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永偉
幾年前，哈佛大學捲入了一場官司。一批亞裔學生指控哈佛，在招生當中存在歧視行為，因而要求哈佛進行賠償。歧視這個問題，在美國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政治問題，因此面對指控，哈佛大學也不敢怠慢。為了論證自己在招生中並沒有存在著對特定族裔的歧視，哈佛校方專門邀請了經濟學家撰寫了報告，作為呈堂證供。
我們知道，哈佛本來就是經濟學重鎮。那麼，能在哈佛的訴訟當中出任經濟學專家的究竟是何方神聖呢？令人意外的是，他並不是某位哈佛的校內職員，而是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戴維·卡德（David Card）教授。
卡德1956年出生於加拿大，1978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83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就進入了芝加哥大學任教。此後，他先後輾轉於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哈佛等頂尖學府，並最終“落戶”伯克利，隨後執教至今。
卡德的研究集中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其研究興趣包括最低工資、教育回報、移民，以及不平等等。
在卡德所有的論文中，最有名的一篇可能是1994年和克魯格共同發表的《最低工資與就業》。眾所周知，最低工資是經濟學中爭議很大的一個政策問題。儘管公眾普遍認為，最低工資法是保障職工就業條件的一項法律，但很多經濟學家卻對此大有異議。例如，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就一直斥最低工資法為惡法，其邏輯也十分直接：當政府出臺了法律，保障了員工的最低工資時，企業僱傭員工的時候就會面臨更多的猶豫。這樣一來，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需求就會下降，而這會使得勞動力市場上的失業出現大幅度的增加。當然，無論是支援最低工資也好，反對最低工資也好，經濟學家的觀點也好，更多都是一種理論的推演，而實證的證據則相對缺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就在於，對一個政策進行評估就是比較難的事情。從理論上看，要考慮一個政策的影響，就要對有了政策，以及沒有政策的“反事實”狀態進行一個比較。但在政策已經實施了之後，“反事實”就已經不可見了，因此要進行類似的比較也就不可能。那麼，怎麼處理這個困境呢？一個思路就是所謂的“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這個方法的思路十分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具體來說，它假設在現實當中有兩組觀察物件：一組是接受了政策的控制組，而另一組則是沒有接受政策的對照組。在進行政策之前，兩個組在表現上有所差別，而在政策引入後，這種差別將會變化。從統計上看，這個差別的變化就是政策的效應。早在19世紀，公共衛生學家就把這個思路用來分析倫敦的霍亂問題。而卡德等人則借用了這個思路，對最低工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具體來說，卡德和克魯格選擇了最低工資法發生變化的加州快餐店作為控制組，而最低工資未發生變化的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佐治亞州、新墨西哥州以及達拉斯市作為對照組。透過構建工資與就業水平的倍差法模型的比較。他得到了兩個結論： ( 1 )該政策不僅提高了加州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還提高了該州原本工資超過最低工資工人收入； ( 2 ) 加州大部分的低工資人群的就業情況也沒有受到影響。這意味著，最低工資法並沒有像很多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降低工作人群的福利，而是有助於勞工福利提升的。
這一篇論文一經發表，就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種影響不僅是理論上的，更多是方法上的。在此之後，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利用這些方法對很多勞動經濟學問題進行了研究。在他們的推動下，包括“倍差法”在內的因果推斷方法開始登堂入室，成為了經濟學界的主流方法。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卡德的很多研究都是和艾倫·克魯格 一起完成的。遺憾的是，就在前幾年，克魯格已經因為自殺而身故。如果他還在，或許應該和卡德一起分享2021年的諾獎。
編輯 宋美璐 校對 賈寧
