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兒。1975年除夕之夜朱莉和丈夫會見了毛澤東主席。
用朱莉的話來說，“同毛澤東主席的會見，標誌著他生命的最後的一個新年，也標誌著前所經歷的最不平凡的時代之一。”毛主席當時雖然有病在身，但卻給會見者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下面這段話摘自朱莉的《毛主席說再見》一文，此文原載於《美國婦女家庭雜誌》。
1975年12月31日，即除夕的那個夜晚，在中國9億人民的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跟前，我和我的丈夫看著時鐘走過12點，迎來了1976年。
我們同毛澤東主席的會見，標誌著他生命中的最後的一個新年，也標誌著我們所經歷的最不平凡的時刻之一。在紫禁城的深處，在他的書房裡，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一位與世隔絕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態度安詳而健談的老人。
當我們跨過門檻時，我們看到主席在屋子的那一頭。他坐在一把大安樂椅上，其他六把同樣的椅子以這把安樂椅為中心，形成一個半圓形。
在兩位穿著同樣灰色毛式服裝的年輕女服務員的攙扶下，他費力地站了起來。他身子搖晃了一下，然後那兩位女脤務員便退到後邊去了，他獨自站著。
禮賓司官員向我示意，讓我坐在主席旁邊的一個位子上。在這次會見之前，兩天來，接連聽了工人、士兵和農民以及黨的幹部和外交部人員長篇大論的講話之後，我預料毛主席也會向我說教，當然不會進行一次交談。
因此，我思想上是輕鬆的，我開始全神貫注地看那間陳設簡單的屋子裡的一切擺設——高達天花板的書架，上面擺滿了線裝書和卷軸；奇特的6英尺高的落地燈，燈光強烈到足以拍電視；裝在聽頭裡的熊貓牌香菸；盛著綠茶的精緻的荼杯；擺在大安樂椅之間的桌子上的熱毛巾。
尼克松之女朱莉
我對每張桌子底下放的白痰盂最感興趣。我聚精會神地看這些擺設，並等著聽他講話，因為儘管我渴望會見他，可又不好意思仔細去端詳他,,一來到他的面前，我就感到去凝視這位82歲有著那樣一番經歷的老人，是對他的不恭。
直到我父親的信譯出後，我才認識到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著局勢，儘管看來患過的中風已使他的嘴有一部分麻痺了。
看來他對我父親以個人名義寫給他的信感到很高興。他對我說：“歡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國來。”然後，他從唐聞生的手中把信拿過去。使我感到驚異的是，他竟能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上端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主席的這個舉動很有力地向我們說明，雖然他身體欠佳，但是這絲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響
毛對我說，當時我坐著的椅子正是大約4年前我父親訪問中國時所坐的那把。
於是，我從扶手椅站起來並對主席說，我想同戴維換換座位，這樣，他就可以說他也坐過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座位。當我們迅速調換座位的時候，主席爽朗地大笑。
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尼克松先生的腿怎麼樣了？”於是戴維大談起靜脈炎造成的影響。
當我看到毛凝視前方而不是看著我們的時候，我感到侷促不定，以為戴維可能講得太冗長繁瑣了。但是隨著會見繼續進行下去，我發現毛很少朝我們這邊看，他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為他翻譯的人身上。
房間裡的氣氛是熱烈、友好的。
我把黃大使的夫人當天晚上贈給我的一枚上面有主席側面像的小圓像章拿給主席看。雖然毛見過千百萬男男女女佩戴類似的像章，但是他的反應卻是象孩子般地高興，並且激動地握住我的手。
也許是由於年邁，並且身體有病，起居上大多需要依靠旁人照顧，所以毛的舉止出人意料的溫和。
他不裝腔作勢。他在談到將於新年發表的一首講鬥爭的詩的時候非常謙虛。他說：“那算不得什麼，那是我在1965年寫的。”
到了將近凌晨1點鐘的時候，我兩次起身準備告辭，因為我不能不理會坐在房間另一邊的外交部長作出的表示。
他輕輕地叩叩他的手錶，提醒我時間很不早了。但是主席兩次提出異議，他向我們擺擺雙手，要我們再坐一陣。
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是我們在中國遇到的第一位不稱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完美社會的人。
實際上，從他的話裡我們可以聽出，他對他本國人民、尤其是沒有受過考驗的青年一代，抱著懷疑態度，並感到失望。“青年人是軟弱的，必須提醒他們鬥爭的需要。”
這位主席對我們說：“黨內會有鬥爭，階級之間會有鬥爭，除了鬥爭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自從我們進入他的房間以來，他第一次變得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
他使勁用兩手的食指相戳來強調這種鬥爭。然後他突然問道：“你們怎麼看？”
這番交談是這樣出人預料地開始的，以致我和戴維都沉吟了一響，然後不約而同地回答說：“是的……”我們倆的聲音深沉地此應彼合。
接著是一片沉寂，毛等著我們再說下去。最後主席又說話了。“很可能要鬥二三百年。”
在毛澤東談到鬥爭時，我堅決相信，儘管這位主席經過82年的艱苦生活已經衰老，但是他的頭腦卻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毛彷彿是在回答他經常在自己心裡提出的一個問題似的，講了他是如何處理過去反對過他的革命鬥爭的人的。
“我們並不可怕。我們承認人是會犯錯誤的，如果他們認識了錯誤，就可以官復原職。”接著，彷彿是要來自一個他從未去過的國家的兩位美國人同意他的話似的，他為自己辯護說，“我們不殺人。”他停頓了片刻，然後又說：“前幾天我們剛赦免了一些國民黨人員。”
他指的是釋放了幾名在內戰期間同共產黨作戰的蔣介石的國民黨軍人。我們認識到，毛熱切地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
當我們打算向毛告辭的時候，他把雙臂用力地放在座椅的扶手上，強調地對我說：“你父親來時，我會等著他的”，口氣堅定而有決心。
我們在毛的面前也體驗到同樣的感情。
毛主席被疾病折磨得眉蹙嘴歪，而且是精疲力盡了。然而，每當我們作出要告辭的表示，他都要我們留下來，在外交部長領我們走向門口的時候，毛同我們一道走了幾步。這是他在兩年多來沒有對任何來賓作出的一種姿態——我們一行人感到這是意味深長的一種姿態。
我在同他握手告別的時候感到悲傷。他說：“你們是年輕的。再到中國來訪問吧。10年以後它將是了不起的。”他不再對我們微笑了。兩個護士站在他的兩旁攙扶著他。當我們消失在另一個房間黑影之中的時候，他兩次向我們揮手。
毛的一生，也許超過所有其他人，已經使全世界的窮人產生強烈的和日益增長的革命要求。他發動了全球性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並且將繼續帶來巨大的動亂和變化、死亡和天翻地覆。但是，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