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著名的考據學家、金石學家，是乾嘉學派的強有力殿軍。阮元畢生勤於著述，治學廣博，“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為主……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海內學者將其奉為山斗，蕭一山評價他為“清代羽翼經學之功臣”，錢穆譽其為“領袖一世，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鎮”。阮元皓首窮經，堅守學與仕合，濟於世用，成就了在多領域的頗高造詣。
訓詁明理的治學原則
阮元出身武宦世家，父親德孝仁慈，母親知書識理，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親教誨阮元讀書治學要注重“明體達用”，對其一生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成長的道路上，曾與凌廷堪、焦循相與問學，其為學趣向漸趨明確，開始走上了經學研究的道路。
阮元親歷乾嘉學派的鼎盛時期，自幼便受到考據學的風氣薰陶。阮元主張“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註疏始”。他宗法顧炎武、戴震，尊奉以訓詁明義理的治學原則。在他看來，“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他明確指出：“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他將訓詁比作通明聖人之道的鎖鑰。“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尚誤，遑言其理乎”，“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是故阮元力倡透過訓詁探究文字的本義，明晰義理。
阮元認為“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他對文字、音韻頗有所長。阮元專作《釋心》《釋且》《釋頌》《釋矢》等一系列文章，以究文字之本義。他還援引《說文》《爾雅》《釋文》《五經異義》《史記》等典籍史料，論證了“義從音生也，字從音義造也”的觀點，認為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義皆本乎音，成為訓詁學中的一個重要見解。這些研究成為阮元倡導“訓詁以明義理”的奠基之作。
阮元秉持治經必通訓詁的原則，對“性”“仁”“敬”等儒學核心概念進行考釋，清除了漢以降尤其是宋明儒者對典籍的曲解臆說。宋學家專注於義理探求，而漢學家則著力於訓詁考據。阮元實則倡導了訓詁與義理相結合的治學原則，將訓詁作為探尋義理的基礎，具有調和宋學與漢學的意味，避免了走入因考據而考據的死衚衕。此一原則貫穿他一生的治學研究，至其晚年，他仍言：“餘多講文字訓詁，非迂也，凡字不究其來源，則每誤矣。”
阮元堅持訓詁以明義理的治學原則，校勘、考證諸多典籍，他博採眾家之長，貫纂群言，為乾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將清代經學推向新的境界。他編纂的《經籍纂詁》將唐朝之前的訓詁資料幾乎網羅殆盡，被譽為“經典之統宗，詁訓之淵藪”。阮元多次言說：“餘之學多在訓詁。”他還匯刻了1400餘卷的《皇清經解》，這部鉅作將在此一時期前有關經學研究的精華囊括殆盡，被譽為“漢學之巨觀，經生之鴻寶”。
以訓詁明義理的治學原則有助於加深對典籍的正確理解，提高學者辨別正誤的能力，是深刻了解傳統文化與古代歷史的橋樑，在繼承和發揚古代優秀文化遺產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
“餘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阮元崇奉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辯證看待“古”與“是”的問題，他“崇古”卻不拘泥於古，秉持“崇古”與“求是”的統一。阮元繼承清代學者治經之餘緒，表現出“崇漢”傾向，他認為“訓詁必宗漢人”，因為兩漢學行醇實，距聖賢最近，後來的經學研究漸入玄虛之境，缺乏理論依據。在他看來，聖賢經典中無虛空之言，治經當以求真、求實為務。阮元認為“儒者之於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阮元認為治經應實事求是，在文獻編刻中制定了“非實事求是者不錄，武斷附會者亦不錄”的經籍取捨原則。對於古人的註疏，阮元認為不可完全不讀，也不可臆想空言，亦不必株守舊注，而應有所取捨。所以他主張不立門戶，對諸家之學廣採博取，這一治學方法使得阮元的才識呈現出廣博通達的氣象。他所校勘的《十三經注疏》唯求其是，析各家精校之言，擇其善者而從之，實為古今經傳集大成之作，被讚譽為“經學之淵海”。
為詳勘前人正誤，阮元並不拘泥於考據書本之中的文字，他還倡導以“實”說經，即透過對測算、圖示等古代名物制度的考究，以及對古代的典制、地理、金石等廣泛考釋，還原先秦儒家典籍之本義。他所撰《考工記車製圖解》，運用算學知識準確畫出復原圖，考釋了鄭玄對於牙圍與漆牙之度的註解，指出了其中的錯誤之處。阮元對金石學有著頗為精深的研究，他廣泛蒐集金石，孜孜不倦地用其考經證史。相較於竹簡、紙張類書籍，金石文字的儲存更為完好，具有重要的考據價值。尤其是在上古時期，銅器僅為少數貴族所有，銅器銘文蘊含著深刻的政治與法律意義，是對相關領域進行研究的珍稀資料。阮元充分認識到金石的意義，他在金石學研究上成績斐然，正是其求真、求實治學方法的生動體現。
通經致用的治學宗旨
阮元推崇實學，力圖還原經書本義，他以通經致用為宗，努力將經義推及於日用之間，實現“求實”與“致用”的結合。阮元廣泛徵引，“聖賢之道，無非實踐”，聖賢之道本在國計民生，學者應當“所行事功及於家國”。所謂“學而時習之”，學與習相得益彰。阮元釋“習”為“行”義，認為學者不僅要融通聖賢經典，還當以所學付諸實踐，致力於經國濟世才可謂真正的“學”。
作為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官員，阮元主張“稽古以為資治”，將學術與政事相結合，以學術為政治服務。在他看來，“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為政者必須學史、明史，以古鑑今。阮元處於清中後期，繁榮穩定的社會表象之下實則矛盾與危機四伏。阮元以對古代社會的研究為基礎，提出“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若官員能把治學與治事相結合，從聖賢典籍中汲取經驗教訓，針砭時弊，通經以濟於實用，則天下歸於治大有可望。
阮元以自身實踐生動詮釋了學術何以經世的問題。在治理水患工作上阮元頗有建樹，他以考證為手段，對於古文獻中有關治水、治淤的資料進行研究，結合實地勘察，因地制宜制定出修治方案，收效斐然。在蒐集資料過程中，他又發現治河有書，而治海專書尚缺。他經過研究發現治河與治海雖不盡相同，然“皆能發明水理”，遂囑其門生撰《海塘攬要》一書，極具實用價值。在改革鹽政方面，阮元同樣取得矚目成就。他往往在實地調查、取得顯著治績後，撰專文對此過程進行總結。他所作《雲南井鹽議》，分析了雲南井鹽政策導致民眾苦不堪言的原因及其對策。除此之外，他還從經世致用出發，在兵政、科技、教育等多領域取得豐碩研究成果，頗具資政意義。
阮元以博大宏通的學術造詣奠定了其在學術界的地位。他始終堅守學與行的統一，以訓詁、求實、致用為治學特點。他將為學與為官統一於經世致用的宗旨之中。他亦仕亦學，以民為本，成就了在為官上的政績與為學上的造詣，其治學之道於當代學人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