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無情是有情，錢塘萬里看潮生。
可知天海風濤曲，也雜人間怨斷聲。
蘇軾天性中蓋原稟賦有兩種不同之特質：一種是儒家用世之志意，另一種則是道家超曠之精神，前者是他欲有所為之時的立身之正途，後者則是他不能有為之時的慰解之妙理。蘇軾之開始致力於詞之寫作，既是在其仕途受到挫折以後，則其詞之定向超曠之風格，便自是一種必然之結果。何況我們以前在論歐陽修詞時，還曾提到過“觀人於揖讓，不若觀人於遊戲”的話，一般人作詞之態度既不像作詩之態度那樣嚴肅，因此當其寫詞之時，反而也就更能擺脫了在嚴肅的文學作品中之有意為之的拘束，而往往可以更加自然地流露出自已天性蘇軾的詞作，乃較之其全集中之其他體式的文學作品，更為集中地表現了這種超曠之特質。當然，蘇軾詞中原不僅只有超曠的一種風格，不過超曠乃是蘇之所以異於其他諸詞人的主要特色。關於此一特質，也有人以豪放稱之，且將之與南宋之辛棄疾並稱，以為蘇、辛二家乃兩宋豪放詞人之代表作者，其實蘇、辛二家之詞風原不盡同，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曾雲：“東坡之詞曠，稼軒詞之豪”。這是極有見地的話。蓋辛詞沉鬱，蘇詞超妙，辛詞多憤慨之氣，蘇詞富曠逸之懷，雖然二人皆有其能“放”之處，而其所以為“放”者，則並不相同。一般說來，辛詞之放是由於一種英雄豪傑之氣，而蘇詞之故，則是由於一種曠達超逸之懷。這便是我之所以捨棄“豪放”二字而以“超曠”稱述蘇詞的緣故。如果說蘇詞中也有表現為英雄豪傑之氣者，則最為眾所熟知的一篇作品，自當推其《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然而如此詞之風格者，在蘇詞中實在並不多見，所以此種風格乃但能視之為蘇詞多種風格中之一種，而不能將此種風格視為蘇詞之主要特質也，至於其主要風格之超曠的特質，則一般人的認識對之也各有不同。以下我們就將略舉幾家重要的說法來一作參考。最常為眾人所引用的，如胡寅之《酒邊詞序》雲：“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又如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中雲：“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再如賙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雲：“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更如劉熙載《藝概》卷四雲：“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又云：“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以上諸說，大抵皆為對蘇詞超曠之特質的有見之言，而且各種觀點也都有可供發揮闡釋之處。
二、道是無情卻有情
蘇詞既是“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是否這便表示了蘇軾為人之“不及情”呢?王若虛之《滹南詩話》卷中即曾載：“晁無咎雲：‘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得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為不及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本來，自五代以來，詞既然是在歌筵酒席問傳唱的歌詞，所以幾乎歷代詞人之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曾經留有一些為歌兒舞伎寫作的歌詞，此在蘇軾也並非例外。不過，在蘇軾的這一類作品中，卻表現了幾點與別人不同之處。
其一是蘇軾雖然也為一些美麗的女子填寫歌詞，但其中卻大多是為友人之姬妾、侍兒而作，因此很少有私人一已之感情介入其間；其二是在蘇軾的筆下，即使同樣是寫美女，也不同於一般俗豔之脂粉，而別即如其贈趙晦之吹笛侍兒的《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一首詞，其開端數句寫笛之材質，便已可見蘇軾之健筆高情。至其結尾數句之“嚼徵含官，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為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數句，寫侍兒之吹笛，則更復寄興高遠，直欲以笛音勝過人間貶謫蠻風瘴雨之苦難矣，再如其為王定國歌兒柔奴所寫的《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一首詞，其上半閡結尾“自作清歌傳蠟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數句，既寫得矯健飛揚，後半闋結尾“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晉鄉”數句，也寫得曠達瀟灑，如此之類，是雖寫歌兒舞伎，而並不作綺羅香澤之態者也。