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幹”和“東南歐”都是指代歐洲東南部區域的名稱，自19世紀末以來一直被人們混用，即使研究這一區域的專業學者有時對此也不加分辨。然而，從這兩個概念的歷史文化內涵來看，其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不能隨意混用。本文從概念史視角對這兩個名稱的由來、內涵與差異作一初步考察，以便加深對該地區區域文化和地緣政治的理解。
從地理概念到文化區域
“巴爾幹”一詞源自土耳其語“山脈”。奧斯曼土耳其從14世紀起開始征服歐洲東南部半島的一部分地區後，根據土耳其歷史學家哈利爾·伊納爾吉克的考察，奧斯曼人在半島領地魯米利亞最初是用“巴爾幹”表示“山”的一般含義，後來該詞被用來指從東到西分開保加利亞並與多瑙河平行的山脈。這條山脈自古希臘起在希臘語中被稱為“哈伊默斯”，因此在19世紀之前，“巴爾幹”和“哈伊默斯”兩個名稱同時並用。1808年，德國地理學家奧古斯特·措伊內以為這座山從保加利亞經黑海延伸到亞得里亞海，幾乎橫貫半島，正如亞平寧山脈對亞平寧半島的得名意義，認為該山脈對所在半島有著相似的重要意義，建議將巴爾幹山作為其所在半島的名稱，“巴爾幹半島”由此得名。此後，他的推斷被法國地質學家阿米·布埃和奧古斯特·格里瑟巴赫等人進一步闡發。
19世紀下半葉，奧地利學者約翰·格奧爾格·馮·哈恩等人發現了以往地理學者的錯誤判斷，指出“巴爾幹”所指的山脈實際上只是由保加利亞的老山延展了420千米，沒有與東南部歐洲其餘山脈形成連貫的地貌體系，於是提出了對“巴爾幹半島”命名的批評。哈恩在1861年出版的《從貝爾格萊德到薩洛尼卡的旅行》中，對於“東南端的整個三角形歐洲”，提出了“東南半島”的概念。1893年，德國地理學家西奧博爾德·費舍爾在哈恩提議的基礎上，建議用“東南歐半島”來代替“巴爾幹半島”，並將其北界移至薩瓦河—多瑙河一線。
地理名稱上的糾錯並沒有使“東南歐”立刻取代“巴爾幹”成為該地區的名稱，因為它已經成為一個文化概念。對“巴爾幹”感興趣的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者，在這一名稱地理起源的基礎上，賦予了其歷史文化區域的意義。奧古斯特·萊斯金、古斯塔夫·韋根等比較語言學家致力於發現該地區語言和民間傳說中的公共元素，並用“巴爾幹主義”來表示“巴爾幹那些不相關或僅是近親的語言所共有的特徵”（當然該詞的含義在後來發生了很大變化）。人類學家也在尋找巴爾幹的歷史共性。巴爾幹學的奠基人保加利亞人類學家伊萬·D.希什馬諾夫認為，“巴爾幹半島”是一個長期共存、互動和滲透的波動空間，每種文化都是在與其他文化不斷交流的過程中演變而來，使得這一歷史區域呈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另一位巴爾幹學奠基人約萬·茨維伊奇也把該地區描繪成一個互動的單元，認為其主要受三種歷史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分別是歷史事件、文明地帶和各民族及族群的遷移。不過他得出了與希什馬諾夫不同的結論，突出強調該區域的多樣性、複雜性，且認為“文明影響缺乏連續性是巴爾幹半島的特點”。總之，巴爾幹成為一個語言、宗教、文化交流互動緊密且高度多樣化的區域。
到19世紀末，“巴爾幹”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被用於政治含義，用來指從奧斯曼帝國脫離出來的國家，如希臘、塞爾維亞等。自20世紀初，“原始性”和“暴力傾向”越來越被新增到“巴爾幹”的形象之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它已遭汙名化。尤其是隨著民族主義的泛濫，“巴爾幹”開始成為侵略、不寬容、半發達、半文明的象徵。“巴爾幹化”一詞也在此背景下派生出來，用於指稱地理和政治單位不斷裂變的現象。
