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新城王氏家族注重家庭教育，人才輩出，科甲蟬聯，簪纓不絕，成為海內望族。因王氏家族中仕宦眾多，故有“王半朝”之稱。王氏家族在文化上有突出貢獻，出現了農學家王象晉、著名詩人王象春、王士祿和康熙詩壇領袖王士禛。由於王氏族人著述豐碩，被稱為“江北青箱”、“文獻世家”。
一、科第連綿的“王半朝”
新城王氏始祖王貴，本為山東省青州府諸城縣初家莊人。明朝初年，王貴因躲避當地發生的“白馬軍亂”，隻身來到新城縣曹村，為一趙姓大戶人家傭作，後在新城落戶成家。因諸城為古瑯琊地，所以新城王氏稱其始祖王貴為“瑯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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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貴有五個兒子，第五子名叫王伍。王伍家境日漸殷實，常常賙濟窮人，人稱“王菩薩”。王伍的勤勞致富，為新城王氏開展家族教育奠定了經濟基礎。王伍的長子王麟，是新城王氏家族中一位極為關鍵的人物。成化七年（1471）歲貢，曾任永平訓導、鹿邑教諭，官至潁川王府教授。他是新城王氏家族中第一個透過讀書步入仕途的人，開啟了新城王氏讀書仕進之路。他做的官職雖然不大，但擔任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職務，這對新城王氏形成重視家庭教育的家風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他精研《毛詩》，對王氏後人愛好詩歌、研究詩學、創作詩歌影響也很大。
王麟的第二子王重光（1502-1558），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參議。因奉旨入深山採伐大木，遇瘴氣而卒於貴州任上。嘉靖皇帝嘉獎他的忠勤，特加恩恤，贈太僕寺少卿，並敕建忠勤祠。王氏後人稱其為“忠勤公”。王重光是新城王氏家族的第四代，是王士禛的高祖，他是該家族第一個考中進士的人。王重光嚴於教子，他的8個兒子，除兩個早夭外，其餘6個均成就功名。6人依次為：王之翰（1524-1579），字爾寧，號羅峰，邑庠生，後補國子監生，累封禮部郎中，贈河南按察司副使；王之垣（1527—1604），字爾式，號見峰，王士禛曾祖。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卒後，詔賜祭葬，贈戶部尚書，以子象乾貴，贈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王之輔（1530-1588），字爾衛，號錦峰，嘉靖四十年（1561）舉人，歷官戶部員外郎；王之城（（1540-1602），字爾守，號會峰，恩貢生，歷官溫州府、淮安府同知；王之猷（1542-1599），字爾嘉，號柏峰，萬曆五年（1577）進士，歷官浙江按察使，淮陽兵備道；王之棟（1524-？），字爾隆，號雲峰，貢生，任高陽縣知縣。
新城王氏自明嘉靖二十年（1541）王重光中進士至清道光十六年（1836）王允灌中進士，295年間共出了進士29人、舉人40餘人、貢生100餘人。在29名進士中，明代14人。其中，王士禛祖父一輩，即“象”字輩最多，共9人。分別為：王象坤（1546-1588），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王象蒙（1552-1614），隆慶二年（1568）進士；王象乾（1546—1630），隆慶五年（1571）進士；王象鬥（1565-1600），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王象節（1568-1595），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王象恆（1569-1622），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王象晉（1561-1653），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王象春（1578-1632），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王象雲（1624-？），天啟五年（1625）進士。其中，王象乾官至一品，是整個新城王氏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人。王象乾、王象春均為東林黨人。閹黨編制《東林同志錄》，“以象乾列山東黨人之首。其群從兄弟同仕於朝者，不下七八人，皆有名。” 民間“王半朝”之說，大約就是指此一時期。現今聳立於桓臺縣新城鎮的“四世宮保”磚牌坊就是朝廷因王象乾功勳卓著，敕封王象乾及其曾、祖、父四代而建的。