至於蘇軾自己贈伎之詞且寫得頗為有情者，則前後蓋有兩度，第一次是當蘇軾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經過蘇州時所寫的《醉落魄·闖門留別》一首詞，其下半闋之“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吹頰。湘珠不用羅巾浥，彈在羅衫，圖得見時說”諸句，軍得極為悽婉。再有則是蘇軾將要自徐州移知湖州時所寫的《江城子別徐州》一首詞，其中有“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及“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之句，寫得也極為婉轉纏綿，而且這兩度的離別之作，都不僅只寫了一首詞而已，前者在《醉落魄》之前，還寫有一首《阮郎歸》（一年三度過蘇州中，乙全簡臺）的詞，後者則在《江城子》以後還寫有一首《減字木蘭花》(五筋無味）的詞、從這四首詞來看，蘇就所寫都並不是還泛的贈使之作，而該是果然有惜別之情的作品。蓋當時蘇軾正在仕途受到挫折流轉各地之時，而從他在《醉落魄》一詞前半闋所寫的“舊交新貴音書絕，惟有佳人，猶作殷勤別”的話，和《江城子》詞開端之“天源流落思無窮”之句來看，是蘇軾既滿懷失意流轉之悲，而此兩地之憐才紅粉乃如此殷勤惜別，則蘇軾對之自然亦復不免有情，只是儘管是如此有情的作品，蘇軾在《減字木蘭花》一首詞的結尾之處，也還是寫了“一語相開，匹似當初本不來”的超解之辭；而且在前半闋的結尾處，也還寫了“學道忘憂，一念還成不自由”的話，則其不欲為此多情之一念所拘縛，而欲獲致心靈上超解之自由的意願，也還是隱然可見的。古人有云：“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蘇軾因未能全然忘情，更絕非不及情者，然其高曠之資稟，則又使其不欲為情之所拘限。他曾寫有送陳令舉的《鵲橋仙·七夕詞》一首，雲：“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痴牛聯女，鳳蕭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慾去。客槎曾犯，銀河浪波，尚帶天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陸游跋蘇軾此詞（見《渭南文集》卷廿八)曾雲：“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蓋蘇軾天資既高，襟懷又曠，故其用情之態度乃能瀟灑飄逸，如天風海雨，像他在《八聲甘州》一詞中所寫的“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飄然而來，倏然而逝.劉熙載《藝概·詞概》曾雲：“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不獨秦七、黃九別成兩派也，冕無谷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驂靳，然懸崖撒手處，無咎莫能追躡矣。”其所謂“懸崖撒手”者，就正指的是蘇軾之用情，有一種倏然超解的意境，固不必以世俗之見對之作有情無情之爭論也。
三、也雜人間怨斷聲
蘇詞既是“天趣獨到”“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具神仙出世之姿”，有如此超曠之襟懷與意境，然而卻也有人從蘇詞中見到了其“寄慨無端”之處，與“幽咽怨斷之音”的問題。清代之陳廷焯在其《白雨齋詞話》卷一中，即曾謂詞至東坡“寄慨無端，別有天地”。近人夏敬觀則曾將蘇軾詞分為兩類，雲：“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慨，陳無已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見《唐宋名家詞選》引《映庵手批東坡詞》，至其所引陳無己云云，則見於陳師道之《後山詩話》）本來，如我們在前文所言，蘇詞之以超曠為其特質，原為一般讀者之所共見；只是一則既有人對此超曠之特質各有不同之體會，再則有人對於詞中是否可以表現超礦之風格各有不同之意見。
要想說明此種複雜之情況，首先我們就不得不對蘇詞本身超曠風格之複雜性略加探討伴隨著蘇詞之超礦的特質而同時出現的，也還有一些粗曠率易的弊病。即以其早期之作品言之，如其任杭州通判時所寫的《《風水洞作》一首小令《臨江仙》詞，其開端之“四大從來都偏滿，此間風水何疑”兩句，用佛教之以“地水火風”為“四大”之說，來寫風水潤，全無真正之感發及情意、就已不免有粗串之病。再如其自杭州赴密途中所寫的第一首長調《沁園卷》詞，其下半闋之“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政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諸句，便亦不免有粗率之病。此蓋由於蘇軾之才氣過人，故為文下筆之際，乃有時不免有率易之處。