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歷任國防部長中，有一位唯一沒有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的國防部長。小時候算命先生說他的命裡缺火，於是母親就給他改了名字，在名字裡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長大的他成了一個“旱鴨子”。
然而，不會游泳的他，卻血戰湘江，強渡烏江，四渡赤水，搶渡大渡河。新中國成立後，他又遠渡重洋，成為新中國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澤東稱讚他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一個好大使。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他奉命武裝接管宣傳輿論陣地，支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呼籲儘快讓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幹部出來工作，在我黨我軍的關鍵歷史時期，彰顯了他的傳奇人生。他，就是後來相繼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耿飈將軍。
1950年春節剛過，正在西北淺顯的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員耿飈，中央一紙調令，他便攜家眷來到數月前剛剛舉行開國典禮的北京，這也是他第三次來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飈作為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和交通處長，第一次到北京談判。三年後，參加完平津戰役的耿飈，在北平和平解放後，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式隊伍進入北京。這次他要脫下軍裝，從事外交工作。
耿飈將軍的女兒耿焱說：“父親那時候正帶領部隊往西北打，中央的調令來了，說讓他去做外交官，他說我對外交可是一竅不通啊，非常不願意，一個軍人脫掉軍裝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懂軍事的幹部，外交就是戰略，你懂軍事，懂戰略。
周總理說：抗日戰爭時期，你就負責接待美軍軍事觀察組赴晉察冀軍區參觀訪問;解放戰爭時期，你又在軍調處協助葉劍英工作，同美蔣代表打過交道，怎能說對外交可是一竅不通呢?基於這些原因，父親同意了，接受了。”
將軍改行當外交新兵，其實並非耿飈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著軍裝，帶著戰火硝煙的將軍們，從各戰區風塵僕僕地會聚到京城，跨進了國徽高懸的外交部大門。
經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將調外交部工作的時任解放軍第7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鵬飛，接到命令後同樣大感意外，於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長粟裕談心。粟裕耐心地對他說“你是軍人，國家有需要，將軍無選擇啊!”粟裕一席話就把姬鵬飛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鵬飛和耿飈外，首批將軍大使中的黃鎮、韓念龍和袁仲賢等人也在戰爭年代初涉過外交。新中國誕生前夕，一次震驚中外的“紫石英”號外交事件，使中英兩國代表一同坐到了談判席上。時任三野第8兵團政委的袁仲賢受中央之命，成功處理“紫石英”號外交事件，開啟了日後數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將軍大使中，有幾位雖然從沒接觸過外事工作，卻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影，並在長期的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別看他們平均年齡只有40歲左右，但個個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將。
為了讓新中國的第一批轉行成為駐外大使的將軍們儘快適應和熟悉國外的生活習慣，轉換好自己的角色，外交部根據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把第一批大使和家眷集中在前門大柵欄的新華飯店，舉辦了短期培訓班，學習外交禮儀。
耿瑩說：“他們都是老粗，這些長年紮根在根據地和戰場上的“土八路”們吃了不少苦頭。習慣了睡草蓆、躺門板、住窯洞日子的他們，一下子讓他們脫了軍裝，突然要睡到飯店的彈簧床上，這個一看一會兒要穿高跟鞋，一會兒要使用刀叉了，吃飯什麼這個那個禮節，這個打仗打了那麼多年的軍人來說，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
耿飈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房間裡的衛生裝置、彈簧床、地毯，使得我們這些剛從軍營裡出來的人感到不習慣，甚至不自在。但是，我們知道，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適應，唯有這樣才能逐漸適應外國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裝的將軍們，都感到很不習慣，覺得這種外交服裝束手束腳，不像粗布軍裝那樣隨意自在。