晚明社會動盪，烽煙四起，明朝政權搖搖欲墜。新城王氏在崇禎四年（1631），遭受了明朝叛將孔有德的殺戮；崇禎十五年（1642），再被清軍殺戮，幾遭滅門之禍。明清鼎革之際社會的動盪不安造成新城王氏在科舉上一度出現衰落，直到順治十二年（1655）才有王士祿考中進士，成為新城王氏入清以來的第一個進士。在順治、康熙兩朝，新城王氏族人又先後有9人中進士。王士祿、王士祜、王士禛三兄弟均考中進士並詩才超群，聞名天下。新城“三王”在清初崛起於文壇，使王氏家族再度振興。
二、王氏家族的官宦門風
作為一名封建社會的讀書人，要實現報國之志，就要發奮讀書，透過科舉步入仕途。作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位進士，王重光極其重視對後人的教育。他曾制家訓雲：“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 ，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 。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而已矣。” 這則家訓，首先要求諸子要正心術，存道義之心；其次是正行跡，行道義之事；再次是慎交友，結交讀書之人；最後是要求慎言語，多言讀書之言。綜觀這則家訓，拈出的是“道義”和“讀書”四字，王氏一門，為官則效忠國家、清正廉潔，為文則華章疊出、著述等身，無不得益於這四字箴言。王氏後人將此家訓刻石立於忠勤祠。王象晉教育王士禛兄弟也“恆舉此訓”，並把它寫在廳事屏壁間，以作時時警示。王士禛兄弟之所以積極讀書應舉，先後步入仕途，也是秉承了這則家訓中關於“讀書”的要求。
言教之外，還有身教。王重光勤於王事，為國獻身，更是王氏後人學習的楷模。王重光曾任戶部員外郎，主持九江關稅，不貪一錢一物。而且勤於政事，開源節流，每年為國家節省漕糧數百石，受到嘉獎。在任貴州左參議時，正值北京重修三大殿，朝廷命王重光在貴州督辦採木。這項任務甚為艱鉅，朝廷所需大木一般在深山中，山高水惡，人跡罕至，且多阻撓，尤以雲貴彝民，控制通道，不斷騷擾。王重光受命後，走訪彝族父老，誠心結交他們，消弭民族隔閡，彝族人被其誠心感動，紛紛以所知異木向他報告。王重光深入果峽口、大落包、霧露溝等處，入密林叢莽，冒嵐煙瘴雨，不顧虎豹出沒，援藤乘舟，跋山涉水，親督採木。雖然身患重病也顧不得休息，歷盡艱難，圓滿完成了採木任務，及時解決了京師三大殿急用。王重光卻因勞瘁過度而病卒於任上。嘉靖皇帝以“忠勤可憫”褒揚之。三大殿建成後，王重光又被追贈為太僕，官至三品，備極哀榮。貴州士民公舉入布政司名宦祠，於永寧縣建立忠勤祠祀之。王氏後人也在新城建忠勤祠紀念他。其後世子孫稱其為“忠勤公”。自此，“忠勤報國”成為新城王氏之門風。
王士禛的曾祖王之垣著有《炳燭編》《攝生編》《歷仕錄》等。《炳燭編》分門別類蒐集了一些名人名言，有教育功能。而他的《歷仕錄》敘述他官場處事，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曾節錄數則以作家訓，其中有一條雲：“予（王之垣）為舉人時，以太僕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卹。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予謂縱賂得之，適足為先人辱，遂竟歸。歸督諸弟子侄晝夜閉戶讀書，相繼成立，竟得卹典。” 王之垣不靠賄賂權門為其先人獲得追封，顯示了他的耿直，此也是道義之一端。他督導諸弟子侄晝夜閉戶讀書，並使他們相繼成立，更是秉承讀書家訓。王之垣課子甚嚴，王士禛《池北偶談》說王象晉已大耋之年，猶“時時夜夢侍先曾祖司徒府君（王之垣），或跪受撲責，如過庭時雲”。 正是由於嚴教，他的三個兒子中，長子王象乾和三子王象晉均考中進士，王象乾官至一品，王象晉則著述等身。王之垣一生為官正色立朝，事上接下，皆以誠相待，有古大臣之風。他休致家居時，長子王象乾已經出仕，即將督兵上谷，他諄諄教導王象乾：“吾家世儒生耳，委爾於邊野，犯鋒鏑，不慈。以為難也而避之，逆上命，不忠。吾終不以慈廢忠矣。” 督促王象乾早日赴任。在王之垣的督促下，王象乾盡職盡責，戍邊20餘年，成為威震邊陲的一代名臣。
晚明朝廷黨派紛爭，國家戰亂頻仍，退出官場的王象晉在家著述課孫。他崇尚寧靜淡泊，與世無爭。王士禛在《自撰年譜》中說他的祖父王象晉“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常舉唐劉玭言誡子孫，無矜門第，務力學為善，故其家代有名人，有家法之善，有以維持之也。” 王象晉曾撰一聯雲：“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 他的寧靜淡泊、勤於著述對王士禛影響頗大。王士禛在官場上和易沖淡、平易近人，就得益於王象晉的言傳身教。
康熙三十六年（1697），王士禛三子王啟汸赴任唐山知縣，王士禛作《手鏡》訓以居官守則。《手鏡》共計50則，涵蓋了地方官應注意的方方面面。他勉勵兒子做好官，做到“清慎勤”。他說：“無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 這種清廉的家風代代相傳，綿延數百年。
