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幹部教育十分重視，幹部教育工作同黨的事業密切相關。幹部隊伍的素質，是決定黨的各項工作能否順利完成的重要條件。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採取具體措施對幹部進行培養、訓練，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業務水平。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先後創辦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女子大學、行政學院等幹部學校。其中，陝北公學的辦學頗具代表性。陝北公學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一所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幹部學校。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大批愛國青年從全國各地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黨中央創辦陝北公學，就是為了把他們培養成為優秀的抗戰幹部。抗戰期間，陝北公學為黨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抗日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幹部保障。
確立“培養革命的先鋒隊”的辦學目標。面對全民族抗戰以及鞏固發展根據地等新形勢，我們黨出現了嚴重的幹部短缺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年鬥爭中，幹部損失了十幾萬”（《陳雲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特別是在新開闢的根據地，要幹部的呼聲十分迫切。鄧小平在向中央彙報工作中提到“我們總感到幹部補充甚不及時，影響工作甚巨，特別是財經幹部太少，更感苦惱”（《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頁）。在“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的政策指導下，陝北公學將其辦學目標定位為“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毛澤東十分重視陝北公學的辦學，曾9次在此發表演講，指出其“為著抗日救亡而設”。
建構“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課程體系。革命形勢決定了陝北公學的辦學目標和教育內容。正如該校校歌所說，“抗日救亡要我們加倍努力，忠誠團結，緊張活潑，戰鬥地學習”。依據理論聯絡實際、教學內容少而精、教與學一致的原則，陝北公學構建了“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課程體系。開設了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中國問題、戰略戰術、炮兵、測繪、地形、修築陣地、射擊、救護、群眾工作等課程，實施革命的政治教育、民眾運動和政府工作教育、軍事教育以及勞動教育，形成了獨特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正如成仿吾所言：“我們的政治教育從教學內容到教學方法都和舊學校根本不同，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一個創舉”（《戰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
創新革命的教育管理和招生制度。為了滿足抗戰需要，快速培養革命先鋒隊，陝北公學改變傳統大學的辦學模式，開設普通班和高階班兩種模式。普通班學制一般為四個月，屬於學員隊；高階班學制一般為一年，主要培養師資力量。在教育管理上，實施黨組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按照半軍事編制的方式將學員組成隊，由隊主任和隊長負責管理，每隊100~120人，下設分隊，分隊有30~40人，分隊下設班，每班8~12人。同時，成立學生會，鼓勵學生自治。在招生方面，實行“來者不拒”的方針，陝北公學的學員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也有農民；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紅軍，也有來自國統區的幹部；有青年，也有年過半百的中老年人。陝北公學在組織形式上既是一所學校，又是一個民運工作隊和一支武裝戰鬥隊，軍事組織與教育組織合而為一。
陝北公學在極其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培養了大批傑出幹部。在四年的辦學歷程中共培養了約11000名學員，吸收3000多人加入黨組織。他們在“很短的時間，便從小姐少爺轉變成勞動能手，從自由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成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戰士，從一般的愛國者轉變為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青年”（《戰火中的大學》，第67頁）。甚至有的國民黨部隊也向陝北公學要幹部，他們說共產黨培養的幹部做政治工作最拿手。毛澤東給陝北公學以高度評價：“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
陝北公學的辦學實踐為喚醒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參與革命，培養革命幹部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黨的幹部教育事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
黨的幹部教育要服務黨的中心工作。我們黨提出“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教育的性質”，“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養抗日戰爭中急需的幹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覺悟與文化水平為原則”，“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務是配合軍事、政治、經濟、群運等工作，爭取人民自衛戰爭的勝利”，明確了教育為革命戰爭、階級鬥爭和革命根據地建設服務，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的作用。陝北公學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戰服務，為鞏固和發展邊區新民主主義制度服務，為奪取全國勝利服務”。為人民服務主要體現在學生來自最廣泛的人民群眾，學校招收學生沒有學歷、性別、出身背景等硬性要求，只要年滿18歲，有志於抗日救國就可以報考；同時，為人民服務還體現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培養學生對人民群眾的感情，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辦學目標和教學設計上，陝北公學充分體現了為領導抗戰服務、為新民主主義制度建設服務、為奪取全國勝利服務的要求，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陝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這個方向我們要堅持下去”（《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在教學設計上“把理論學習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把學校和社會結合起來，個人和集體結合起來。打破了舊學校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的老傳統，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相聯絡的革命教育方法”（《戰火中的大學》，第32頁）。在人才培養目標上，“陝北公學密切地配合著抗戰的新的形勢，為著建國的最近將來的需要，而踏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它正確地瞭解戰時教育，因此它並不跛行在抗戰形勢的後面，它不單顧到現時的需要，同時還能夠顧到將來的需要”（《成仿吾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頁）。
黨的幹部教育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陝北公學開創了黨組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我國高等學校現在實行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一制度最早起源於陝北公學。陝北公學在建校之初，就實行了黨組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由成仿吾、邵式平、周純全、袁福清四人組成黨組，負責決定學校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除此之外，在每隊還“都設有黨支部，支部由指導員、隊長和政治助理員組成，支部以上是總支（在分校期間，總支設在區隊），這是學校專做黨務工作的機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教育工作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9頁）。黨的幹部教育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還體現在學校對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除了建設嚴密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外，還經常邀請中央領導來學校對學生進行時事政治教育。
黨的幹部教育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陝北公學與舊中國的、西方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絡實際原則。陝北公學廣泛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由李凡夫、李培之、何干之等主講《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毛澤東也多次到陝北公學講“青年運動的方向”等，還主持了“哲學研究會”讀書班，《實踐論》《矛盾論》就是從中整理出來的兩篇文章。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陝北公學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包括政治理論教育，還包括統一戰線教育、思想路線教育以及群眾路線教育等，為新中國高等教育開展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為我們黨創辦新型大學作了先行探索。延安時期的陝北公學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大學的典型代表。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延安大學等，都是在陝北公學基礎上建立發展的，尤其是被稱為“人民共和國建設者的搖籃”的中國人民大學，繼承了陝北公學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為黨和人民培養幹部的辦學宗旨。可以說，陝北公學為我們黨創辦新型大學作出了先行探索。
（作者：劉復興、袁玉芝，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講師，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