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成立之初，便有了歸檔標準，其中江南部隊歸屬於顧祝同的第三戰區，而江北的部隊則被歸入李宗仁的第五戰區。
在抗日戰爭剛剛打響的時候，雙方配合還是非常默契的，在國民黨後來留下的諸多資料證據中，還有不少稱讚新四軍“殺敵勇猛”、“出奇制勝”的電文。
然而，這種“蜜月期”並不算長，從1939年夏天開始，國民黨內部的電文中就頻頻出現了“制裁”的詞語。
而敵人選擇的“制裁物件”，並不是“陳粟”，而是葉項。
“陳粟”大軍，是國民黨不敢招惹的存在
國民黨方面之所以願意“停止內戰”，一方面是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另一方面自然是由於蔣介石已被“千夫所指”，如果再不將槍口瞄準侵略者，他必然是全國人民唾棄的物件。
然而，“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一直在他的心目中停留，一直過了很久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按照蔣介石自己後來的說法，同意國共合作，也是因為“自信太過”。
“自信”從何而來並不難理解，相較於同時期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勢力，二者基本不是一個數量級，就是基於這種人多對人少的天然優勢，蔣介石非常自信的認為，國民黨將在合作的時候將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吞併。
兩年抗戰過去，由於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和從人民角度思考問題的方針推行，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力量總和已經從最初的5萬人不斷成長為2年後的50萬人之眾，這大大超乎了蔣介石的意料。
所以，在西南得到喘息機會的蔣介石，就“非常生氣”地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敵後抗日根據地。
他覺得，共產黨的發展實在是太過迅速，日寇要打，也同樣要限制共產黨員的發展。
縱觀新四軍這邊，雖然人數上的規模是發展上來了，可部隊總體上還是缺乏保障，這種匱乏不僅是在武器彈藥上，有的時候就連部隊日常起居都會遇到困難。
蔣介石也覺得這是個機會，如果放任對方如此發展，將來對自己的統治也是一大威脅。
新四軍有兩大主力，一部分在皖南，另一部分在江南。
皖南方面是葉挺和項英負責，而江南片區的新四軍則是由陳毅和粟裕共同指揮。
蔣介石不敢對“陳粟”下手，很大一個原因在於“黃橋之戰”。
在1940年7月，陳毅和粟裕將部隊開入蘇北一帶，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國民黨頑固派看到這種情況自然比較驚慌，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擔心“陳粟”能在此地徹底站穩腳跟，便不斷製造摩擦。
“黃橋之戰”能否勝利，直接決定了新四軍是否能在蘇北地區立足，就連陳毅本人都做好了充分準備，如果無法戰勝敵人，那麼便只能“破釜沉舟”。
韓德勤
一個直觀的數字擺在眼前：韓部有超過三萬人的兵力，而陳毅這邊只有七千人。
如果這麼對比起來，這是一場沒有把握的戰爭，對方的韓德勤非常自信，覺得自己人多這麼多，怎麼說都能打贏。
可他還是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士氣。
蔣介石麾下的頑固派想挑起矛盾，可頑固派手下計程車兵大多是強拉硬拽來的，就算是主動參軍的，大部分都是一心“保家衛國”之人，如今日本人還在踐踏著神州大地，韓德勤卻將矛頭對準了自己人，大家計程車氣自然一落千丈。
反觀“陳粟”大軍這邊，部隊挺進蘇北地區本來就不容易，如果國軍來犯，則是關乎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大事，更何況，對方是“冒天下之大忌”，所以士氣高漲。
然而，粟裕打仗本來就講究“出其不意”，在戰鬥不可能避免的情況下積極應戰，根據韓德勤的心理分析，最終定下了“誘敵深入”的戰法。
粟裕
具體操作是：讓一部分兵力正面阻擊敵人，而另一部分從側後方包圍對方，形成一個小型“口袋陣”。
這一部分從側面包圍的部隊，行軍過程非常迅速，從黃橋到高橋這七公里的路程，大家沒用多久就走到了預定位置。
當所有敵人都進入新四軍的伏擊圈以後，部隊立即行動起來，將後方趕來的敵人切割成數段。
前方的部隊看到後方已經無法支援，立即四處逃竄。
駐守在附近的國民黨部隊看到“友軍遇難”，發揚了一貫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作風，最終，這場大戰結束，韓德勤以部隊一萬多人被殲為代價，草草收尾。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部隊想要再次針對“陳粟”大軍，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為了能“順理成章”地打壓新四軍，國民黨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並且還想壓縮編制。
