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曾經是北京歷史上面積廣闊的一片溼地，苑裡湖沼眾多、星羅棋佈、水草豐美，適宜動物生。鳶飛魚躍，鹿雉出沒，是遼、金、元、明、清五朝時期的皇家獵場。此地景色雖然無法與圓明園、頤和園的精緻秀麗相比，但是其幽深的野趣別有一番獨特魅力。
南苑歷史，可以上溯到遼代的“延芳澱”。延芳澱是位於今通州南部的一個大湖，方圓數百里，蘆葦叢生，水面廣闊，禽鳥眾多。金代遷都燕京後， 海陵王常率近侍“獵於南郊”，至金章宗又在城南興建一座名為建春宮的行宮， 以供帝王巡觀漁獵。
元明時期，南苑地區開啟了皇家苑囿的歷史。元朝定鼎大都後，長於騎射的蒙古族依然難以忘卻本民族的傳統習俗，把農閒之季到郊外遊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元史·兵志》記載：“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倖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謂之飛放。”當時的南苑地區水草豐沛，荒無人煙， 於是元朝在此地大規模營建苑囿，時稱“下馬飛放泊”，又名南海子。其內， 水面廣闊、水草豐美，堆築晾鷹臺，建有幄殿，為元大都城南著名的皇家苑囿。南苑於是成為蒙古統治者延續遊牧民族傳統習俗併兼以訓練武備的重要場所。
“飛放泊”的發展，成為南苑土地開發的重要歷史。為了保證大都周圍的苑囿內有足夠的飛禽走獸供皇帝射獵，元朝設定了範圍廣闊的禁獵區。《日下舊聞考》引《鴻雪錄》：“大都八百里以內，東至灤州，南至河間，西至中山， 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以天鵝、鴜老、仙鶴、鴉鶻私賣者，即以其家婦子給捕獲之人。有于禁地圍獵為奴婢首出者，斷奴婢為良民。收住兔鶻向就近官司送納，喂以新羊肉，無則殺雞喂之。自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禁打捕， 著之令甲”。②以嚴刑峻法禁止八百里之內的人們捕獲野兔、買賣飛禽。《元典章》裡面有很多關於捕獵的規定，比如：“正月為頭，至七月二十八日，除毒禽猛獸外，但是禽獸胎孕卵之類，不得捕打，亦不得捕打豬鹿麞兔”， 還有“休賣海青鷹鶻”“禁捕鴜老鵝鶻”“禁打捕禿鷲”等，這些都有利於保持動物的正常繁育與動物種群的相對平衡。
明代以來，南苑地區不僅是皇家狩獵休閒的重要區域，這裡也成為人口遷移及皇家物資供應的重要區域。明代以來南苑地區土地開墾的歷史，是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是北京城市發展的重要構成。
明初成祖朱棣決定遷都北京後，即著手整理修繕京南上林苑，一方面是效仿歷代王朝，將麋鹿圈養於皇家園林中，以作為無上皇權的象徵，同時也有寓武備於遊獵之意。明代帝王時率群臣遊獵其中，尤其是面臨外敵威脅之時，駕幸更為頻繁。明初成祖常以北征為念，定都北京後，幾乎每年都在南海子合圍校獵、訓練兵馬。
永樂十二年（1414 年），成祖下令對南苑進行擴充，四周築起土牆，開闢北大紅門、南大紅門、東紅門、西紅門等。此後經宣德、正統、天順年間持續修繕，形成面積廣闊的皇家禁苑。明代南苑建築、花木，不及其他各苑精美，但泉沼密佈，草木豐茂，自然條件優越。又置有專司園林的海戶，圍造二十四園，繁育獐、鹿、雉、兔等動物，同時種植菜蔬瓜果，以供內廷。明宣宗時期，對南海子附近又進行了修治。
正統八年（1443 年），因南苑受到耕佔威脅，英宗在奉天門宣諭都察院諸臣，稱“南海子先朝所治，以時遊觀，以節勞佚。中有樹藝，國用資焉， 往時禁例嚴甚。比來守者多擅耕種其中，且私鬻所有，復縱人芻牧，爾其即榜諭之，戒以毋故常是，蹈違者重罪無赦”。令下，拆毀靠近牆垣的民居與佔居園內的墳墓，拔掉了大量的農作物，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皇家苑囿的自然狀態。在此前後，又陸續修理南苑內外各處橋樑。
“土木之變”後的英宗、武宗、穆宗，也常率文武百官出獵城南。其中僅英宗“駕幸南海子”，見於《明英宗實錄》記載者前後即有十餘次。尤其是天順三年（1459 年），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等人扈駕校獵，還獲賜獐、鹿、雉、兔，以示激勵。
“南苑秋風”（又稱南囿秋風）為明代“燕京十景”之一。每至八月，西風徐來，南苑秋水長天，萬里晴雲之下樹碧果紅，鹿走雉鳴，鳶飛魚躍， 別有一番野趣。大學士李東陽有《南苑秋風》一詩頌稱：
別苑臨城輦路開，天風昨夜起宮槐。秋隨萬馬嘶空至，曉送千旌拂地來。落雁遠驚雲外浦，飛鷹欲下水邊臺。宸遊睿藻年年事，況有長楊侍從才。
明代南苑地區經過擴建之後，已經具備了完整的管理體系及建制。《養吉齋叢錄》中對於南苑地區營建工程記載甚詳，包括官署衙門之興建、皇家廟宇以及行宮的建設等。為了祭祀之需，在南海子內修建了關帝廟、靈通廟、鎮國觀音寺等皇家廟宇。