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帶有貶義的“巴爾幹”作為地理區域的名稱再次受到批評，使用“東南歐”一詞的呼籲變得更加強烈。1929年，德國地理學家奧托·毛爾強化了將“東南歐”作為半島恰當名稱的觀點。用德國曆史學家馬蒂阿斯·貝爾納特的話說，“東南歐”將成為一個“中立、非政治和非意識形態”的概念。不過，隨著納粹德國對“東南歐”的使用政治化，“東南歐”被納入第三帝國巨大的經濟空間，其中立性很快被否定，以至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爾幹”一詞在非德語世界的學術文獻和通俗出版物中再次佔據主導地位。
事實上，“東南歐”作為地區名稱從學術爭論中浮現出來，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共性。倡導使用“東南歐”作為分析單位的代表學者是羅馬尼亞歷史學家尼古拉·伊奧爾加。他詳細闡述了“東南歐”的歷史連續性和凝聚力，以此來批評“巴爾幹”命名的不合理性。他不認同茨維伊奇關於“巴爾幹”文明不連續的觀點，認為該地區的特點是“綜合了整個東南歐共有的一種完全獨特的特徵”。這種綜合的主要元素來自古代色雷斯人和羅馬人。後來，羅馬的秩序被新羅馬—拜占庭帝國所延續，之後奧斯曼土耳其人又繼承了這種傳統，他們“成為拜占庭帝國的延續者，推行的是同樣的集權主義和地方自由的混合物”。因此，“東南歐”是多種歷史的共通，是多種聲音的對話。基於此，二戰後“東南歐”的概念並沒有消失。
兩種歷史趨向的折射
筆者認為，“巴爾幹”和“東南歐”的並行混用，折射的是整體主義和特殊主義在這一地區的獨特演變。一方面，“東南歐”折射的是整體主義歷史趨向。自古以來，這一地區聚合的主要勢力包括馬其頓王朝、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帝國作為統一的力量支撐著“東南歐”的概念。在巴爾幹學家彼德·斯考克和米蘭·布迪米爾看來，奧斯曼帝國起的並非離散的作用，土耳其人在將社會和文化凝聚力強加於整個地區方面的作用是顯著的。除了奧斯曼帝國對拜占庭制度的維持，它還透過強加同樣的政治和社會條件，有效地融合了該地區人民的心態。但是與“一致統一”的“羅馬和平”不同，拜占庭和奧斯曼時代的巴爾幹地區傾向於“變化中的統一，多樣的統一”，且“多樣的共性”比“一致的統一”更有效、更持久。因此，這個“大熔爐”不是歐洲的異類。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地區積極迴歸歐洲便是這種地區歷史演化趨勢的再延續。
另一方面，“巴爾幹”反映的是特殊主義歷史趨向。奧斯曼對巴爾幹地區的征服意味著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入侵，加劇了歐洲人對伊斯蘭教的排斥和成見，也加強了該地區在其他基督教歐洲國家的形象。19世紀，這種成見固化為東方主義的烙印，巴爾幹成為歐洲的他者。《巴爾幹五百年》的作者馬克·馬佐爾就曾這樣斷言：“巴爾幹的城市都被形容成有歐洲的門面，門後卻是東方的現實景象。”波蘭歷史學家奧斯卡·哈雷茨基和匈牙利學者斯蘇茲·耶諾等都認同巴爾幹在長達四五百年的時間裡脫離了歐洲歷史。巴爾幹學家託多洛娃則得出結論，奧斯曼帝國的因素促成了目前人們對巴爾幹的刻板印象，即暴力、半發達等消極特徵。從狹義上講，巴爾幹實際上就是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遺產。此外，該地區的民族主義也是特殊主義趨向的組成部分，以此催生的暴力、種族滅絕更是貶義“巴爾幹”刻板形象的構成部分。
總之，“巴爾幹”是分裂的歐洲的一個縮影和象徵，折射的是奧斯曼帝國與之前歷史的斷裂，強調的是歷史變異，以及種族混合和離散因素造成的巨大異質性；而“東南歐”則反映了該地區歷史演化的有機統一觀念，追求的是文化共性，強調的是跨越時空的親緣關係和滲透性。這兩個不同概念的使用，取決於強調該地區的統一共性還是異質特性。在當下該地區邁向歐洲一體化的階段，“東南歐”作為超制度的歷史文化反映似乎更受歡迎。但是，只要這一地區最終不出現制度化的同質實體，“巴爾幹”這一名稱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
（作者：李建軍，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