門、流氓無產者、舊軍隊中革命同情者的起義,大都迅速被撲滅。從廣州到鎮南關再到黃花崗,無數革命烈士的鮮血被輕擲。武昌起義能夠成功,倒不如說清帝國對革命黨人和社會的控制終於到達了臨界點,以及湖北新軍在保路運動中恰好進入了四川,造成湖北空虛所致。
要說辛亥革命的積極意義,首要便是滿清這不堪重負的破房子在臨門一腳後,終於被自身龐大的軀殼壓垮。其二,孫中山先生為南方的這群無頭蒼蠅般的軍閥們帶來了民族主義和共和意識,因此儘管袁世凱手握北洋六鎮強軍,也無力迴天,只能與革命黨人坐下來談。
但除此以外,辛亥革命成功再造中華了嗎?
我們不妨從三個層面分析。對傳統的華夏帝國而言,首要的便是政治層面上的中央集權政府與科層制官僚體系。他們是帝國最本質的象徵。大一統帝國有足夠剩餘產品,供給上層建築,而這架中央集權機器的平穩執行又維持著大一統帝國的社會形態再生產。數千名不需要懂微積分和歐式幾何的進士便能夠維繫其靈活運轉。
但進入二十世紀,這架機器已經嚴重過時了。必須像歐美一樣,建立一個需要數萬乃至數十萬名接受過國民教育的公務人員,組成政府來處理天量資訊,保證各項資源有序流轉。
從社會組織的層面上,由於帝國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務人員參與到社會生產的最底層,並驅動最小單元,也就是家庭與小手工業者,創造社會財富。因此社會必然有著大量具備自組織能力的單位負責基層治理。這些單位通常表現為結社、莊園、鄉紳地主、宗教寺廟等。
在舊時代這些單元有效保障了社會穩定與剩餘產品收集。但在新時代同樣顯得不合時宜。正是由於這些中間階層的存在,國家無法充分動員每一個人,同時自耕農和手工業者生產的大量社會財富,淤積在他們手裡,無法投入社會再生產。
庚子賠款的4.5億兩白銀讓清朝和民國還了三四十年,而普法戰爭中法國的戰爭賠款是50億法郎,約合12.5億兩白銀,法國政府僅用三年就全部還清。
從文化層面的角度看,傳統華夏帝國依靠特定的意識形態提供道統,這往往是一個包含了宗教和禮法的混合形態。它能夠為帝國內每一個個人乃至政治實體解決以下問題:“我是誰”“我處在怎樣的一個共同體”“共同體有著怎樣的集體敘事和共同權威”。
依靠孔孟儒學-程朱理學,明清帝國有效降低了社會的執行成本和治理成本,維持了一個數億人口大帝國的穩定。但同樣的,在共產黨宣言都問世數十年的晚清,這套敘事早已過時,被大多數人摒棄。可以說,所有的帝國國民都處於缺乏意識形態的無助與惶恐之中。
很顯然,只有從政權、社會、文化三個層面再造華夏,才能說革命取得成功。但辛亥革命顯然沒有完成這些,他只是摧毀了晚清,為後人留下了充分的創造空間。多災多難的華夏民族,依然需要無數英烈的血肉才能真正重整山河。
但這些要求全部施加在一場革命上,未免過於苛刻,革命本來就是摧毀一箇舊世界的,而建立一個新世界,則落在了共產黨人的肩膀上。共產黨和新中國才是辛亥革命最可靠的後來人。
新中國不僅建立了一個空前高效的政府,有效管理著14億人與每年100萬億人民幣的產出,還將國家與每個人緊密相連,在過去的疫情中,成功動員了天量的社會力量與資源,有效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則為全世界在西方舊秩序下受苦受難的數十億人,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
孫中山先生說,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於是我們八年苦戰,在國民黨龜縮於西南一隅之時,八路軍、新四軍橫掃華北華東,解放上億人民。
建國之後,先於朝鮮三千里江山苦戰十六國聯軍,中在世界屋脊打的印度人狼奔豕突,後於珍寶島北拒蘇聯,武功赫赫。而對岸小朝廷勾連美日,挾洋自重,把灣灣人民的血汗轉手送給洋人的軍火商。
孫中山先生說,民族民權民生。於是,新中國建國七十年,將一個原本比印度更窮的國家,建設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將舊中國帝國主義清理乾淨。而對岸小朝廷則大搞白色恐怖,在疫情時利用所謂高階疫苗斂財,水利基建多年不修缺水嚴重,百姓只能燒香拜佛。
相比之下,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所有對未來的憧憬,儘管在當時是空中樓閣,但卻在新中國的建設下逐漸成為現實。
《建國方略》中的宏偉藍圖,全部被高標準實現。而此時的對岸小朝廷,不僅走到了民族與國家的對立面,也走到了辛亥革命的對立面,繼續以孫中山先生繼承者自居可謂是厚顏無恥。
如果說時至今日,辛亥革命所期許的那個新世界還有一點缺憾的話,那麼便是“祖國尚未統一,同志仍需努力”。也因為於此,在紀念大會上,我們才會聽到那振聾發聵的語言:
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這不僅是對民族負責,也是對歷史負責,更是為辛亥革命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彼時彼刻,人民全力以赴砸爛的舊世界,就是為了此時此刻能夠建立一個新世界。
千軍萬馬過海峽,萬里驚濤把路開。這句二十多年前的豪言壯語,究竟會在多遠的未來變為現實,姑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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