不習慣的地方還有稱呼，習慣被人稱呼為某某將軍突然變為某某大使，這也讓他們一時難以適應。其實，最大的困難恐怕還是角色的轉變了，但面對國家利益與個人情感的抉擇，這些戎馬半生的共和國將軍們義無反顧地脫下軍裝，放下將軍的威嚴。
耿瑩說：“總理還請了蘇聯、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國的駐華大使介紹各自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使館工作情況以及外交工作體會。蘇聯和東歐各國大使作報告時，由毛岸英當翻譯。外交部先後請來了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講課。學者、專家們分別講述了國際法、外交史、領事條約、外交文書、國際法庭、聯合國憲章、外交特權與豁免等等。
同時還找了國外生活經驗比較豐富的人，甚至是外國友人來教他們吃飯拿刀叉，穿旗袍怎樣穿，頭髮怎麼燙，燙什麼款式。我記得父親要穿什麼三接頭的皮鞋，不會繫鞋帶，都是周總理親自教我父親。”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新中國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視。學習班期間，周總理多次來看望，並把“外交”和“軍事”巧妙地聯絡在一起，激發了將軍們的興趣。
按照周總理的話講，他們只是從一個陣地轉移到了另一個陣地上，同樣是在為新中國戰鬥。周總理還說，外交同軍事一樣，不過是“武打”變成“文打”而已。他鼓勵將軍們把在戰場上幾十年積累起來的“武打”經驗，靈活地運用到外交場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說到打仗，將軍們都來了精神，對外交工作也開始有了興趣，得到了提高。
在新中國第一批大使夫人中，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也不在少數。當時擺在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如何適應她們此前並不認同的所謂“布林喬亞的生活方式”：燙髮、抹粉、塗口紅，還要學習如何著裝和西餐禮儀。
在她們看來，如今革命勝利了，正是為建設新中國發揮才幹的時候，自己怎能描眉畫眼地出國去當“官太太”?有人抱怨當初不該來北京，有的吵著要回部隊，更有人說寧可離婚也不出國當“夫人”。在會上，黃鎮的妻子朱霖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我們參加革命就是為了翻身解放。進城後我們應該為國家出力，而現在卻讓我們去當夫人，去當附屬品，這簡直是對我們的罪惡和汙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婦之間的矛盾，周總理聞訊後，立即派鄧穎超來解決此事。鄧大姐的“現身說法”，讓女同志們對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認識和了解。就這樣，為了國家的需要，這些從沒穿過裙子、對梳妝打扮一竅不通的女戰士們第一次坐在了梳妝檯前，耐著性子學習對鏡梳妝，描眉點唇。此時，應付這些繁文縟節已經成為組織上交給她們的一項特殊任務，而她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認真去完成。
為了儘快適應大使夫人的角色，夫人們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厭其煩地反覆練習，腳上很快就磨出了繭子，還要忍著疼痛繼續堅持。他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早日成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組織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剛從蘇聯訪問回來沒幾天，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要遞交國書了。經周總理同意，將軍大使們被安排在勤政殿旁邊的小屋裡，透過窗戶紙的小窟窿，觀看遞交國書的全過程。
儀式開始前，周總理前來檢查，要求不能將窗戶紙窟窿捅得太大，只准每人用鉛筆戳個小洞，以免讓外國人看見殿堂裡一排排大窟窿不雅觀。他還意味深長地告訴大使們：“洞雖小，但你們要善於小中見大啊。”
儀式剛一結束，大家就熱烈地議論起來。有的嘟囔道：話那麼多，咋記得住呀?有的不以為然地說：反正事先寫好，到時背下來就行了。最後，大家得出了兩點共識：一是致辭應有充分準備，預先有個腹稿;二是首次遞交之前，多預習幾次，比如走步、站立、呈遞的姿勢等等。有人還建議趁熱打鐵，當場練習。於是，他們就在勤政殿的小屋中，你當元首、我呈國書地輪流練習起來。
1950年初，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耿飈，走上了外交工作崗位，先後擔任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長，駐緬甸大使，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在任期間，他堅持求真務實，敢講真話，妥善處理外交事務，成為著名的“將軍大使”。
