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0年6月7日，劉愛琴老人與世長辭。因為當時仍是疫情嚴峻期間，所以其後事一切從簡。並且家人也謹遵其臨終遺願：將遺體捐獻作為醫學教育研究工作，令人敬佩。
說起來，她的父親是劉少奇，母親是革命烈士何寶珍，好像日子理應是要比普通人家的孩子好上一些，可實際上回顧這一生，她過得很是辛苦。到了晚年時劉愛琴自己都承認，她也想過自己若是生在普通人家，是不是這一生就不必那麼辛苦？
但是苦歸苦，她始終不曾心中有過怨恨，因為她一直銘記父親的叮囑：不要和別人爭，要為人民服務！
劉愛琴
背景：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導致革命力量遭遇重大打擊，大革命從勝利走向了失敗，同時也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到此結束。但是，中國革命的前行步伐並未由此停止，所有共產黨員仍然在烈火中經受著考驗。為了革命的勝利，共產黨員們的工作逐漸轉入地下。
7月15日，劉少奇與何寶珍接到組織調令：到上海從事地下活動。
然而那時候的上海危機四伏，到處都埋著蔣介石方面設下的軍警監控，工作必然要面臨重重危機。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劉少奇與何寶珍經過商議後，只能將才三個月大的女兒劉愛琴寄養到別人家，最終由漢口一個工人家庭帶了去。
到了上海之後，為了更好工作何寶珍化名為王芬芳，以教師的身份展開活動。除了全國互濟總會的領導職務，王芬芳還兼任營救部部長。在她和和黨組織的配合下，先後營救出了多名被國民黨抓捕的同志們。
儘管她平日裡已經再三小心，但後來還是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於1933年3月被國民黨憲兵抓了去，送至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關押。最終因叛徒告密徹底暴露身份，遭受了各種酷刑虐待，但她始終堅貞不屈，不曾透露過我黨的機密，也不曾出賣過任何一名同志。
1934年秋，又一名偉大的革命戰士血灑雨花臺，名叫何寶珍，時年有32歲。
何寶珍
何寶珍於1923年4月同劉少奇結為連理，共生育兩兒一女，全都為了更好展開革命工作而被送到別人家寄養。得知妻子英勇就義，當時在蘇區展開工作的劉少奇悲痛欲絕，卻還是不沒有耽誤任何革命工作。因為只有革命勝利了，妻子的犧牲才會有意義。
而他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託人尋找寄養到別家的兒女們的下落，只是由於戰亂一直了無音訊。再後來紅軍又開始長征，走完了長征之後日寇大舉侵華，蔣介石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整個中華民族都面臨著嚴重危機的情況下，劉少奇的工作更加繁忙，尋找子女一事便只得暫時擱置。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國民政府於次年春從南京遷至武漢，周恩來作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也在之後去了武漢展開工作，並在武漢建立起了八路軍辦事處。
那時候國共已經又一次達成了“合作”共識，國內政治局相對緩和不少，故而劉少奇的工作要輕鬆一些了。但作為華北地區領導，當時抗日工作刻不容緩，他還是不能抽身。所以得知周恩來要從延安出發去武漢，劉少奇特意在一次回延安彙報工作時找了周恩來一趟，拜託他幫忙找找孩子們的下落。
“你放心，每個孩子都是我黨的財富，我一定盡全力！”周恩來緊握劉少奇的手，非常真切地回應道。
到了武漢之後的周恩來雖然工作繁忙，但一直記得劉少奇的囑託，並且沒多久就得到了好訊息。
這天，以黃包車“車伕”早早得就等在了八路軍辦事處門口。他懶散著坐在車架上，看似是在等活兒，實則是在等周恩來。
“先生，去哪兒啊？”見周恩來從裡面走出來，“車伕”立馬將手裡的菸斗往鞋底上磕了幾下，便迎來上去很是熱情地詢問。周恩來沒有做出過多回應，徑直上了車後讓“車伕”出發。
黃包車伕
黃包車繞過了繁華的大街道，朝著一處偏僻街巷而去。當車子去到了巷子的最深處時，“車伕”放緩了腳步，扭過頭說道：“任務完成了！”
他所指的任務便是，周恩來交給他的尋找劉少奇的女兒。而他表面是“車伕”，實則是中共地下黨員，見到周恩來後那磕菸斗便是倆人商定好的接頭暗號。
此前黨組織就已經派人打聽照顧劉愛琴的那家人，費盡周折也終於找到了那家人原來的房屋住址，只是奈何房子已經換了主人。所以周恩來將尋找原主人去向的任務交給了“車伕”，經過他一個多星期的打探後，終於找到了那家人。