三、王氏家族的文化貢獻
新城王氏家族文人輩出，著述極豐。他們在文化上的貢獻主要在詩歌創作，但不僅限於詩歌方面。王象晉的《群芳譜》就是一部重要的農學著作。
王士禛祖父王象晉是新城王氏家族中除王士禛之外，著作種類最多的人。他的著述有《群芳譜》二十八卷、《賜閒堂集》二十卷以及《剪桐載筆》《清寤齋心賞編》等30餘種。其中，以《群芳譜》最為著名。《群芳譜》成書於天啟元年（1621）年，全書按天、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藥、木、花卉、鶴魚12譜分類，對所記植物詳述形態特徵、栽培、利用、典故和藝文。書中注重對糧食作物的研究和記述，例如甘薯，萬曆年間才從國外傳入福建，王象晉及時引進、栽培、試驗，弄清了甘薯種植的最佳土壤、管理方法、留種、育苗、儲存注意事項等等，詳細記錄在了《群芳譜》中。再如向日葵。向日葵是十七世紀從墨西哥傳入中國的，《群芳譜》是中國最早記錄這種植物的著作，書中稱向日葵為“西番菊”。《群芳譜》對果樹的嫁接也有獨到的研究，該書認為嫁接可以改良果樹的品質，引起定向變異，從而培育出優良新品種。書中記載了6種嫁接方法：身接、根接、皮接、枝接、靨接、搭接，並逐一作了詳細說明。王象晉的這部著作，對我國十七世紀初期多種作物作了詳盡的記述，是對十七世紀初期以前農學知識和農學實踐經驗的一次大規模總結，在中國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政府曾組織專人對《群芳譜》進行整理補充，命名為《佩文齋廣群芳譜》，重編為一百卷，康熙帝親自撰序文，刊行全國，成為指導農業生產的要籍。明代以來，《群芳譜》有多種版本，流傳甚廣。1985年，農業出版社又整理出版了這部著作，列入該社“中國農書叢刊”之一。
王士禛的從叔祖王象春（1578—1632），字季木，號文水。萬曆三十一年（1603）鄉試經魁，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他是明末山左詩壇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王士禛之前，新城王氏家族中最傑出的詩人。著有詩集《問山亭集》、《齊音》。明末清初文壇領袖錢謙益稱王象春“才氣奔軼，時有齊氣”。竟陵派代表人物鍾惺也稱讚他是“奇情孤詣，絕才異骨”。王象春論詩推崇“禪詩”，開啟了王士禛神韻說的先河。
王士禛的長兄王士祿（1625—1673），字伯受，又字子底，號西樵。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是清初詩壇上頗具影響的詩人。他一生作詩2000餘首，著有《十笏草堂詩選》九卷、《司勳五種集》二十卷、《炊聞詞》二卷等。王士祿詩宗王孟，詩風超曠清新。由於其一生仕途坎坷，詩作中也多有激憤諷刺之作，如《蟲豸詩》等。王士禛曾刪選其詩作為《考功集選》四卷，在《考功集序》中，王士禛引述時人的品藻評價王士祿的詩歌成就，從中可以領略到王士祿詩風的多樣性。
先兄考功平生詩，不減二千餘篇，已刻者曰《表餘堂集》、曰《十笏堂集》、曰《辛甲集》、曰《上浮集》，海內耆宿論之詳矣。杜於皇以為“掃絕依傍，期於親見古人”。孫豹人以為“取法少陵，稍出入於康樂、東坡之間”。汪苕文以為“幽閒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夷然一歸於正”。尤展成以為“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而神色敷腴，非食肉之相”。林鐵崖以為“登臨矚望，多豪雋非常之詞，時逃於貝葉，時逃於綺語”。毛馳黃以為“磅礴在中，鬱紆在外，皆忠愛悱惻之所激發”。蓋諸公之論云然。而先生嘗題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其微旨所寄如此。……坡公所云：“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以評是詩，其亦無溢美爾矣。
王士祿在文學上對王士禛影響很大，王士禛說他“文章經術，兄道兼師”。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認為王士祿與王士禛“一門詩學，固屬沆瀣。至其才力雄深，伯仲之間各有面目，殆非漁洋所能掩也。” 鄧之誠曾比較王士祿與王士禛的詩歌成就說：“士祿修潔不及士禛，而筆力勁健過之。若謂士禛大家，則士祿當為名家。”
在新城王氏群體中，以詩歌著述而論，王士禛是最為傑出的。他以詩名聞天下，領袖一代，影響後來。他的詩學理論“神韻說”和詩歌創作在當時和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及至民國年間，著名文學研究家胡懷琛還將王士禛列為“中國八大詩人”之一，著名作家郁達夫則直言“清朝詩唯《王漁洋全集》可誦”，可見王士禛的在清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