耿飈為人耿直，性格率真，素以講真話、敢直諫來表達對黨和人民的忠誠。20世紀50年代，我國各代表團出國訪問或參（展）會，有以毛澤東主席像紀念章贈送觀眾的習慣做法。
1953年9月10日，駐瑞典王國大使耿飈經過深思熟慮，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了一封《建議我各代表團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贈品》的建議。原因是他發現，在北歐任大使的3年中，所見蘇聯和其他各國從不送自己領袖相片和有領袖像的紀念章，僅送他們的首都風景畫冊等為禮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是在東歐各國，人們也不敢掛在胸前，為此耿飈提出應有所修改。
可以說，直接陳信對毛澤東指出不用毛主席像章作贈品，是需要一定勇氣的，但這正體現了耿飈敢講真話的品格和魄力。而毛澤東不但在自己名字上畫圈表示同意，而且讓周恩來簽發到相關各部委。之後，中國各代表團所送的禮物改為畫有中國畫的摺扇、風光明信片和攝影畫冊等。
心底無私，自然敢於直言；胸懷坦蕩，必然敢講真話。耿飈敢講真話，在於他以真立身、以真謀事、以真建功，有一心為公的正氣、實事求是的勇氣，無愧於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的表率。
耿飈的一生，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作風，從不考慮名利得失，不計較個人進退，勤於鑽研，善於思考，踐行了“三敢”的人生準則：敢講真話、敢做實事和敢負責任。1956年，身為駐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飈經過對中巴兩國間有關歷史研究後發現，中巴關係史上竟然還有一個坎巨提飛地問題。
坎巨提位於巴基斯坦東部，與中國新疆的南部接壤。它面積不大，本是喀喇崑崙山區的一個小土邦，中國元朝時曾派兵佔領該地，並將其作為屬地。後來，這個土邦的酋長宣佈脫離中國，接受巴基斯坦的管轄。就是說，實際上它已不再是中國的屬地。但是在解放以前印刷的一些地圖中，仍把坎巨提作為中國在巴基斯坦境內的一塊飛地。
領土歸屬，關係重大，耿飈對此十分慎重，與使館人員會同相關專家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根據歷史的線索，經過細緻的考證，耿飈認為，坎巨提作為中國飛地已經名不副實，應該放棄這塊名義上的屬地，把它正式地、完全地歸還給巴基斯坦。為此，耿飈回國述職時，向周恩來提出這一建議，並說這是他和使館人員認真研究後的一致看法。
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外交部研究此事，最終認可了他的建議。1963年中巴雙方劃分邊界，中國正式承認坎巨提劃歸巴基斯坦，並換取將克里青河谷劃歸中國。按理說，國家領土涉及主權之爭，一寸也不可放棄，作為外交官有捍衛國家主權的神聖職責，處理不好還會留以賣國賊的罵名，但耿飈以自己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原則作風，以科學嚴謹的態度，認真審慎的調研，敢於對國家負責、對歷史負責，既公正處理了國際歷史遺留問題，又增進了中巴兩國友誼。
耿飈敢講真話的政治品格，既體現了他忠於職守的外交使命，也體現了他憂國憂民的政治擔當。讓耿飈聲名在外的一次敢講真話，是他在1969年擔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耿飈調查發現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實際效果並不好。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耿飈還發現，阿爾巴尼亞當時還存在盲目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
這種情況引起了耿飈的深切反思。經過反覆激烈的思想鬥爭，耿飈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如實地向國內反映真實情況，並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意見。提出這種“有求必允”的援助，既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也助長了對方的驕傲、懶惰和依賴思想，應量力而行，根據實際需要進行援助，建議國內對援阿的規模、內容和方法，都要重新考慮。
身為一個外交官對國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敢說被喻為“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的問題，是需要冒極大風險的。喬冠華對耿飈大膽、如實地反映情況十分欽佩讚賞並轉報中央。
後來耿飈回國，李先念說：“耿飈，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毛澤東看了耿飈的信後，大加稱讚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耿飈所提意見，最終被中央採納，中國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隨之有所改變。耿飈敢於直言、敢講真話，充分彰顯了他始終堅持黨的原則第一、黨的事業第一、人民利益第一的人格風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