昔賙濟在《介存齋又云：“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而世人之讀東坡詞者，乃竟有人專賞其放曠而近於粗豪淺率之作，如此者自非蘇詞之真正賞音，而又有些讀者，其胸中先有一成見，以為詞之傳統必須以柔娟婉約為主，因此乃對蘇詞抱有一種成見，以為此非詞之本色。陳師道《後山詞話》即曾雲：“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據蔡修《鐵圍山叢談》卷六載“太上皇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以下乃列舉棋、琴、琵琶諸藝人，然後曰：“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是則雷大使本為當時著名之舞人，舞藝極天下之工。而陳師道（後山）認為“非本色”者，其意蓋以為舞者皆當為妙齡之女子，今以男子而舞，則雖舞藝極工，亦非本色矣，如此之論，乃是想要把詞一直保留在晚唐、五代以來之柔媚的傳統之中，以為超曠之風格，非詞中所宜者。若此之說，蓋味於任何一種文體，在歷史的演進中，都必有其更新拓展之自然趨勢，故其所見乃不免有偏狹之處。至於夏敬觀以陳後山所擬定為“雷大使之舞”’者為蘇詞之第二乘，而以其“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者為第一乘，則是又將蘇詞的超曠之特質分為二類。一類為全然放曠，“激昂排宕”之近於粗豪者，為第二乘；另一類則是如“天風海濤之曲”具有超曠之特質，卻並不流於粗豪，而“中多幽咽怨斷之音”者，為蘇詞之上乘。私意以為夏氏之言實甚為有見，蓋蘇詞於超曠之中乃偶或確有幽咽怨斷之音的流露，也就是陳廷焯所說的“寄慨無端，別有天地”之處，而蘇軾卻又能將其幽怨的悲慨，寫得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所以乃不易為一般人之所察覺耳、蓋如前文所言、蘇軾在天性中既原襄有“欲以天下為已任”的“用世之志意”，也同時稟有“不為外物得失榮辱所累”的“超然之襟懷”，所以當他在仕途受到挫折時，雖也能以超曠之襟懷，作為自我解脫與安慰之方；然而究其本心，則對於用世之志意卻也並不曾完全放棄。這隻要我們一看蘇軾平生之事蹟，就可以得到具體證明。
蘇軾一生屢經遷貶，但他無論流轉何方，也無論在朝在野，他都未曾放棄其繫心國事、關懷民瘼的志意，而且無論對已對人，他也都一直做著一種“與人為善”的努力。他在知密州任內之祈雨救災，在知徐州任內之治平水患，在知杭州任內之浚湖築堤，在疾疫流行時之廣設病坊，甚至在晚年流遷惠州時還普率眾為二橋，以濟病涉者。而即使他當年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烏臺詩獄，貶到黃州，受人監管不得籤書公事之時，他還曾研思著述，不僅為世人留下了許多篇極好的詩。詞、文、賦，還曾研讀《易經》、《論語》，開始了《易傳》與《論語說》之寫作，其後當元祐之際他再度入朝，也並未普因為以前曾以直言繫獄，便改變他立言忠直的作風。他的“欲以天下為己任”的“用世之志意”，絲毫也未曾因為憂思挫折而有所改變。則蘇軾之決未全然忘情於世，從可知也。至其立身之態度，則有他寫給友人的兩封書簡，頗可以作為參考。一封是當他貶官黃州時，給李公擇寫的信，其中有云:“晉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爾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又一封信，則是當他在元祐年間，與朝申舊黨論政不合，想要請求外放時寫給楊元素的信，其令有云：“昔之君子，惟荊是師(按：荊指王安拼中°，全簡事石)，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按:溫指司馬光)，所隨不同，其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續集》卷六《書簡》）我以為從這兩封信，我們很可以看到，蘇軾在立身之道上，既有其堅毅之持守，而在處得失之際時，又有其超曠之襟懷。此二封書簡可謂同時流露了他所稟賦的雙重特質，也表現出這兩種特質對於他而言，乃是既相反又相成，可以互相融匯而為用的。他的詞既大多寫於室途失意流轉外地之時，所以表面看來乃大多以超曠之風格為其主調，然而究其實，蘇軾則決非忘懷世事無所關心的人，他與某些不分黑白是非，只求獨善其身，更且自命為高士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蘇軾詞中，雖以超曠為其主調，然而其中卻時而也隱現一種失志流轉之悲。即以其最著名之詞作為例，如其中秋夜懷子由的那首《水調歌頭》，開端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官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字，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鄭文焯曾稱此詞，謂其“發端從太白仙心脫化、頓成奇逸之筆”其飄逸高曠之致，誠不可及。