不過“車伕”並未在養父母家找到劉愛琴，養母的解釋是，自家孩子也多，實在是無法養活她，所以就將孩子賣給了漢口的一戶有錢的家庭，做了童養媳，並且聽說對她還挺好的。
聽到這些話，車伕大為震驚，便立馬讓養母帶他去找人，說要看看孩子。不去不知道，一去才知道所謂的“好”到底是個怎樣的好法。
車伕一進門，就看見院子裡有一個瘦弱的小女孩兒，大冷天裡身著單薄衣裳，小臉被凍得通紅。她提著有她半人高的水桶，從井裡打水，因為力氣不夠，從水桶中晃灑出來的水還打溼了她的褲管。
影視資料
聽到有人進來，小女孩兒望了過來，發現是養母后丟下水桶就跑到養母的懷裡。
“媽媽，你是來接我的嗎？我再也不想待在這裡了……”說著說著，小女孩兒的聲音開始哽咽。看得出來養母對她確實有真感情，看著孩子兩手被痛得通紅，手指、耳垂上還生的許多凍瘡後，也流下了淚水。
“這是你‘舅舅’，你跟著他走吧！”或許是孩子認生，也或許是太想家了，便不肯跟著車伕走，一直哭著說要跟媽媽回家。見孩子不同意，養母便和車伕商量，說先見見這家主人再說。
見了面之後，養母說這孩子的‘舅舅’都還未見過她，所以我們想接她回家待幾天，到時候會把孩子送回來的。
“看在‘舅舅’的面子上，可以接回去，但這孩子是我們家花錢買來當媳婦兒的，可一定要送回來，家裡還有活兒等著她幹呢！”這有錢人家的主婦，一開口就給人一種刻薄之感，但好在也同意了他們把孩子接回家。
接著車伕便去來周恩來，詢問到底是讓孩子在養父母家中再住一段時間，還是直接帶過來。找了這麼久終於找到了，肯定是要帶回來的，不過不能直接帶。而且孩子已經被有錢人家買了去，如果有錢人家跑去養父母家要人或者要賠錢，事情鬧大了也容易驚動當局。
其實，那對養父母是知道和孩子的原本名字的，故而在車伕如實告知他們，說組織上要將孩子帶走時，他們很是理解。同時他們也不想孩子受苦，就同意車伕帶走孩子。分別時，養母還告知了孩子真實身份，說她的原名叫劉愛琴，是她的生母給取的。
為了感謝養父母的照顧，和避免那有錢人家來找麻煩，車伕也送了些錢財給他們。就這樣，11歲的小劉愛琴終於去到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有了組織上的照料。
劉愛琴被安排在了鄧穎超的身邊照料，鄧穎超就像媽媽一樣給她洗臉、洗澡、梳頭，很快倆人就熟絡了起來。周恩來抽空來見看她時，鄧穎超讓她喊“周爸爸”。起初她還有些害羞，後來就越喊越順口。
在辦事處的日子裡，劉愛琴過得很開心，雖然得知了生母已經為了革命犧牲的噩耗，但她也以母親的英勇感到自豪。並且她也知道了自己還有一個哥哥和弟弟，爸爸也在延安想著她，所以內心也是無比高興的。
一段時間過後，剛好有辦事處的人要去延安，周恩來便讓人將劉愛琴帶去，出發前還再三叮囑一定要把孩子親手交給劉少奇。
其實這時候劉愛琴已經和鄧穎超、周恩來熟絡了起來，內心將他們當作了親人，讓她在分別時很不不願意，就一直靠在鄧穎超的懷裡哭著說不想走。
周恩來很耐心地擦去了劉愛琴臉上的淚珠，然後溫柔地說道：“孩子啊，你爸爸是劉少奇，他在延安等著你，你到那邊會更加安全的。”
就這樣，劉愛琴十分不捨地告別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去到了延安，去到了生父劉少奇的身邊。
劉愛琴被送去寄養時僅有3個多月，如今11年過去了才得以相見，劉少奇一見到女兒就忍不住哭了起來。腦海中閃過的全是他從周恩來發來的電報中，得知的女兒被賣去當童養媳的種種悲慘遭遇，內心無比愧疚。
劉少奇和長子劉允斌、長女劉愛琴
其實在打探到劉愛琴的訊息時，周恩來也得知了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的訊息，所以在她抵達延安後沒多久劉允斌也去到了延安。第二年，兄妹倆便被送去了蘇聯學習，只是弟弟劉允若在1946年才得以回到劉少奇的身邊。
到這裡，好像這個苦命的孩子未來就該多一份光明瞭，可是後來的壞訊息竟然是一個接著一個。
劉愛琴在蘇聯待了10年，1949年回到祖國後去到了北京師大女附中教授俄語，僅以一名普通教員的身份兢兢業業，從未和別人提過自己的父親是劉少奇。她也一直銘記著父親那句話“你是黨用幾十塊銀元買回來的，那些錢是人民的，所以長大後要為人民辦事”。
1958年，國家動員幹部支援邊疆建設，劉少奇安排劉愛琴去內蒙古，她毫無怨言就去了，一去就是20年。可誰知道這期間她卻要獨自承受哥哥的自殺、父親的病逝和弟弟的離開，並且自己也蒙受了冤屈，被強制停下工作，被隔離，被打……日子過得很是辛苦。
晚年的劉愛琴自己也說過，她不止一次有想，如果自己不是劉少奇的女兒，是不是這一生就不用那麼辛苦。
但當記者問她，是否有過怨恨時，她卻只是笑著搖頭說：“都過去了，這把歲數，不在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