面對這種複雜的形勢，中共也制定了相關指示，要求答應北移，這是因為中共認為當務之急還是對抗日寇，對國民黨的無理要求先行讓步，爭取到中間勢力的支援，有利於鞏固抗日根據地的穩定。
1940年12月，何應欽和白崇禧發了電報，再次要求共軍將部隊調到黃河以北的地區，可是蔣介石暗自命令了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等人，組織部隊，準備圍殲新四軍部隊。
第二年年初，葉挺和項英率領的部隊從雲嶺啟程，向茂林地區前進的時候，遇到了敵人的包圍，新四軍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倉促應戰。
新四軍的指揮員立即向國民黨方面去了電報，詢問這究竟是何原因。
可蔣介石方面卻回應稱：已經命令顧祝同前往調查情況。
顧祝同
在葉挺的領導下，新四軍戰士們不怕犧牲，和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經過了七天七夜的鬥爭，除了幾千人想方設法突圍以外，其餘的大部分都倒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之下，副軍長項英也因此遇難，這直接震驚了國內外。
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頑固派的醜惡嘴臉已經徹底暴露無遺，周總理領導南方局和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堅決鬥爭，從宣傳上和政治上予以猛烈回擊。
這也得到了社會各界和民主黨派的支援，在國際上，國民黨頑固派的系列做法也受到了美、蘇、英等國的強烈不滿。
葉挺部隊的遭遇，也更加證明了陳毅和粟裕此前決定的正確性，如果蔣介石的陰謀真的得逞，那麼後果也不堪設想。
國民黨頑固派根本沒有辦法抓到“陳粟”大軍
不少人對於粟裕的評價都是：擅打惡仗、險仗，一代軍神林彪都說，粟裕盡打“神仙仗”。
而且，粟裕在打仗的時候經常會有一些“冒險”的舉動，有的時候根據事前推測，就連五成勝算都不到，粟裕依舊敢發動猛擊，這足以說明粟裕不僅善戰，同時還敢於冒險。
所以，蔣介石並沒有把矛頭瞄準粟裕，其中很大一個程度的原因，是就算打過了粟裕，他也會“魚死網破”，他曾說過："葉、項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而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
根據國民黨內部的一些資料顯示，從1940年2月開始，蔣介石已經打算將先前的計劃付諸於實施，4月2日，顧祝同也將注意力集中在新四軍身上。
之後的時間裡，蔣介石估計還處於一個“猶豫”的階段，一旦“師出無名”，自己則又會被天下人辱罵。
到了9月，蔣介石最終還是下定了決心，國民黨實施“圍剿”也不是什麼秘密了，就連身處華中地區的日寇都知道蔣介石打著什麼算盤。
皖南事變並非毫無徵兆，“黃橋之戰”也深深刺激著國民黨高層的神經。
在1939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裡，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對於中共的態度也有了根本性的轉變，蔣介石一直想著如何處理共軍的兩大軍事力量，尤其是新四軍。
當初，在國民黨部隊剛剛開始調動的時候，陳毅和粟裕已經提前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將江南一帶的主力急速渡過長江北上，這也是蔣介石部隊並沒有機會抓到“陳粟”大軍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可以說，陳毅在這一階段非常有戰略眼光。
他知道東進的困難不少，但考慮到日寇正想著辦法一路西進，那麼後方也自然會空虛，這樣就給部下留下了打“游擊戰”的餘地，新四軍此時能做的是應該不受限於國民黨，從而深入到敵後去，充分打擊敵人，壯大自己的勢力。
所以，自從先遣隊出發，陳毅便一路“長途相送”，這也反映出他的決心和雄心。
為了能應對國民黨可能存在的干預，他在茅山地區組建了一個第六團。
反觀項英，他的轉移並不及時，所以當皖南事變爆發後，新四軍軍部和六個團的兵力受到了極大的打擊，而陳毅所率領進軍蘇北的新四軍幾乎“毫髮未損”。
國民黨當初沒有選擇觸碰“陳粟”大軍，也是因為他們也知道陳毅和粟裕都不好惹。
後來，粟裕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除了黃橋一戰之外，後來在1946年，粟裕僅僅用了三萬人面對國民黨的十二萬大軍，不僅打得有來有回，還打出了“七戰七捷”的重大勝利，這也讓粟裕“一戰封神”。
在萊蕪戰場上，粟裕殲滅了國民黨一個區的指揮部，取得了勝利，順便俘獲了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員李仙洲。
1948年的豫東之戰戰場上，粟裕再次以少勝多，痛擊桂軍主力；
後來，粟裕更是活捉了敵軍的司令官王耀武和杜聿明，為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