然而其中卻實在也隱然表現了他自己內心深處的一種入世與出世之間的矛盾的悲慨，而這種悲慨，卻又寫得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據相傳神宗讀此詞，至“瓊樓玉字”數句，曾以為“蘇軾終是愛君他”。讀詞者固無妨有此一想，然若指實其為有不忘朝延的忠愛之意，則反似不免有沾滯之嫌矣.再如其赤壁懷古之一首《念奴嬌》其開端數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其氣象固然寫得極為高遠，結尾的“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兩句，語氣也表現得甚為曠達，但事實上則在“公瑾當年”之“談笑間、檣虜灰飛煙滅”，與自己今日之遷貶黃州、志意未酬而“早生華髮”的對比中，也蘊合著很多的悲慨。而世人乃有因見其“人間如夢”之外表字樣，便評譏之以為消極者，若此之類，蓋與另一些但賞其粗豪之作，便以為積極者，同其膚淺矣。至於蘇軾在黃州所寫的一些小令之作，如其《沙湖道中遇雨》的一首《定風波》詞，他所表現的在“穿林打葉”之風雨聲中“吟嘯徐行”的自我持守的精神，以及“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情”之超然曠達的觀照，則更是將其立身之志意，與超然之襟懷做了泯沒無痕的最好的融匯和結合。但事實上則在其“穿林打葉”的敘寫中，又豈沒有他對自已在人生之途上所遭受的挫折和打擊的悲慨。再如後來在元祐年間，他既曾因與朝中舊黨論事不合，請求外放，出知杭州；兩年後又被召還朝，曾寫有“寄參寥子”一首《八聲甘州》詞，全詞是：“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這首詞，我以為實在是蘇詞中最能代表其“天風海濤之曲，中有幽咽怨斷之音”的一篇作品。此詞開端二句寫萬里風濤，氣象開闊，筆力矯鍵，外表看來似乎極為超舉，然而在其“有情”、“無情”與夫“潮來”、“潮歸”之間，卻實在也隱含有無窮感慨蒼涼之意。其下繼以“問錢塘江上”至“俯仰昔人非”一段，寫古今推移之中，人間的盛衰無常，便正是對前二句所透露的感慨蒼涼之情意的補述和完成。而卻於此種悲慨之後，突然轉入“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二句，乃脫身一躍而起，若此等處，真所謂“懸崖撒手”、“他人莫能追躡”者矣，及至下半閱則自“記取西湖西畔”以下三句，換筆寫記憶中難忘之西湖美景，意致清麗舒徐，正可見賙濟所稱述的蘇詞的“韶秀”之美。而後接以“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句，寫蘇就自己與參寥子二人間之交誼，在前面的“春山好處，空翠煙霏”之美景的襯托之下，這一份“詩人相得”之情，真是千古所稀，今日讀之，猶使人豔羨不已。而其下“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二句，則蘇詞之筆鋒又再度轉折，用東晉謝安之雖受朝寄而不忘東山歸隱之志的故事以自喻。這正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之將入仕的用世之志意，與歸隱的超曠之襟懷相結合的一個很好的典型。而且也正因為有此超曠之襟懷，入仕時方能不為利祿所陷累，而保持住清正之持守。至於就謝安而言，則他入仕以後既曾以其侄謝玄等淝水克敵之功，官至太保，然而卻也曾因功高見忌而出鎮新城，乃造泛海之裝以自隨，欲循江路歸隱東山，而未幾乃遇疾不起，東歸之志，始終末就。蘇軾用此謝安之故事以自喻，“東還海道”既有暗指重返杭州與參寥子再聚之願望，同時也表現了自己此度再次蒙召入朝，也正如當日謝安之既有用世之心也懷出世之志，而未知他日此雙重願望與志意之能否成就，言外自有無窮恐懼志意終違之悲慨。結尾三句“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則仍用謝安之故事。蓋謝安在新城遇疾之後，重返都城建康之時，乃輿病入西州門（故址在今南京市西）。安卒後：其甥羊曇行不由西州路。一日醉中不覺過州門，乃悲感不已，痛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雖改為寬慰之辭，日“不應回首，為我沾衣”，然究其實，則自不因蘇軾心中正有此生死離別之悲感之故歟?綜觀此詞，則一起之開闊健筆，確如天風海濤之曲。而前片結尾之“白首忘機”亦大有超曠之懷，然面中間幾度轉折，既有今古盛衰之慨，又有死生離別之悲，更慮及於入朝從政之憂危，知交樂事之難再，百感交集，併入筆端，夏敬觀謂其“中有幽咽怨斷之音”，良非虛語也。
總之，蘇軾之詞，雖以超曠為其主調，然其超曠之內含卻並不單I純，其寫兒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為情所累，故當觀其入而能出之處；其寫曠逸之懷者，則又未全然忘情於用世之念，故又當觀其出中有入之處，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淺率者，則是高才未免幹率易之病，固當分別觀之也。
*本文取自葉嘉瑩教授專著《唐宋詞十七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