清軍入關後，尤其是在順治朝和康熙朝前期，由於京西的“三山五園” 還沒有形成，因此利用明代宮苑成為清廷的主要措施，於是在明代南海子的基礎上將其作為皇家御苑重新修葺，命名“南苑”。順治帝親政後幾乎每年都前往南苑。順治十一年（1654 年）後，因紫禁城內乾清宮等主要宮殿正值重建，順治帝曾長期居住於南苑。據統計，順治帝有三分之一時間在此度過， 有時甚至長達一年，僅順治十三年（1656 年）這一年間，皇帝就去了五次， 很多政務都在此地辦理，堪稱當時紫禁城外另一個政治中心。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來南苑舉行圍獵閱武的活動多達 132 次，其中四年（1665 年）到六十一年（1722 年）57 年間，他專程到南苑舉行的圍獵活動高達 90 次，在駕崩的前三週，他還到南苑進行了最後一次圍獵。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幾乎沒有外出巡幸活動，駐蹕南苑次數也寥寥可數。只有在雍正七年（1729 年）五月，雍正皇帝第一次駐蹕南苑，並閱車騎營兵。這也是實錄記載中，雍正皇帝唯一的一次駐蹕南苑。
乾隆皇帝對南苑的情感最為深厚，他對此地進行了多次疏浚整修，把南苑的建設工程推向了巔峰。經過乾隆一朝的修繕與建設，南苑形成了以四座行宮為主的御園格局。乾隆六十年（1795 年），已屆八十五歲高齡的乾隆皇帝又來南苑狩獵。以後繼位的皇帝去的次數都無法與其相比，如嘉慶皇帝曾9 次來南苑圍獵，道光皇帝來此圍獵有 12 次。再以後的咸豐、同治、光緒皇帝，大清帝國日趨衰落，國事日艱，到南苑宸遊甚少，但仍有來南苑舉行圍獵活動的記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光緒帝巡幸南苑，曾在新宮、舊宮、團河宮駐蹕，這是清代帝王在南苑的最後一次活動。
南苑是清初園林理政的重要御園，清代政治文化特色以及禮制運作的需要是促成南苑在清代成為御園理政場所的重要因素。首先，南苑水草豐美， 能夠滿足清統治者講武習勤、騎射圍獵的政治軍事需要。其次，南苑地勢開闊，適於舉行年節煙火觀燈等活動，以聯絡外藩使臣及各部落王公。再次， 南苑清靜幽雅，適合休養避喧。順治九年（1652 年）、十三年（1656 年）， 順治皇帝曾避痘南苑。康熙帝亦多次攜孝莊太后、皇太后在南苑休養。最後， 南苑的地理位置適於作為清朝皇帝巡幸出行以及拜謁東西陵的往返落腳點。尤其在乾隆朝，乾隆帝拜謁東陵之後，往往經南苑再拜謁西陵。
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攝政王多爾袞就多次前往南苑“祭纛”。康熙朝國家統一戰爭頻繁，康熙帝也非常重視武備，因此在南苑的行圍活動頻繁。據實錄記載，康熙帝在位 60 年時間裡先後 67 次在南苑行圍。行圍的時間一般在春秋兩季，除個別年份一年一次以外，大多數是一年數次，尤其是在戰事頻繁之際，如平定三藩、收復臺灣，親征準噶爾，抗擊沙俄侵略軍前後，一年之中甚至多達五六次行圍；每次行圍期間駐蹕南苑的時間短則五六天，長則半月餘。乾隆帝在南苑的行圍活動共計 21 次，大多是在皇太后在世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之前，乾隆帝每次前往南苑時，基本上都奉皇太后一同前往。一般來講，乾隆帝在南苑行圍，尤其是秋季時節，往往是六七天之內連續行圍，地點分別在舊衙門行宮、南紅門行宮和新衙門行宮附近。
與日常透過圍獵以演練騎射的“行圍”不同，“大閱”是對八旗兵戰鬥力的全面檢閱，按照禮制，每三年舉行一次。無論是行圍，還是八旗兵大閱，其目的首先是為了保持八旗“國語騎射”的傳統，增強武備，提高八旗的軍事戰鬥力。然而自乾隆朝始，八旗戰鬥力日趨衰落，賴以生存的騎射能力愈發荒疏。
南苑兵營
清代南苑最重要的功能，也是它區別於其他園囿的最主要特色，是作為統治者講武習勤、圍獵騎射的作用，正所謂“春搜冬狩，以時講武，恭遇大閱， 則肅陳兵旅於此”。其中，行圍是指春秋時節的圍獵活動；校閱或大閱則是對八旗軍隊的軍事演習。無論是行圍，還是八旗兵大閱，其目的首先是為了保持八旗“國語騎射”的傳統，增強武備，提高八旗的軍事戰鬥力。其次， 南苑還是教育皇子勤習騎射的場地。然而，自乾隆朝始，六旗戰鬥力日趨衰落， 賴以生存的騎射能力愈發荒疏。
南苑作為皇家園林的興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代國家命運的寫照。晚清時期，國家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政治上面臨著如何變法圖強的巨大壓力，經濟上存在著人口激增與民生問題的突出矛盾，軍事上的內憂外患加劇了政治經濟的雙重緊張。風雨飄搖的國運迫使朝廷無法維護“例禁開田”的“祖宗之制”，土地廣闊的南苑最終從禁而不止的私墾變為官方主導的放墾，徹底改變了所在區域的自然環境與社會面貌。
（來源：北京社科普及讀物《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